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吉尼亚·伍尔夫在谈到简·奥斯汀的小说《傲慢与偏见》时认为，对于一个优秀的女作家而言，能够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现出不怨恨，不哀诉、不恐惧、不愤怒、不说教，是难能可贵的。诚然，伍尔夫的这番话是有其时代背景的，但我以为对于当下的女性写作来说，同样适用。虽然我始终不觉得作家的性别是决定一部作品的决定因素，不过如果完全抛却作家的性别身份背景似乎也不现实。在《金焕荣》这篇小说里，刘晓珍表现出的冷静与从容令我惊讶，当代女性作家相比男性作家而言，显然更习惯甚至依赖于感性的渲染，还有就是对于琐碎细节不厌其烦的铺陈，往往因缺乏节制而过犹不及。但刘晓珍不是这样，她更像是在驾驭一部编程缜密的机器，显得老道且笃实。说实话，这种“从容笔调”的根源，恰在于刘晓珍于叙述情节之外，还花费了心思，用小说来构架一种与我们习以为常的风俗化审美境界相符的阅读习惯，从而进入一种对于当代世俗与“官俗”的审视与描绘。

事实上我并不太想把《金焕荣》当作官场小说抑或简单的反腐小说来看待。刘晓珍笔下的金焕荣，也包括与主人公金焕荣相关并衍生而出的小说里的各色人物，他们绝不是单纯的清官抑或贪官的通俗样貌。在《金焕荣》中我们看不到所谓官场类型小说中那种殊死的较量，倒更像是一个个普通人在为自己的生活目标而努力，只是这努力貌似司空见惯，却又是被打上“引号”的，虽然他们看上去就生活在我们周遭。作者通过这些机关中的官场人物貌似习以为常的灰色生活，揭示出了官本位文化所造成的人性异化。需要说明的是，作者并没有铺张扬厉地挥舞起道德的板斧来“横切竖剁”，她只是不疾不徐地叙述，随着故事的内核被一点点地剥开，以及小说中人物内心的波动所产生的张力，读者却早已心领神会。

《金焕荣》的小说脉络是比较清晰的，结构亦并不复杂，但却环环相扣，层层递进，许多起承转合虽只是蜻蜓点水般一笔带过，却也并不违和。小说里更多充盈的是人的情绪、心境、联想、感知、意识等等。以主人公金焕荣为例，他貌似有选择的自由，实则其可选择的也无非是我们所能想到的那几样，现实的合理性与困惑性对升斗小民与所谓局级领导具有同样的框定作用。刘晓珍以明察秋毫的敏锐眼光、热切并敢于直逼残酷生活的表达路径，呈现了金焕荣背后所潜藏的种种社会痼疾，同时也用质朴的文字直击了机关生态的怪相，尤其是金焕荣所代表的这个时代中貌似风光无限的个体生命的悲剧性内核。

小说以“清理福利房”展开故事，但并不以描述官场日常生活状态为满足，而是敏锐地捕捉到当下基层社会的热点事件或事件的内在敏感点，并以这类事件的官场反映为基础，来建构故事情节的基本框架。金焕荣在“清房”工作中表现得驾轻就熟，尤其体现在对待老领导的“清房”问题上，他的“领导智慧”表现得淋漓尽致。岳父的去世原本对他的气势是一种“消减”，却被他演绎成另一个“表演场”和验证自己人脉的机会——“科委的老干部处处长给主持的葬礼告别仪式，他的悼词里，岳父是个将自己一生奉献给社会的老革命，无私，敬业，宽容，退休后不仅没利用自己的影响做一些不好的事，还教育子女要遵纪守法，是位值得尊敬的好领导，好父亲，好丈夫。金焕荣脸上是悲恸的表情，心里暗暗发笑。”最后这句话写得“狠”。金焕荣的发笑是对老干部处处长发言的不屑，更是对权力所呈现的极端荒诞性的某种反讽，带有很强的批判色彩，而这种批判无疑具有更深广的思想底蕴和更坚实的价值力量。

在具体情节的展开层面，小说淡化了对热点事件本身是非曲直的关注，而将尖锐沉重的社会问题，以机关官场约定俗成和常规出牌的“工作程序”，进而通过对人物心态的揭示，一层一层递进，着力展现出了种种工作处理行为背后的规则与逻辑，一种通过机关习性来凸显官场中人机械生硬之病相的创作动机，便由此呈示出来。

