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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播技术发展看科学传播主体角色变迁

2021-01-21李晨瑜

科技传播 2020年24期
关键词:共同体主体科学

李晨瑜

科学传播自21世纪初在中国正式提出,发展至今已有20载。技术的升级不仅仅推动科学向前发展,对科学传播的实践主体也有参与数量、涵盖范围和职责角色方面的影响。如今科学技术同生产生活的渗透愈发深厚细密,在实体性的组织机构和参与个体之外,一个可联通万物的中央数据库正在发展壮大。抓住技术变革脉络下主体所处传播链条及传播网络的位置变迁,以清晰定位5G和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中科学传播主体的责任。

1 科学传播概念梳理

20世纪30年代,英国学者贝尔纳首次在《科学的社会功能》一书中提出“scientific communication”。贝尔纳虽只在一章里讨论了科学传播,但提出科学知识的出版编辑、传播对象和通过教育等方式使公众得以接近科学这些科学传播基础性的研究问题[1]。

目前,学界业界对科学传播的统一概念认定还有分歧。国内学者刘华杰、吴国盛在2000年先后提出“科学传播”的概念,并就“科学普及”“科学传播”这两个名词的异同进行了批判和反思。在“科学传播”概念的认定上,有以下几个典型。

学者刘华杰认为科学传播是“一定社会条件下,科技内容及其元层次分析和探讨在社会各主要行为主体(如科学共同体、媒体、公众、政府、公司及非政府组织)之间双向交流的复杂过程,它指除了科技知识生产之外与科技信息的交流、传达和评价有关的所有过程”[2]。这一概念有意摆脱当时传播方向单向性的现实束缚,加入了多主体,并强调主体间双向沟通交流。但此定义将科技生产排除在科学传播之外,忽视了科学传播的过程也包含将实验室中按照流程控制生产的知识,通过技术标准化的方式加以改造,从而适用于更广泛的地方性情境当中的部分。

学者翟杰全对科学传播下的定义是:“科学传播是指科技知识信息通过跨越时空的扩散而使不同个体间实现知识共享的过程。”这一定义关注将科学知识从科学家的“私有物”转化为社会的“共享品”这一过程,更接近科学普及。

还有一概念,根植于“德先生”和“赛先生”被转译引进中国时的社会状况和译者希冀。其被界定为:“在传统科普的基础上,强调科学共同体和公众之间‘平等’与‘互动’,强调科学精神的弘扬和民主理念的启蒙。”[3]这一定义在科学知识以外,将精神和理念加入进来,并强调公众的平等参与,将科学传播的应有之意表达出来,但因概念中含有“传统科普”“启蒙”等抽象名词,不适合推广使用。

综合以上概念,可以得出科学传播具备两点基本共性:多主体参与和主体双向交流互动,这些特点无不表明主体角色和主体素质在科学传播中的重要性。

2 科学传播模型

公民理解科学运动是西方科学传播研究和实践的重要节点。英国学者杜兰特提出的“缺失模型”是这场运动早期写照。因该模型内在逻辑是科学绝对正确,在上个世纪末科学给生产生活带来一系列问题后遭到民众的排斥和反感,其后杜兰特又提出“民主模型”,呼吁科学共同体的平视和公众的参与,将科学传播从单向传递转向对话。

英国兰卡斯特大学科学研究中心负责人莱恩·温提出“内省模型”,呼吁对科学祛魅,民众对科学知识“再地方化”的实践使得科学共同体也应当接受公众的批判。卡龙提出“混合性论坛模型”,该模型以论坛做比,强调传播主体间对话磋商,使得专家知识同公众的信息得以交替互换[4]。西方学者提出的模型,是其在较早完成两次工业革命的现实条件下,数学、物理学等基础知识取得重大突破的实践总结,也是其公民意识浮现,对媒体、科学共同体产生质疑,要求对话和协商的实际需要。

