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歌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张爱玲是一个风格独特的作家。她以历史与社会为背景，更加突显生活掩埋下一个个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尤其关注女性在男权文化下的自我存活方式。《倾城之恋》是张爱玲早期所作小说，其圆满的结局成就了《传奇》中独特的地位。目前，针对白流苏女性意识的研究颇多，比如许子东教授在《许子东现代文学课》中认为“她打破了‘五四’以来的基本爱情模式”，指出张爱玲“提供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女性的声音”，但对于女性意识觉醒的具体过程关注较少。那么白流苏经历了几次女性意识的觉醒？觉醒后的结局如何？她的觉醒是否彻底？这就是本文所探讨的内容。

一、白流蘇女性意识的第一次觉醒

张爱玲塑造了一个善于低头又在心灵上“穿着旗袍”的中国女子—白流苏，她出身没落的封建家庭，跟当时的大多数女性一样，思想守旧，但有一定的文化。她顺从老母亲，接受门当户对的择偶观，成就了自己的第一段婚姻。婚姻中丈夫的欺凌、背叛带给她沉重的打击，这种打击转化为成长，当一个人的生存面临挑战时，旧式的道德束缚更容易被冲破。白流苏没有像大多数女性那样听之任之，求助于母家，在当时男权主导的社会，她选择了一个无法完全掌握的、飘忽的法律当作解救她的唯一办法。而法律的明确实行需要双向互动，即法律维护人民，同时人民相信并主动将法律作为“武器”。在当时的社会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大多是男性喊出的口号，尽管法律保障女性，但女性对法律的求救与信任依然很微弱。白流苏向法律伸出手，代表着女性在通过法律结束自己不幸婚姻的问题上，迈出了艰难独立的一步。她实现了第一次女性的觉醒，来自婚姻委曲求全后的愤怒，即有勇气去实践女性于不幸婚姻中的解脱。所以，白流苏的“低头”并不是女子羞涩之中的被动与示弱，更像是在算计时对心中所想的遮掩以及对自己女性力量的隐藏。

白流苏的第一次女性意识的觉醒从她转身回归白公馆之后夭折。为了换取一席之地，她把钱上交给哥哥嫂嫂，看人脸色，再次做起了白公馆里的六小姐，“坐在屋子的一角，慢条斯理绣着一双拖鞋”。小说开头的一段奠定了白公馆的沉闷压迫。“上海为了‘节省天光’，将所有的时钟都拨快了一个小时，然而白公馆里‘用的是老钟’，他们的十点钟是人家的十一点钟。他们唱歌唱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白公馆这个建筑就是“跟不上生命的胡琴”，它是封建礼教的牢狱，让里面的人从心理上固步自封，死守“老钟”背后隐藏的天理人情与三纲五常。

文中写道：“我又没念过两年书，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我能做什么事？”白流苏经历过一次对婚姻的反抗，这也使她有别于四奶奶的忍气吞声，很强硬地回击哥嫂的挖苦，一方面，从心理而言，她离白家的保守封建越来越远，发出了独立的呼声;另一方面，她又依靠白家小姐的身份为自己挣足面子，外出谋生，这在白流苏看来是苦痛且自毁高贵身份的选择。她最终还是不能迈出家庭，在广阔的社会里，像男性一样通过工作谋取物质满足，个人的局限也能反映当时女性社会生存的局限，没有足够的职位和工作身份提供给女性，她们辛苦管家，不再谋求家庭以外的更多生存的可能。

二、白流苏女性意识的第二次觉醒

大部分女性看重年龄，白流苏离异七八年，不友好的现实境况还可以用眼泪与话语去化解，但时间对女性能量的消磨却是肉眼可见的衰老。对时间的惧怕诱导着二十八岁的白流苏进行第二次向外的求生。文中写：“她忽然笑了—阴阴的，不怀好意的一笑，那音乐便戛然而止。外面的胡琴继续拉下去，可是胡琴诉说的是一些辽远的忠孝节义的故事，不与她相关了。”镜子最直观反映时间对人的改变，它成为一个帮助白流苏听到心声的工具，给予她对自己美貌的自信，“不怎么老”意味最后的资本。与此同时，镜子隐含了未来的想象，十年后坐在镜子前的狼狈也更促使她寻找出路。胡琴作为白公馆忠孝节义的标志，一直与白流苏捆绑出现，成为她身上的锁链。“阴阴的一笑”是她前后思想变化的转折点，“一笑”过后，白流苏终于与胡琴、白公馆为代表的一切保守彻底决裂。在男权社会里，女性没有把自己当作赌注的权力，从这个角度讲，白流苏下一场婚姻的豪赌反映了女性主义的光辉，即把自己和婚姻当作个人的私有物去赌输赢。女性不再被压抑，能够选择任何一种她想要的生活，谋求像男子一样的物质和精神享受。

