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艺涵

“我们必须重新审视现代性本身的特征”[1]2，吉登斯（A.Giddens）认为我们正在进入一个高度现代性的社会之中，而不是所谓的后现代性社会。吉登斯在其现代性思想的构想中，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反身性（reflexivity），并认为现代性社会的关键词就是反身性。所谓反身性，可以简单理解为相互决定性。本文基于现代性反身性概念，反思科学传播过程中科学与社会的互动，重新认识科学在现代社会中扮演的角色，以及科学传播与公众信任的关系。

1 现代社会中的科学信任

吉登斯现代性反身性思想指出，某种意义上现代社会可以说是一个风险社会。那么这种社会性质的转变是否也可能伴随着一种科学的社会角色的转变？基于该理论重新认识现代社会与科学的关系，科学的重要性越来越突显。

1.1 现代社会是风险社会

如今，科学发展迅速，主导着社会的发展。科学反身性作用于现代社会，社会风险因此发生了巨大变化。前现代社会风险以自然风险为主，大多是地域性的，在时空上具体且可见，人们应对风险相对容易且有效。随着人们进入技术主导社会，时空伸延、脱域与反身性等现代性动力机制作用下，现代性风险大多以人为、技术性为主。社会风险也日益分散，变得难以掌握，一切都充斥着不确定性。更重要的是，当今社会风险更多的是面向未来的，其威胁并不像前现代那样很快就能表现出来。这意味着，现代风险越来越远离人们的知觉，它似乎是“隐形”且不可见的。用吉登斯的话来说，当今社会的显著特征是“人为的不确定性”。现代社会被认为是一个风险社会。

1.2 现代风险社会中的科学角色

基于反身性思想中的相互决定作用，科学受现代社会风险的变化影响，开始在现代社会中扮演一个独特的角色。吉登斯指出，“现代性这种反事实的、面向未来的特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属于抽象体系——其本身的特性中渗透了业已确立的专业知识的可信任性——中的信任建构而成的。”[1]73面对现代风险社会，人们依赖科学以获得安全感。前现代社会中，自然和人为风险大以地域性为主，有规律可循，当地人更多依靠经验而非科学解决。科学的存在对当时的环境来说不是特殊和必要的。但现代风险的不确定性以及其难以识别的特性，使得人们在面对风险时通常无从下手。此时，科学的作用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人们认识风险、解决风险都不得不更多地依靠科学界提供的关于风险的知识与意见。人们开始相信科学能够帮助他们认识与解决问题，并从科学那里获得一种本体论的安全感，缓解他们对不确定的未来以及无处不在的风险的恐惧心理。

现代社会中，科学不仅是发现和传播现代风险的关键，更是一个提供安全感的机构。科学在认识、规避和缓建风险上起着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作用。科学也因此获得公众的高度认可与信任，获得社会权威地位。

1.3 小结：现代社会中科学信任有其重要性和必要性

受反身性作用，科学的社会角色发生了转变，在现代风险社会中已成为一个提供安全感的机构。一旦科学失去社会公众的信任，某种意义上代表着社会公众获得安全感的场所的失去，公众会陷入恐慌之中。“就现代性嵌入我们生活中的安全与危险的平衡而言，再也没有什么‘他人’存在了：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置身事外。”[1]131现代风险社会的这种“他人的终结”的特性，也表明科学不能失去公众的信任。“他人的终结”意味着每一个人都被卷入现代风险社会之中，没有一个人能拥有选择的权利。每一个人都不得不面对这个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的社会，也不得不在科学上寻找一种安全感。总之，人们要在现代风险社会得以生存，必然不能抛弃对科学的信任。

2 现代社会中科学传播对科学信任的消极影响

一般意义上科学具有一定的社会权威性，但在社会公众心中科学并不是完全值得信赖的。实际上公众对待科学更多的表现出一种矛盾的心理。公众信任且认同科学，相信科学能够解决问题，向科学寻求安全感。但现实生活中科学负效的持续影响导致公众对科学的怀疑始终存在，并且越来越强烈。

