徐馨荷，黄敦平

安徽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安徽 蚌埠 233030

0 引言

中国作为一个传统农业大国，农村人口约占50%，但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地理环境不同，农村经济基础薄弱，生产能力低，农村存在大量贫困人口.国家采取一系列惠农措施，全面促进农村经济快速发展，但我国的贫困形势依然严峻，国家统计局于2018年2月1日发布《2017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明显减少，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加快增长》数据指出，根据对分布在全国31个省的16万户家庭进行抽样调查，以国家农村贫困标准(人均纯收入3 000元)测算截止2017年末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仍有3 046万，贫困人口分布碎片化，致贫原因多样化，开发式扶贫的成效不断减弱，导致扶贫难度不断增大［1］.解决贫穷作为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指标，受到全国关注.2017年12月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把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放在农村，推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档升级，实现乡村振兴.基础设施的长期投入对减贫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对公路、教育、卫生等基础设施给予大量财政支持，截至目前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一定成效，但其质量与数量还不满足贫困地区的需求，因此基础设施对贫困地区经济增长与减少贫困仍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减贫过程中基础设施建设如何发挥作用，各因素影响作用大小是需要研究的重点问题.

关于基础设施建设与减贫效应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重点问题，归纳已有的相关文献，可以从直接和间接两方面分析基础设施的减贫效应.

间接效应是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地区经济增长有助于减缓区域贫困，间接影响贫困户收入水平.大部分文献从间接效果入手，林毅夫(2017)［2］提出经济增长主要建立在劳动率水平的提升，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除了依靠科技进步与产业升级，还可以通过完善的基础设施来实现.邓晓兰、鄢伟波(2018)［3］运用动态面板差分GMM研究发现农村基础设施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正的外部性.张学良(2012)［4］验证了交通基础设施有利于区域间要素流动，具有正的空间溢出效应，对本地区的经济增长起着积极作用.李亦兵、孙晓晴(2016)［5］认为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有利于提高劳动贡献率，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是逐渐增强.张勋、张睿(2017)［6］通过对农村水利研究发现，水利基础设施提高单位劳动和资本的边际产出，从而显著的带动经济增长.

基础设施建设带来贫困人口收入水平提高是直接效应.在直接效果方面，部分学者认为通过增加就业机会、降低生产成本等直接提高贫困者收入水平.如刘晓昀等(2003)［7］通过对贵州农户的数据研究发现贫困地区农民在基础设施建设中获得收益，增加农户收益.刘欢(2017)［8］通过分位数回归及显著性检验发现健康、教育等关于人力资本的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改善收入不平等情况.刘晓光等(2015)［9］研究表明基础设施水平的提高带动农业劳动力流动，从而增加农村居民实际收入.更重要的是农村收入较低人群从中获得更多收益，改善农村收入不平衡状态，基础设施建设起到包容性增长的作用［10］.而也有学者持有不同观点，唐娟莉(2017)［11］通过对基础设施与农民收入研究发现，教育、通讯对农业生产具有负面影响，减少农民收入，不存在规模经济效应促进农民增收.许春淑、闫殊(2017)［12］对全国教育财政支出分析得到义务教育财政投入强度加大会导致农村贫困进一步加深.虽然在基础设施建设对农村居民收入影响上存在分歧，但国内大部分学者都坚持基础设施建设对收入增加具有正面影响，只有少部分学者持有相反观点.

关于基础设施建设对减缓贫困带来影响，国内学者已有深入的研究，但面对减贫过程中不断出现的新问题，中国农村减贫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探讨.首先，在研究视角上，大多数文献仅着眼于一点，本文将同时比较多个基础设施对农村减贫效果及其差异.其次，本文采用农村基础设施存量指标，较为全面的研究基础设施的减贫效应.为农村减贫提供实证分析结果，也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更好地完成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

1 机理分析

农村基础设施对农村减贫的影响有待进一步研究，基础设施建设影响农村减贫的内在机理何在?长期以来，基础设施建设被认为是经济发展的先行条件.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配套设施不完善的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对农村发展更为重要，农村基础设施影响农村经济发展，通过经济增长的滴涓效应减轻农村贫困，增加农村福利，或者农户利用基础设施实现自身发展获得收入.由此，本文将从微观和宏观两个角度探究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与农村减贫的直接关系.

