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子珺

《莎菲女士的日记》与《包法利夫人》分别为中国女性作家丁玲和法国作家福楼拜的代表作品。丁玲的创作深深受到福楼拜影响，她笔下的女性角色的言行举止都有着艾玛的影子，其中，《莎菲女士的日记》最为著名。虽然这两部作品的社会背景截然不同，作品发表时间也相差70余年，但《莎菲女士的日记》中塑造了一个“中国化”的艾玛，就这一点来说，这两部作品是值得放在一起探讨的。艾玛与莎菲处处相同却又处处不同，她们是命运和结局全然不同的两位女性，但却拥有同一种反抗精神。本文采取文本细读法与对比分析法分析两部作品，进而剖析两位生活经历相似的女性如何构建女性主义。

《莎菲女士的日记》发表于1928年，这部作品清晰展现了五四运动时期一种特有的苦闷的时代，并且刻画了一位复杂的、叛逆的青年女性形象。《莎菲女士的日记》不仅使丁玲声名大噪，也是五四时期背景下的一部女性主义经典作品。米兰·昆德拉曾说过：“直到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的出现，小说的成就才赶上了诗歌的成就。”

新文化运动后，大批西方文学作品涌入中国，外国文学开始在中国这片广阔的土壤上如雨后春笋般生长。沈从文在回忆丁玲时指出：“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分量沉沉的一本书。她喜欢那个女人，那女人的面影与灵魂，她仿佛皆十分熟习。”福楼拜使丁玲学会描写女人的方法，而《包法利夫人》中的艾玛使丁玲学会了分析自己的方法，在这种“分量沉沉”的影响之下，莎菲成为了“中国化”的艾玛。

一、女性人物形象分析

（一）对莎菲的人物形象分析

李向东和王增如曾在采访中提及过，丁玲身上有三个特点：孤独、骄傲、反抗。《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主人公莎菲，是一个有自我的主体意识的叛逆女性，方英认为丁玲笔下的女性都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和浓烈的反叛意识。茅盾则强调丁玲所创造的莎菲是“心灵上负着时代苦恼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事实上，莎菲身上这股浓烈的反叛精神不仅源自包法利夫人，更源自丁玲本身。

莎菲的身上有一种力量，即对吸引力的反抗力。莎菲身上的这种反抗力是艾玛所缺乏的，丁玲从艾玛的悲剧结局中得到启示，从而塑造了一个和艾玛不尽相同的“中国化”的艾玛。不可否认的是，福楼拜所塑造的艾玛·包法利对丁玲有一种磁铁般的吸引力，但这种吸引是一种警醒式的吸引，它促使丁玲笔下的莎菲走向艾玛性格的另一极端，即对吸引力的反抗和对自我追寻的绝对性。

莎菲视“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传统宗法观念为无物，一心追寻一份完美的理想爱情。她寻觅的亲密爱人，是一个与她心意相通的人。莎菲更想要的是一种建立在理解基础之上的惺惺相惜的爱情，凌吉士的出现填补了莎菲的遗憾，初见凌吉士这位风度翩翩的“海归”，其便立刻抓住了莎菲的心，但在相处过程中，莎菲却发现凌吉士的灵魂是丑恶的。莎菲既没有选择苇弟也没有选择凌吉士，她选择的是遵从内心继续追寻自我。在寻爱的时候，莎菲没有坐以待毙，反而主动出击;在发现爱情中存在问题的时候，莎菲选择的是毅然离开。这体现的是新时代女性的自我意识觉醒，也是对传统爱情的反叛。

（二）对艾玛的人物形象分析

《包法利夫人》描绘了女主人公艾玛追求爱情的故事。艾玛感受到对爱情的怅然若失既来自莱昂也来自夏尔。而罗多尔夫的出现仿佛成为一汪注入枯竭泉水的新的源泉，这一次，爱的风筝飞得更高了，艾玛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快乐和满足。在被罗多尔夫辜负之后，她再一次狠狠坠落。艾玛不安分的心每时每刻都在渴望着她的生活中出现一种新的激情，这种激情不仅是华丽的爱，更是一种触不可及的奢靡生活，正如福楼拜在书中描写的一样：“在她的灵魂深处，她一直在渴望意外发生。”将艾玛的爱比作飞在天空中的风筝这种比喻是很贴切的，因为风筝是看得见、摸不着的;而大多数常人的爱情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艾玛是追风筝的人，对完美的生活与理想的爱情的无尽的追逐也成了束缚其一辈子的枷锁，她成为了一个因爱生、因爱死的带着枷锁起舞的舞者。

