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静

“数字化”的范式转移

2004 年，我入读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系，那是当时全国为数不多的博物馆学学系之一。系中教授来自众多学科背景，本科生可以修读的课程相当丰富，涵盖考古学、文化遗产、中国艺术史（器物学与书画）、文物修复，当然还有博物馆学研究本身。这样庞杂的课程设置，现在回看，颇能体现当时博物馆、美术馆从业者身处的不同知识场域— —物件、技术、学术研究与文化管理。当时有两门必修博物馆学课程都涉及到“数字化”（digital，媒体和学术写作中有时与电子化可以替代使用，本文选择使用“数字化”）概念，一门是《博物馆经营管理》，一门是《博物馆展览设计》，授课老师都是陈红京教授。前一门课中我们学会使用后台数据库，分类整理和编辑当时复旦大学博物馆收集的台湾原住民日常生活用品，这个数据库也可以生成前台可视化界面供阅览者查询物件的具体信息；后一门课，我们接触到诸如AutoCAD 这样的二维绘图工具，绘制展览／馆藏平面设计图。

那还是2010 年上海世博会之前，国内各地各类型的博物馆、美术馆正要如雨后春笋般落成。那也是前社交媒体时代，最流行的社交媒体是校内网，且仅限于高等院校的学生使用。今天回顾这段历史，会发现“数字博物馆”“数字美术馆”或博物馆、美术馆的“数字化”这些概念和说法虽然一直在用，但内涵和外延近20 年来已经历了范式性转移：“数字性”本身从当年的数据库、网站延伸到在线展览、社交媒体以及其他再现、研究和沟通的科技界面／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