事实上金焕荣的人生轨迹也是诸多现实机关中人的真实写照，他起步于微末，司机，秘书，再成为领导的姑爷，这些經历，其间固然有命运的加持眷顾，也是对其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回馈。随着职务的攀升，人缘越来越广，天地越来越宽，仕途越来越顺。小说里多次提到“官场有毒”，可这个毒何尝不是吗啡样的东西，明知道上瘾且副作用巨大，却又趋之若鹜，这其中就包括了主人公金焕荣。官场本身貌似一种缺乏深厚审美意味和人文底蕴的生存形态，因而不具有深厚的审美潜能。而实际上，也难说这又不会是一种病态的审美。比如金焕荣，物质的极大丰裕却无法遮蔽其精神情感的日趋萎靡颓丧，当下生活以多元芜杂的物质化和功利主义裹挟着个体盲目向前，但这种向前往往却是异化的，就比如金焕荣以及金焕荣们。“官场、情场”是金焕荣们的主战场，这里的审美境界总体上是处于世俗性日常经验传达的层面上的，虽然中国传统文化中“官运亨通”“升官发财”“三妻四妾”之类的思想意识，即使在当下依然具有相当的魅惑力与有效性，但这些似乎也无法令金焕荣们感到真正的满足。在小说中，公开的妻子（张欢）和隐蔽的情人（李美）所形成的人物关系，虽然是一种相对稳定的关系，但可以想见，倘若官场失意这种关系立马万事皆休。而只要权势在手则金钱、美女、别人的巴结样样都会送货上门，这些令金焕荣们既骨子里骄横跋扈，又深陷于惶惑与犹疑之中。“李美欣赏地看着穿起衣服更显成熟稳重男子魅力的他，暗忖要是跟这种人长期在一起生活会是什么样。‘孩子要中考，我不想影响他情绪。金焕荣临出门时体贴地和她解释。李美虽然心里百般不愿意他这时候离开自己，但不会表露出来，理解地把白皙丰腴的胳膊伸出被子和他摆摆，又把手背贴在唇上飞了个吻。”在这里，李美的心中不能说一点儿没有金焕荣，但毋庸讳言，更多还是源于对方权力的魔掌给她所带来的移情。而对于这种情感，金焕荣们心里其实是明白的，只是他们不愿去想更不愿去深究罢了。

当下，即使不算上网络，传统纸媒以其海量的文学作品彰显着汉语写作极其繁荣的现场样态，但海量作品在形式多元化的同时无疑也表现出对于生活本质真实同质化的认知倾向。这种同质化并非是指文学观念和写作技巧的趋同，而是作家观察和摹写社会的视角和方式趋于个体性特征的单一视角。原本处于大变动社会转型期“质变”的复杂性被个人化经验的同质表达所过滤，从而让文学世界所呈现的社会经验趋于单一、平面和简陋。刘晓珍能够从个体生命价值在畸形的生存环境中能否充分实现的角度，来审视官场中人的世俗命运，并通过对他们的生存困境、精神难题和心理苦闷的描述，以女性特有的细腻对这种处境从生命终极意义角度的思辨，艺术地结合在一起，无疑是难能可贵的。

我以为优秀的作家和作品，往往能超越类型与视角的局限，兼顾各方面的审美开掘，并将其有机地融合在一起。《金焕荣》无疑是比较好的一篇小说，金焕荣们深植于欲望化和物质主义的生存现状中却浑然不觉，往往因为一次现实欲望的受阻或者触礁，就会引起多米诺骨牌样的连锁反应。而面对大厦将倾，金焕荣却丝毫没有忏悔和救赎，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如何利用现有资源才能挽大厦于即倒。

“在他的讲述中，岳父是位慈父，为家庭殚精竭虑，清正廉洁，把挣的每一分钱都拿回来养家;虽然身居高位，对常年有病的妻子却不离不弃，告诫子女亲戚不要利用他的影响在社会上活动，为自己谋私利。即便对唯一的外孙也严格要求，不娇不宠，最后的遗嘱都是把他培养成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虽然人不在了，但他却永远活在我们每一名家庭成员心中。他对自己的提携扶持他只字未提，那是他心里永远的痛，他打算把这些恩怨永远封存在记忆深处。”不知为什么，看到这里，总令我想起《漂亮朋友》，想起莫泊桑笔下的那些靠女人求上位而后又把女人像破抹布一样抛弃的男人，但拉斯蒂涅们却还有丰沛的爱的能力，可金焕荣们已经找不到爱在何方了。

小说中的金焕荣无疑是缺失“爱的能力”的人。正如同小说所写：“‘失去爱的能力，他又想到李美对自己的评价，仔细琢磨很有道理，然而爱又是什么？一个正当年的男人，爱不爱的有多重要？能把‘爱放在首位么？如果自己啥也不是，又有哪个条件不错的女人会爱自己？”对于金焕荣们而言，“爱无力”实则是对自身价值判断的迷惘与不确定。因为他们与异性间所谓的爱只是建立在虚妄与利益基础上，没有了权力与金钱的加持，哪来的爱？这其实也是小说要提醒我们的，权力与物化所滋生的爱与我们内在精神世界里爱的固有含义之间的距离，需要靠什么来填补。

作者简介：狄青，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天津市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先后就读于鲁迅文学院全国中青年作家高研班、中国文联全国中青年文学评论家高研班，发表各类作品400余万字，出版文学评论专著《卡尔维诺年代》《与文学有关的一些话》等十部，小说曾获得《长江文艺》小说双年奖、《佛山文艺》小说奖、《文学自由谈》创刊三十周年重要作者奖等，曾获得天津市“德艺双馨”艺术家称号，2014年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文化部、中国文联、中国作协联合授予“全国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创作优秀个人”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