1.1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减贫效应的微观分析

农村基础设施减贫的微观效应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农村基础设施的改善可以降低农产品生产成本以及交易成本，从而使农户收入得到增加，明显从基础设施的建设中获得收益，同时对消费支出也有着积极作用，进一步打开农村消费市场［13］，而消费需求的变化也会促进生产率的提高，经济结构优化，促进经济增长［14］;其次，由于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属于劳动密集型，施工建设时提供大量工作岗位，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得到解决，获得非农业收入，而在多种基础设施的影响下，农村机械化水平得到提升，减少劳动力投入，剩余劳动力由农业部门转向非农业部门，收入水平显著增高，同时便利的交通、可靠的电力输送和完善的信息网络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可以延长农副产品的产业链条，直接在农村对农产品进行深加工，进而提供更多工作岗位，直接增加农民非农业收入;最后基础设施能够改善农民生活条件，提高身体素质和文化素质，促进农户劳动力知识技能的积累，进而增加农民的人力资本，人力资本对贫困减缓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15］.

1.2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减贫效应的宏观分析

首先是农村基础设施的要素流动，基础设施在农业生产中具有对生产要素合理组合和促进生产、销售各个环节互相畅接的功能，它组合所形成的生产条件比农民出资创造的条件更加经济.完善的基础设施实现要素的自由流动，是打破制约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在经济发展中所形成的共同相互协调的生产条件，保障了农业生产的顺利衔接［16］，农村基础设施相互衔接，突破了时间与空间对农业生产的制约作用，促进资源合理分配，节约农村生产成本;其次是农村基础设施的规模效应，规模效应是由影响生产力的各要素变动所引起经济效益的提高，使得投入与产出比率下降.随着基础设施投入的增加，生产同样产量的产品，要素投入数量下降，降低生产部门的平均生产成本，提高产品收益.曹文明等(2017)［17］指出中国农业基础设施存在规模效应，农业基础设施投入的边际产出大于1，换言之就是每增加一单位基础设施的财政投资将会获得高于一单位的收益.最后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乘数效应，投资乘数效应是指一笔初始资本进行投资会产生一系列的经济效应，从而使得国民收入发生成倍的增加或减少.农村基础设施投资不仅可以带动相关基础设施建设相关产业的发展，还会带动与其相关连的上下游产业链投资，加大贫困人口就业机会，获得更高收入.宗刚、夏可(2014)［18］指出基础设施投资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通过乘数效应直接促进经济发展.

2 计量分析

2.1 计量模型的构建

为实证研究农村基础设施对农村贫困减少的影响，根据前文机理分析和张奕弛(2018)［19］农村基础设施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模型，建立了农村基础设施与农村贫困的计量模型如下

其中，POV为贫困发生率，自变量包含两组:关键变量X为农村基础设施，包括农村道路基础设施(road)，农村能源供应基础设施(ele)，农田水利基础设施(irri)，教育基础设施edu)，信息网络基础设施(com)，科技基础设施(tech)，农村卫生环境基础设施(hosptial);控制变量为除农村基础设施外影响农村贫困发生率的影响因素，i表示省级截面单元，下标t为时间因素，ε为模型的随机扰动项，β为模型的估计参数.

2.2 变量指标的选取及其数据说明

2.2.1 被解释变量(POV)

贫困发生率表示的是贫困人口占据总人口的比重，可以反映地区贫困程度，其计算公式为

其中，POV表示贫困发生率，n1表示贫困人口，n表示总人口.

2.2.2 解释变量

将农村基础设施划分为7种，并选取相应代理指标.

(1)农村道路基础设施的指标是农村公路里程.参照陈玲、何亚男(2017)［20］的做法，农村公路里程=总公路里程-高速公路里程-一级公路里程-二级公路里程.

(2)农村能源供应基础设施的代理指标是农村用电量，包含生活用电及生产用电.电力是农村能源应用最普遍的能源，用电量增长快，说明该地区人员密集、各类生产业务繁忙.

(3)农村水利基础设施的代理指标是农村有效灌溉面积.该指数反映的是农田灌溉工程或设备已经配套，实际产生的灌溉效果.