为了巩固公众科学信任，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科学传播——得以出现。科学传播作为交叉学科，通过一定的渠道和手段，向公众科普科学，提升公众科学素养以促进公众理解科学，从而促进科学获得公众信任。科学传播是指从科学产出到公众接收科学的整个过程。吉登斯现代性思想表明，科学传播期间，各种反身性无时无刻不在作用着。那么，这种反身性作用可能会对公众信任科学产生消极影响吗？很显然，负面影响的产生是不可避免的。

2.1 科学反身性

传统认识论赋予科学以理性，认为自然是先验的，科学研究是发现自然唯一真理的过程，科学活动独立于其他社会活动。科学能够正确地揭示自然与社会，在解决自然与社会应该是什么样的问题上具有其独特的、不容置疑的作用。但是，科学真的都是“真理”吗？以吉登斯的现代性重新考察科学，它强调科学内在的反身性，从科学内部开启一条去神秘化的道路，并主张从历史主义的角度重新认识科学。科学内在的反身性意味着任何科学都不可能是传统意义上的“真”，颠覆了科学“恒真”的认识论。科学不具备“恒真”性，那么科学活动也不再具有其独特性，科学不再是一种比其他社会活动更为合理的活动。这种新的认识论意在指出，科学生产活动本身就不具有社会权威性，这为公众质疑科学的主张提供了可能性。

2.2 主体反身性

主体异质性意味着科学传播过程中存在着不同主体的反身性作用，包括生产主体反身性、传播主体反身性以及认知主体反身性。

1）生产主体反身性。科学界内部成员作为生产主体，反身性作用于科学知识的生产。“没有任何一种专家系统能够称为全能的专家”[1]110，科学是针对科学共同体成员的。不同的科学专家群体面对同一个问题，受其背景知识的反身性作用，有着不同的看待事物的方式以及不同的判断。此外，共同体内部的科学专家也会被划分为不同阵营，他们可能会受到政府压力、公众舆论和资金投入等来自科学界外的多方位的反身性作用，从而考虑对某种科学知识提供支持与辩护。总之，科学知识不是简单的对与错，它有其特定的坏境和理解。针对某些科学知识与结论，科学界内部远不能做到意见统一，甚至还会出现彼此矛盾的现象。对于领域外的社会公众来说，他们需要的是明确的科学结论，是科学界对科学结论简单的正误判断，而科学界不仅不能给出，还会因私人原因对科学的特定环境作模糊化和泛化处理。科学传播伊始，科学界内部博弈，传递出一种科学知识本身就具有争议性的信号。简而言之，科学自生产起就不具有权威性，那么公众自然无法对科学作出无条件的信任。

2）传播主体反身性。科学的强专业隔离导致大部分社会公众很难直接理解科学，因此科学通常不直接与社会公众对话。科学从科学界内部到达社会公众，往往会有传播主体介入将科学成果转换为公众能理解的科学知识。现代社会参与转换知识的传播主体不仅仅包括科学专家，往往还有媒体、组织以及政府等。由于传播主体反身性作用的发生，这种转换过程不能简单被看作是被动和中立的，传播主体在传播过程中重新建构科学，他们毫无疑问也是科学知识的参与者和创造者之一。他们传播的科学知识早已不是最初的那个科学知识。这样一来，即使科学知识在界内达成一致，一旦它们离开科学界并向社会传播时，原本封闭的科学知识脱域，在反身性的作用下被传播主体重新解释。科学在转换过程中被解构和重构。转换过程看似能加强公众对科学的认识和理解，但这种将科学知识重新开放的过程中，传播主体可能基于自己的背景、理解、情绪和目的参与科学重构，将他们特定的科学知识强加于社会公众。这给科学传播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从而对科学权威与公众信任造成一定的冲击。

