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铭扬，谢正阳，缪 律，严 鑫

随着国民经济总产值“爆炸式”增长，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青少年体质健康状况却不容乐观。青少年肥胖现象严重，心血管机能下降，力量素质、耐力素质、速度素质持续降低，近视率全球第一，严峻的形势对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将造成极大负面影响。我国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已步入“攻坚期”，需要有“跳出浙江发展浙江”[1]的改革思维，即跳出通过体质健康促进来推动体质提升的传统思维方式。单一的行政化、市场化体质健康促进方式很容易诱发“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反而不利于促进工作的开展。青少年体质健康问题不单是生物学体质问题，而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相互作用的综合性问题。20世纪90年代，社会治理理论逐渐兴起，侧重从现存制度视角剖析人类与社会生态环境间的动态变化。从十八大到十八届三中全会，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体现出社会变革的思路。与此同时，国家顶层设计对创新社会治理提出了4个治理的“基本原则”，即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和源头治理。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是一个复杂多样的生态系统，运用社会治理的理论方法指导其摆脱困境，也是社会转型到一定阶段的历史必然。本研究将借助社会治理理论，通过我国体质健康标准的历史溯源，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构建符合新时代要求的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的社会治理路径，以期推动我国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工作不断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