(4)教育基础设施的代理指标选取的是农村平均受教育年限.参照单德朋(2012)［21］的做法，农村平均受教育年限计算公式为(文盲人数*0+小学文化程度人数*6+初中文化程度人数*9+高中文化程度人数*12+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人数*16)/总人数.

(5)信息网络基础设施的代理指标是农村每百人拥有计算机数量.这主要因为在信息化时代，互联网电脑的使用为农民带来丰富的信息资源，成为农民进一步致富的重要工具.

(6)科技基础设施的代理指标是农村科研经费投入.由于各省农业科研经费投入未对外公布，因此通过农业科研经费=农林渔牧财政投入/总财政投入*科研经费财政投入估算得到.

(7)农村卫生环境基础设施的代理指标选用的是村卫生室数量.村卫生室在农村三级卫生服务体系中处于基础地位，承担着为农民提供基本卫生服务的重任.

2.2.3 控制变量

(1)农业机械总动力.农业机械化在农业生产中担任重要角色，能够提高农业产量，减少劳动力投入，增加农民收入.(2)农业总收入选择农林牧渔总收入为代理指标.农林牧渔收入与农民生活密切相关，其收入的增加说明农民收入得到一定程度增加，生活水平提高.将两个指标纳入模型作为控制变量.

2.2.4 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本文的研究样本是2010年～2016年中国30个省共计210个农业基础设施的面板数据(由于数据的可得性，不考虑西藏自治区)，对除信息网络基础设施、科技基础设施、教育基础设施外的各项数据取对数，取对数之后不会改变数据的性质和相关关系，数据更加平稳，也消弱了模型的共线性、异方差性.各指标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所有数据来源于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和《中国贫困监测报告》.

表1 变量的基本统计量(2010～2016)Tab.1 Basic statistics of variables(2010 ～2016)

2.3 计量检验及结果分析

在STATA 11中处理数据并进行实证研究，本文采用静态面板进行模型处理，运用Hausman检验判断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Hausman检验的概率均小于0.05，表明模型使用固定效应拟合度相对较好，模型(1)～模型(7)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

模型(1)～模型(4)分别引入重要解释变量，模型(5)、模型(6)是添加影响农村减贫的控制变量，分别为农村机械总动力、农林渔牧总产值.相比较而言，模型(5)中没有改变解释变量系数，显著性水平得到提高.所以模型(5)的估计结果更加准确，具体分析如下:

1.农村道路与农村信息网络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且系数为负，说明这两个指标对农村贫困减少有明显的促进作用.首先交通基础设施作为社会公共产品具有外部性与空间溢出效应，一方面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水泥混凝土、钢筋等材料的需求，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建设施工需要工人，吸纳农村贫困无技能劳动力就业，实现收入增加.同时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降低交易成本，影响企业区位选择，有助于产业集聚，产生大量工作岗位，提高贫困人口收入.另一方面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的影响不仅仅限于基础设施建设区域，对邻近地区经济发展也起着促进作用，将各区域的经济活动连成一个整体，促进分工，提高生产力，促进经济增长，减少贫困［22］.其次，从减少农村贫困角度看，农村信息网络的减贫作用最大，增加1单位的农村信息网络投入，农村贫困发生率可以减少7.763.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农村信息网络可为农业服务、生产、销售等各阶段的经营管理决策者提供强大的技术手段和高效、畅通、丰富的信息渠道，将农业各阶段经营管理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为农户创造更多收益.

2.农村机械总动力系数为负，通过5%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农村机械推动经济发展，收入增加的作用较为明显.农业机械大幅提高劳动生产率，也就是单位时间内能够制造更多的产品，每个劳动力的投入能够创造更高的产值，而且可以将劳动者从常规的手工劳动中解脱出来，农业劳动者离开农业机会成本降低，得到较高非农收入，实现脱贫.