3）认知主体反身性。传播主体将科学知识传播给社会公众，社会公众作为认知主体认识科学。认知中的科学完全或很大程度上不是由简单事实构成，而是认识主体、科学知识和世界客体等各种关系的反身性作用下的产物。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使用“领会”一词来描绘主体的认知活动，而“领会总是带有情绪的领会”[2]166。主体不是被动的接收科学，而是在“先行具有、先行视见和先行掌握”[2]177中主观形塑科学。也就是说，受主体信念、经验和偏见等反身性作用，认知主体在面对传播的科学信息上是有选择性的过滤与接收，还会对接收到的科学信息产生主观的理解，这种主观理解往往不是正确的理解。简而言之，反身性作用下，科学在认知主体的认知行为中发生了变化，如果是负面的变化，那么必然会影响到认知主体对科学的态度，导致认知主体对科学产生误会、不信任和拒绝等一些原本不必要的负面连锁反应。不仅如此，对于认知主体来说，对某科学的负面印象一旦产生，更难以消除和扭转，这时候不仅需要在科学传播上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过于强硬的正面科学信息输出还会有激化公众与科学之间矛盾的可能，科学传播反而给科学信任的建立增加了难度。

2.3 小结：反身性给科学传播中科学信任的建立带来负作用

现代社会反身性作用无处不在，科学传播自然也不可能避开。综上所述，科学内部的反身性作用、生产主体的反身性作用、传播主体的反身性作用以及认知主体的反身性作用彼此交织与碰撞，科学传播对科学信任建立带来的效果远不如预期，甚至可能带来相反的结果，即加速社会公众从对信任科学到不信任科学的转变。

3 总结与展望：科学传播转向情境叙事

综上所述，基于吉登斯现代性，现代社会作为一个风险社会具有不确定的特性，因此产生一定的科学依赖性。科学为生存在风险社会环境中的现代人提供本体论意义上的安全感，科学获得公众信任能够避免社会陷入风险恐慌，科学信任有其存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科学并没有得到社会公众的无条件信任，科学传播作为新兴领域致力于进行传播方式与渠道研究促进科学信任。然而现代性社会反身性作用无处不在，科学内部反身性作用意味着科学生产活动本身不具有权威性，生产主体反身性、传播主体反身性和认知主体反身性综合作用于科学传播过程，导致社会公众对科学产生负面印象。

这样看来，主体的过多参与科学传播似乎是公众科学信任消极影响的主导。那么为了保证科学地位，其他主体应该退出参与吗？很显然并不是这样的。现代性也指出了，科学本身就是一门不确定的学科。而对于是否参与科学，公众并没有选择的权力，所有人都被动地卷入科学形成。这种情况下，减少主体参与反而会将科学推往社会公众的对立面，公众甚至会因无法理解科学与科学家行为而产生恐惧和拒绝行为，更加不利于公众本体论安全的构建。事实上，要想减少这种消极影响，可以着重于对传播中的叙事过程进行改善，即任何主体在传播科学时避免“宏大叙事”，尽可能地尊重原本的科学以还原科学原貌。也就是说，科学传播未来可能会走向一种情境叙事。具体而言，传播科学不是直接输出科学成果和结论，而是把科学放回原本的情境中进行叙述与输出，科学原本的情境包括科学家的研究目的与思考、科学实验的具体实现、实验期间的失败与修正、科学结论的适用情境等。

科学传播学者鲍曼(D.Bowman)基于此还提出一种新型科学传播方式,“通过与电台和剧院的合作来建立信任关系”[3]。科学家直接参与广播、戏剧对科学的改编，避免科学过程因受到改编而出现偏离。科学和广播、戏剧的结合可以再现科学最完整的叙事语境，公众观看并对科学进行情境体验和正确理解。同时广播和戏剧的科学传播方式作为一种新颖和引人入胜的方式可以吸引多元化的观众，增加了科学交流的趣味性，从而扩大科学传播覆盖面。原本枯燥、复杂的科学以情感型语言的表达方式被传达给公众，通过引发共鸣培养公众对专业科学的兴趣和持续关注。节目结束后还可以召开互动会议，促进各主体间及时的信息分享，从而纠正和巩固公众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