国内学者在对西方研究总结的基础上,根据我国实际将科学传播划分为传统科普、公众理解科学、有反思的科学传播三个阶段,并一一对应为中心广场模型、缺失模型、民主模型。同时还提出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缺失模型正向民主对话模型转换[5]。从现实状况参照度来说,这些模型提出的时间比较久远,虽有一定的预见性和指导性,但对当下技术深度变革、民众全时全域参与传播的现状解释力还有待验证。

总结以上模型,虽然对政府、媒体、公众和其他主体在科学传播链条中处于何种位置有所分析,但从技术变革的角度来看科学传播主体角色变迁的探讨还较少。更重要的是,当传播由链条进化为网络时,紧密嵌套、深度裹挟其中的主体也需要扩充对其角色的认知。

3 中国科学传播主体不同阶段角色的变迁

3.1 接入互联网前中国科学传播状况

万维网出现前,人类的传播媒介沿着口语——文字——印刷——电子的补偿过程前进着,这些技术同当时社会的整体生产力状况相适应,也反过来影响着个体、群体交流的广度与深度,进而影响社会的发展状况。中国一直到清朝晚期,都是一个稳固的农业国家。这一性质,一方面表明社会有着深厚的阶级划分,统治阶级和受其统治的广大民众掌握的知识和资源严重不均衡;另一方面,国家到个人都以农业为国库收入和个人生计的依托,技术的发展就必然以生产实践为导向。再加上这一社会运行体制过于稳定,使得掌握知识的贵族阶层,也没有将丰富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的需求和动力。从天文学、数学、医学这些科目来看,中国古代有精深的理解和影响久远的著述,但并未在民间传播。应当说,中国古代不存在科普,更不存在科学传播。

“科学”和“传播”都是近代转译到中国的词,较为完善和先进的科学技术、科研器材、科研方法和科学家组织等概念和科学研究体系也相伴而来。但基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状况和社会性质,科学传播缺乏土壤。有学者分析国内第一本图文并重的科普刊物《科学画报》,总结了其在1933到1949年之间与大众接触不足的现实状况:1)定价超过目标读者的经济承受能力;2)民众识读能力薄弱,到新中国建立时文盲占八成;3)画报内容不满足工农的阅读兴趣,与实际生产生活割裂。可见,彼时科学传播的主体出现了政府、科学共同体、媒体,民众虽然是其规划中要连接的一员,但实际效果并未达到,科学是属于专业共同体内部的事务。

新中国成立后,科协、科普广播、科普电视、科普报纸相继出现,这一时期的科学传播不仅仅是中心广播模型式的宣传,工农面临的现实问题受到关注,并将他们的实践经验纳入编辑报道,比如《科学画报》上《烂水田的来龙去脉》《怎样制得比较大的结晶》等发表文章[6]。工农虽然不是媒体的直接所有人,但他们以实践主体的身份学习、使用甚至发展科学。这一时期的主体是政府主导下的科学共同体、媒体与人民的联结和有机反馈。

改革开放前,新中国社会科学传播的主体不包含商业机构,后来在市场化的竞争中,商业机构作为新的主体加入其中。同时,国内发展的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上,这对科学传播的发展既有使科学产业化的益处,另外也存在人民实践的主体地位被忽略的现象。

3.2 从Web1.0到Web3.0的科学传播主体发展

中国1994年接入互联网,早期的网络代际发展可简述为Web1.0、Web2.0、Web3.0,与每一阶段计算机技术与外界的联结程度相匹配,科学传播也有PGC、UGC、OGC的一系列变迁。

Web1.0时期主要还是人对信息的搜索,内容创作的主体是职业机构,传播主体是主流媒体。这一时期我们接触信息的总量与前相比大幅提升,但个人只处于计算机和知识网络的外围。政府、科学共同体、媒体、公众和商业机构几大主体符合中心广播模型和缺席模型,传播方向表现为单向,传播内容由政府和科学共同体挑选。

Web2.0时代移动网络和社交媒体开始显力,受众在搜索查找信息的同时开始向用户转变。信息的双向交流,使得缺席模型向民主模型转变。虽然这一时期主体的数量和其所处传播链条的位置未变,但媒体已经出现细分。传播由链条型向网络状延展,媒体和科学共同体在科学传播中的话语权有松动迹象。