表2 静态面板模型的计量分析Tab.2 Econometric analysis of static panel model

3.农村平均受教育年限、农村用电量系数为负，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其对农村贫困减少的也具有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教育是实现可持续减贫的重要因素，是人力资本提升的主要方式.教育主要通过两个途径对减贫产生积极影响，一方面教育提升贫困者的知识水平，掌握新技能，改变原有生产方式，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促进收入增加，同时随着知识水平的提升，贫困者可以转向非农业部门就业，得到更高收入，实现减贫［23］;另一方面教育使得贫困者智力水平得到提升，对于贫困隔代传递具有阻隔作用［24］，从而才是农村贫困人口彻底摆脱贫困、有效预防返贫的根本方法［25］.农村电网是农村重要的基础设施，对促进农业农村发展、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国农村电网建设为农村居民用电提供了可靠性，农田电力基础设施影响化肥、水利灌溉资源等产出直接投入要素，间接影响农业生产效率与生产成本，充足的农业用电能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更好地保障农业产量持续稳定的增长以及农村贫困人口收入的增加.

4.农田有效灌溉面积、农村卫生环境基础设施对农村减贫的影响不显著，与预期不符.在农田有效灌溉面积不能有效促进农业生产方面，一些学者研究也得出相似结论［26～28］.学者认为其原因在于:一是“十二五”“十三五”期间，我国农田水利基础设施持续加强，大型水利设施逐步完善，而中小型水利设施没有得到有效管理，部分水利设施逐渐被弃用，使农田灌溉设施的使用效率大打折扣.二是农业灌溉方式落后，较为先进的灌溉技术如滴灌、湿灌的方式未投入使用，精准灌溉无法实现，大量浪费有限的水资源，进而影响农业生产，减少农民收入.农村卫生环境对农村减贫的影响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建立医疗机构并不能有效改善农村居民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只有相应的医生技术、配套医疗设施都得到改善，才能真正对农民有正向影响［29］.随着对卫生环境要求的进一步加强，卫生环境不仅包括身体健康，还注重与农村人居环境密切相关的农村垃圾污水、卫生厕所、村容村貌治理体系，而这些指标与村卫生室个数可能存在替代关系.

5.农村科研经费投入系数为正，表明增加农村科研经费投入将提高农村贫困程度，这与经验研究不符，究其原因可能有两点:一是农村科研经费投入使用，但科技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需要中间转化过程，对当期经济增长、贫困减少作用较小.二是科研经费在推广科技成果时没有发挥作用，虽然农村科研取得一定成效，但农业科技转化率不高，许多科研成果没有及时转化为生产力，不能有效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由此可见，农村科研经费不合理使用将不利于农村贫困减少.

2.4 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回归结果的稳健性，通过改变卫生环境基础设施的代理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本文参考熊兴等人(2018)［30］的做法，用每千人拥有的卫生人员数量作为卫生环境基础设施的代理变量，稳健性回归结果如模型(7)所示，结果表明其没有改变卫生基础设施的显著性水平，弹性系数从2.217增大到0.747，即卫生人员数量对贫困减少的影响幅度更大.同时这一变化几乎没有改变其他变量的系数、显著性水平及模型的有效性，主要影响因素仍具有显著为负的影响.这说明本文的实证结果并不取决于某一特定变量，替换变量指标不改变估计结果，回归结果是稳健可靠的.

3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从贫困减少的背景入手，探讨了农村基础设施与农村贫困减少之间的关系与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基于全国2010年～2016年30省、直辖市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对农村贫困减少的影响，研究表明:(1)道路、信息网络、平均教育年限、电力对农村减贫都有着正面作用且对农村贫困减少作用显著，而农村水利、卫生环境对农村减贫没有显著作用，农村科技对农村减贫具有显著负面作用.(2)减贫效应的其他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农村机械总动力的提高会有效减少贫困，农业机械化将成为减少农村贫困的重要路径.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1)建立健全多元化农村信息化基础设施投入机制.由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是一项带有公益性的系统工程，经费投入大，因此需要建立以政府投入为引导，多渠道筹集资金的多元投入体系，才能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2)对直接影响农业生产活动的要素，如:道路、电力、信息网络、农村水利、农村机械动力等要素需保证其建设力度加强，其次健全管护机制，落实管护责任，巩固工程建设成果，确保工程长期发挥效益.(3)对教育、卫生环境等对农村生活有影响的因素要时间积累才能具有促进作用，因此需提前规划与建设，充分发挥教育、卫生环境建设潜能，加大对减贫效应的促进作用.(4)完善农村科技体系，对农业科研资金加强管理，持续增加对农业科技的投入，同时提高农业科研成果推广费用在科研资金中的比例，农业科研成果转化率提高，增强科技为农民服务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