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彩菊 李峰

摘要 采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的分析方法，基于猪肉价格、生产成本等方面的时间序列数据，测算了相关因素变动对山西生猪供给情况的影响。研究表明，猪肉市场价格变动对山西生猪供给量影响较弱，但可繁衍母猪数量对山西生猪供给量影响较强。因此，在制定生猪扶持政策时，从“稳预期、稳政策、稳供给”角度出发，走标准化规模化养殖道路，持续増强生猪产业供给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关键词 山西生猪供给;脉冲响应函数;方差分解

中图分类号：S126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2095-3305（2021）02-161-03

山西生猪产业发展情况及政策研究从山西生猪供给情况（图1）来看山西生猪出栏量占全国比重较低，2010-2018年长期维持在1%～1.3%“猪周期”现象在山西省也同样存在，生猪出栏量波动较大，但从长期来看仍然呈现长期增长的趋势。2000-2006年，生猪年出栏量从589.92万头增长至821.3万头，年均增长5.67%0。受2006年猪肉价格下跌，排污、饲料等养殖成本上涨，加之疫情、存储、信息不对称等因素影响，生猪产业从“一哄而上”转为“逆势下滑”。2008-2015年，生猪产业处于恢复期、扩张期、转型期三期叠加阶段，生猪出栏量在波动中呈现正增长趋势，2015年达到峰值906.39万头，年均增长6.01%。受非洲猪瘟疫情高传播率和高致死率影响，2016年生猪出栏量减少17.38%，供给风险加深。为了解决猪肉市场价格异常波动，促进生猪生产，稳定猪肉价格，2007、2011、2019年国务院相继出台了稳定生猪市场供应，促进生猪养殖可持续发展的相关政策，山西及其他各地区也相继出台了配套措施，各项政策的出台促进了生猪产业规模化、产业化发展，稳定了市场供应。从山西与全国生猪养殖扶持政策效果对比表（表1）来看，2007年国务院发布扶持政策前两年（2004-2006年）山西猪肉出栏量下降29.4%，下降幅度高于全国23个百分点;政策发布后两年（2007-2009年）山西猪肉出栏量上涨17%6，高于全国约2.8个百分点。2011年国务院发布扶持政策前两年（2008-2010年）山西肉猪出栏量上涨1.31%，低于全国约1.21个百分点;扶持政策发布后两年（2012013年）山西肉猪出栏量上涨16.9%，高于全国8.76个百分点。因此，较全国相比，养殖扶持政策在山西的落地实施更容易调动生产积极性，促进生猪产业较快増长，但短期内加剧了山西生猪供给情况的波动，影响正常市场条件下山西生猪产业的规模化进程，同时也可能引发资金重复投入、土地资源浪费、环境污染严重的负效应。因此，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找出生猪产业发展的影响因素，提出合理政策建议，拓宽了生猪产业发展的理论视野。

2山西生猪供给情况的脉沖响应函数及方差分解分析

为了深入研究山西生猪供给量变动与猪肉价格、生产资料价格以及生产技术水平、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选取全国猪肉价格、玉米价格及能繁衍母猪的数量作为替代指标，利用消费者价格指数，对价格类指标进行平减，并取对数来消除通货膨胀及异常波动的影响。生猪供给量、猪肉价格、玉米价格、

能繁衍母猪数量分别用Inqua、Inpork、Incom、Inne=表示，山西生猪供给量、能繁衍母猪数量分别来源于《山西统计年鉴》、猪肉价格、玉米价格来源于《中国农产品价格收益统计年鉴》，选取数据为2002-2018年的年度数据在运用脉冲响应函数进行分析前，须对模型的稳定性进行检验，当最大滞后阶数为2时，AIC和SC值最小由图2可知，模型根模的倒数为1，模型稳定，符合脉冲响应分析的前提。由脉冲响应函数图3分析结果来看，山西生猪供给量对全国生猪价格内部产生的冲击，前5期呈现负效应，若猪肉价格上涨，山西生猪供给量下跌，明显违反“价格机制”，第6期之后呈现正效应，可见猪肉价格对山西生猪供给量调节作用明显滞后效应。山西生猪供给量对玉米价格产生的冲击呈现负效应，且负效应逐渐减弱，在3期以后减小为零。山西生猪供给量对能繁衍母猪情况产生的冲击呈现明显正效应，正效应逐渐减弱，在第3期减少为零。

图4为全国猪肉价格、玉米价格及山西能繁衍母猪情况对山西生猪供给量变动的方差分解图。能繁衍母猪数量对山西生猪供给量变动的贡献率最大，当期达到67.66%，并在第3期以后减弱，但在10期以后仍然维持在55%左右;生猪价格量变动对自身的贡献率次之，第1期达到20%，此后逐渐减弱，维持在15%左右;玉米价格变动对山西生猪供给量变动的贡献率逐渐增大，从第1期的8.64%增长至第5期的20%左右，贡献率逐渐趋于稳定;全国猪肉价格变动对山西生猪供给量变动的贡献率最小，第1期为3.319%6，后逐渐增加，但长期维持在10%以下。

3结论及政策建议

通过构建VAR模型，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及方差分解分析，发现在一定程度上山西生猪供给量对于猪肉价格变动反应不明显，在短期出现价格上涨、生猪供给量下降的情况。可见，山西生猪产业生产呈现明显“惯性”作用，价格变动不能迅速带动调整生猪产能的扩张或者减少，而反映生猪技术、外部环境变动的可繁衍母猪数量对山西生猪供给影响为正，且影响最大。根据以上结论，要从“稳预期、稳政策、稳供给”的角度出发，持续增强市场失灵下生猪和猪肉价格周期波动宏观调控能力，并提出以下三点建议：

首先，要加强科技投人和政策扶持

力度，进一步穩定生猪生产预期。持之以恒地在猪场建设、饲料生产、养殖技术环境影响前置评估等方面加大工作力度，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和投入产出效率其次，要建立生猪生产和价格预警机制，强化价格引导作用。根据价格变动快速调整生猪产能，同时增加生产者与消费者剩余。

最后，要完善生猪疫情监管机制，进一步稳定生猪供给预期。持续做好生猪育种研发，提高猪群的抗病性、抗疫性，最大限度地减少疫情对生猪产业的影响，稳定供给能力，减少周期性波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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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黄艳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