白流苏与范柳原的周旋，表面上是男性与女性在情感上的博弈，事实上，可以模糊性别，看作两个人的博弈。白流苏在这场豪赌中展现的智慧不应该仅仅归结为女性的智慧，而是生而为人的智慧。《倾城之恋》中的女性与男性终于地位平等地对着同一个谈判桌。白流苏与范柳原在境遇上有很多相同之处，尽管时代的局限使他们身处不同的困境，但作为女性的白流苏展现出同范柳原一样的力量。范柳原的身心随着地点转换而流浪，私生子的身份使他从出生就遭到家族的否定，父母亡故断了他的亲情，孤身流落英伦，“从小很吃些苦”的背后是现实与老成。而白流苏被哥嫂排挤，母亲放弃，同样没有亲情可以依仗，第一次失败让她不再对婚姻抱有幻想。范柳原在社会中谋划他的事业，白流苏在旅馆中算计她的“长期饭票”，场景不同，但实质一样，运用智慧，亮出底牌，达到目的。范柳原对白流苏讲“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白流苏想的却是“范柳原是讲究精神恋爱的，她倒也赞成，因为精神恋爱的结果永远是结婚”。在大多数爱情作品中，男人和女人讲爱情、文学与自由，女人大多配合并陶醉其中，这其实是男人对女人的消遣。白流苏发出如此实际又不浪漫的声音，是张爱玲对男性视角下固有的女性形象的宣战，女性在感情中也像男性一样，有着独立的追求、现实的考虑，也会再三地衡量、怀疑与犹豫。

三、不彻底的觉醒

《倾城之恋》的结局出人意料，白流苏从封建桎梏中挣脱，却在与范柳原组建的家庭中重新被束缚，“柳原现在从来不跟她闹着玩了，他把他的俏皮话省下来说给旁的女人听”。白流苏与范柳原的婚姻有着一定的感情基础，不算是完全意义上的无爱，也因为这场博弈出发点是利益的选择，所以以两方双赢作结，白流苏获得一个正式妻子身份，拥有下半辈子的“饭票”，范柳原娶了一个“对他有了点儿感情”的中式女子。从博弈结局来看，这个故事各遂人愿，皆大欢喜，但是白流苏从恋爱主角成为了一个正妻身份的配角，也是看似圆满而实际苍凉。白流苏再次与社会脱节，她抱着不光彩的目的进入社会寻求“长期饭票”，达到目的后，从依靠家庭到依靠身份、金钱，意识冲破阻碍本应向着好的结局发展，但因为她深入骨髓的旧式男女观念，不彻底的女性自主意识，让她亲手把两次觉醒都掐灭在“摇篮”里，当她的物质需求得到保障时，她没有再前进一步，而是在麻木中停滞，换个地方消耗她的青春。“成千上万的痛苦”与“惊天动地的大改革”不会引起白流苏内心太多的震动，除了威胁到她生存的“炮弹”。

《倾城之恋》就是这样一部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坎坷史。一方面，白流苏将法律作为“武器”强行摆脱奢靡又家暴的丈夫，离婚回家后大胆反抗兄嫂的无礼言语攻击。她不相信命运的安排，以都市女性特有的生存智慧屈抑且坚韧地活着，将自己的未来放在命运中“豪赌”，试图用最后的资本与范柳原做感情的博弈，以获得后半辈子的依靠。白流苏发出的不浪漫声音，使女性终于大声地、世俗化地做生活的打算，人的欲望终于不再局限于性别之上，展现出当时女性真实的生存困境。但另一方面，白流苏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仍不彻底。她把“嫁给一个有钱的男人”作为奋斗目标，选择终其一生依靠这张“长期饭票”，安静对待范柳原“将情话讲给其他女人听”的事实，她的潜意识里坚守着女性依赖男性的思维定势，这种懦弱体现了女性意识被挤压的悲哀。

女性的独立需要时间，在以男权为主导的社会里，提供给女性的出路还很单一，有很多像白流苏一样出生于旧式家庭的女子，她们无法完全从中解脱。鲁迅《伤逝》里子君用年轻的生命向人们发出警告“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没有谋生能力和经济上的独立，即使觉醒也只不过增加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