艾玛是追名逐利的代名词，艾玛始终处在自己构建的幻境之中，她的幻想远远要比她的能力强大，对不切实际的浪漫爱情和脱离实际的美好生活的憧憬和欲求，将艾玛的理性完全蒙蔽，并支配着她透支了自己的能力和激情。

二、对作品中人物女性意识的分析

（一）女性意识觉醒

莎菲的觉醒出自一个女性在心理上需要被理解的需求，因为她追求的是一种被理解的爱。莎菲和五四时期的封建女性不同，和当下新时代大部分普通却同样麻木的女性不同，她敢于向爱人、向社会、向他者说出自己心灵的需要，她从一开始就表明了她需要被理解的鲜明态度。莎菲身上女性意识的觉醒恰恰深深地根植于作者丁玲的思想，丁玲本身就是个极具反抗精神的女性，丁玲构建了一个“中国化”的艾玛，构建了另一个以文字形式呈现的鲜活的自己。莎菲是丁玲的载体，莎菲也是五四新时代女性的载体，丁玲通过莎菲来疏解整个封建时代下女性的郁结。

艾玛女性意识的觉醒，起源于她年少时候在修道院受到的教育，初现于她对夏尔的不满。莎菲的反抗意识觉醒和艾玛的觉醒是不同的，我们可以把艾玛的觉醒看作外在的刺激，而莎菲的觉醒是一个内化的觉醒。在女性主义视域下，艾玛对夏尔的谈吐和气质提出质疑并做出评价，其体现了女性主义的萌芽。在艾玛身上始终贯穿两个极不协调的词：外省出身和爱好奢侈。不少作家都描绘过农村女子，可艾玛不同，她出身朴素农民之家，却在修道院接受过贵族式教育。她作为农村女子，社会地位不高，却有极高的文学涵养和不凡的生活品质追求。在这一点上是两性平等的，这是她对社会建构的性别认同的挑战，以平等的地位对男性发出蔑视。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提及：“女人要获得彻底解放，就只有从家庭逃脱。”艾玛的女性主义的觉醒真正体现于想要从家庭逃脱的欲望和尝试。”

（二）渴求两性平等

福楼拜在书中塑造的男性大多庸俗、懦弱、恶毒。莱昂对权力的追逐和罗多尔夫对金钱的追逐被福楼拜刻画得深入骨髓，男性角色拜金被认作一种普遍追求，可是女性拜金却要被旁人指指点点，这本身就是一种两性不平等的体现。艾玛对金钱和爱情的追求相比于书中男性，显得更加坦荡和勇敢。在波德莱尔的心中，艾玛有许多女孩专属的美好品质，也有很多平庸男人碌碌无为一生都无法拥有的勇敢的反叛精神。艾玛在第一次和罗多尔夫私会之后说的是“我有了一个情人”而不是“我终于成为了别人的情人”，她虽不断地追求所谓的“理想”爱情，但她从未把自己当作任何男人的附属品。

莎菲与艾玛一样渴望两性平等，她比艾玛更直接、更激进。艾玛自诩是相貌不凡的美人，而莎菲却把文中的男性角色视作美人，她从未把自己放置在一个女性角色的位置。莎菲展现的是一种男子在爱情中常展現出来的猎奇心、好胜心与占有欲。与艾玛的主动争取不同，莎菲却希望别人主动争取她的青睐。莎菲在书中有这样一段内心独白：“我要那样东西，我还不愿去取得，我务必想方设法让他自己送上门来。”莎菲对凌吉士的爱是一种女性意识凌驾于男性意识之上的爱。中国社会从开始就遵循着一种传统，即包办婚姻的传统，莎菲对这种传统的婚姻观念是不认同的。她认为要与自己共度一生的人，一定要和自己精神高度契合。莎菲和苇弟的分道扬镳，归根到底便是他们的感情中缺少了一点儿“理解感”。

艾玛和莎菲身上有同样一种女性主义启蒙和颓废的悲剧气质，女性主义启蒙体现在对传统爱情观和婚姻观的反叛和逃离，艾玛从家庭逃脱以追求彻底的解放，莎菲从错误的感情中挣脱出来以彰显女性的新主张。她们同样追求一种灵与肉结合的真正爱情，这也是对男性主义的一种宣战方式，女性的主体性得以大大提高。

两位女主人公的思想和行为展现出来的是福楼拜与丁玲创作的女性主义倾向和审美意识，极具开创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