在看到技术进步推动科学出圈的同时,我们也应当认识到民众的科学素养还不高,能接受的科学知识是有限度的。张一驰在其硕士论文中研究了微信公众号“知识分子”的议题设置。研究发现,科学家共同体内部关注的话题不一定是用户喜欢看的,比如2018年推送的《社会学博士钱岳:为什么结婚》获得10万以上的阅读量,从评论区来看读者活跃度也高于以往,其他关注度和浏览量较高的推文是公共卫生方面的内容[7]。因此并不完全是政府对民主模型给予全力支持,主体间的对话就能正常展开,专业知识的壁垒使得科学领域议题的设置和话语的主动权在科学共同体一边,但同时也不能忽视公众的选择性浏览、理解和接受。

早在2010年,就有学者预测Web3.0将是一个人与物质世界全面连接的时代。今天,在5G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加持下,这一景象正成为触手可及的现实。知识不仅是接入了网络,它就是网络本身。用户,也不是原子式的个体,连同社交网络和在网络中搜索、浏览、链接、创造的痕迹一起,同万物互联互通。这一时期,用户既是网络群体中的一员,也是接受特殊定制服务的个体。公众在科学传播中的主体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媒体细分逐渐完成,一些自媒体头部账号在科学传播中占有重要话语权。科学家的身份也有了一定转变,他们不仅是自己所在学科领域的专家、大家,还是公共专家,知识论层面,与公众在平台上是新手与老手的关系[8]。

人工智能牵引下的语音识别、图像识别、深度学习和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使得用户的自组织、自学习、自服务变为可能,科学传播的广度、精度、效度将进一步提升。技术驱动下的深度交互,或许能让民主模型变为现实,并进一步匹配专业科学知识的需求与供给,为多方主体对话打造实时在线交流论坛。

同时,5G时代万物接入,科学传播同其他传播系统一样也经历去中心化到再中心化的过程。这一中心,就是非实体化的数据库(图1)。可以预见这一中央数据库会以更大的存储体量和更快的运算速度参与到信息的传播决策中,就像给所有的科学传播参与者都安装上同一个外脑一般,科学知识养料和解读交流成果将在此集成处理。追溯科学知识和科学实践,离不开对具体事物的经验认知,在万事万物都可能拥有“智慧大脑”的眼前,这份感性经验如何经机器计算抽象化,通过生产生活直接向接触者说明和传授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养,发挥其主体作用,将伴随5G应用场景的拓展和落地一一验证。

图1 5G时代科学传播主体与非实体化数据库关联

4 结语

从技术变革的角度来看科学传播模型在中国各阶段的映照能有新的启示。总体来说,与用户接入互联网的程度保持同步,传播权力下放到用户时,科学传播民主模型的双向对话就有了现实土壤和实现可能。并且在网络和数据库容量进一步加大、时滞近一步缩小,机器学习自主智能的技术条件下,科学传播的信度和效度将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不同的科学传播模型代表不同的权力关系以及主体对话语权的争夺情况。随着参与主体在传播中所处位置的变更,其拥有的话语权力也在相对扩张和减少。中国广大工农群众,是以生产生活为实践导向的,他们对科学和伪科学的一些迷信和曲解不能简单视为中心广播模型下对他们接受科学真理权利的剥夺,这也是其捍卫自身权利、规避风险、抢夺话语权的一种表现。

技术的发展固然能满足各权力主体都想发声的需求,但我们也要像对“科学主义”保持警惕一样对“技术主义”也有所警觉。人工智能和数据库的在线连接确实能打破我们和科学共同体的专业壁垒,做到对话与交流,但当我们离线时,真正能使自己自由发展的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从何获得?机器的自主学习能否变成人脑的自主学习?这一答案的寻求有待技术和工具的升级,但不要忘记使科学萌生的,是我们的好奇心、意志力以及团结协作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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