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几昊，滕俊磊

(1.厦门大学 人文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2.中共湖南娄底市委党校 公共管理教研室，湖南 娄底 417000)

医学与政治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中国的政治思想一直受到儒家“仁政爱人”思想影响和主导，医学则以“济人”为目的，医乃仁术，济世之道也，故汉代学者将与医药健康相关的知识称为“此皆生生之具”。《新校正黄帝针灸甲乙经·序》中言：“臣闻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不通人曰技，斯医者虽曰方技，其实儒者之事乎！”儒者就是医者，医者就是儒者，范仲淹更有“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名言。美国女作家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一书中提出：本来纯粹是身体的疾病，却被当作隐喻，被人们从中阐发出种种的道德、政治和文化意义[1]。早在《素问·灵兰秘典论》中就有记载：“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肺者，相傅之官，治节出焉。肝者，将军之官，谋虑出焉。胆者，中正之官，决断出焉。膻中者，臣使之官，喜乐出焉。脾胃者，仓廪之官，五味出焉。大肠者，传道之官，变化出焉。小肠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肾者，作强之官，伎巧出焉。三焦者，决渎之官，水道出焉。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故主明则下安，以此养生则寿，殁世不殆，以为天下则大昌。主不明则十二官危，使道闭塞而不通，形乃大伤，以此养生则殃，以为天下者，其宗大危，戒之戒之。”[2]20把人体视为国家，五脏六腑为负责不同事务的部门及官员，以国家治理与身体健康作比。后世很多文学作品在政治讽谏或论及社会政治时也多以疾病医疗为喻。当前，对古医籍的研究多集中于临床价值的挖掘，或者对医学伦理道德的论述，而缺少以医学材料为基础，对医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探讨。本文主要以《太平御览·疾病部》为中心，尝试从疾病医疗隐喻角度去探讨古代的医政关系，以期丰富相关研究并为当代社会治理提供启迪。

一、用人之道在于唯才是举

用人之道是历代统治者的必修课。封建社会强调“君为臣纲”，即君臣之间的名分和角色定位，孔子认为，君主如能“为政以德”，就能达到“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的理想政治局面。君臣关系是社会演进产生群体与等级区分的表征，君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起到凝聚社会的目的，臣则就国家治理向君主建言献策并负责政令上传下达，君臣能否戮力同心以治国安民是检验政权可否长治久安的重要标准。《旧唐书·食货志上》：设官分职，选贤任能，得其人则有益于国家，非其才则遗患于黎庶。此以不可不知也。想要实现“大道”就必先学会用贤，贤者可让一国兴旺，不贤者则会遗患无穷，如魏晋时期，君主昏庸无能、外戚与宦官专权，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君主是否有存在的必要则成为当时政治哲学讨论的重要议题[3]，也从侧面反映了君臣之间各司其职相辅相成的重要性。

君、臣、佐、使本是封建社会中政治制度的通用概念，中医则用来表示组成方剂的各种药物在整个方剂中的作用和地位。《素问·至真要大论篇》中说：“主病之谓君，佐君之谓臣，应臣之谓使。”[2]239所谓君，指方剂中对症的主药，其数量虽少然分量重，是主导者。佐助君药的即为臣，数量稍多，分量稍轻，所以用来匡扶补充君药的不足。所谓使，作用是引经报使，作为通行向导，让药直达病所。

《疾病部·肿》引《尸子》曰：有医竘者，秦之良医。张子之背肿，谓之曰：“背非吾背也，任子制焉。夫身与国亦犹此也，必有委制，然后治之。”

医竘是秦国的名医，从记载看应该是外科名医，善治疮疡。此处通过竘给张子治肿来比喻治国用人之道。张子之所以能痊愈，除了竘的高超医术，还有他对医生的信任。医疗行为是医生和患者的双向互动，和谐的医患环境有利于疾病的康复。倘若把身体比喻成国家，患者为国君，医者为臣民，君主要选贤举能，唯才是用，大胆地信任人、使用人，方能充分发挥出人的专长。

《疾病部·总叙疾病下》引王符《潜夫论》曰：夫理世不得真贤，譬由治疾不得真药也。治病当得真人参，反得罗菔，当得麦门冬，反得蒸穬麦。已而不识真，合而服之，病以浸剧。不自知为人所欺也，乃反谓方不诚而药皆无益于疗病，因弃。后药弗敢复饮，而更求巫觋者，虽死可也。

《潜夫论》阐述汉代医疗环境中的两大弊端，即不法商人为了谋取利益，罔顾病人生死，把萝卜根当作人参贩卖，把麦门冬当作蒸穬麦，导致“药皆无益于疗病”的情况。同时，汉代巫医盛行，病人服假药无疗效即转求于巫觋因而丧命，以此类比政治，提出治理国家应该像对症治病一样，把真贤才比作人参麦冬，把不贤之人比作假药巫觋。唐魏征《潜夫论治要》对此用人理念给予了高度评价：故先王为官择人，必得其材，功加于民，德称其位；此三代开国建侯.所以能传嗣百世，历载千数者也[4]。

2013年11月26日，习近平在山东曲阜考察时的讲话中提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而中华文化的繁荣离不开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疾病部》中把用人之道通过“医患信任”和“治病用真药”来暗喻“任用贤良”，对当代干部选拔任用仍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精准科学选拔领导干部不仅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基本要求，也是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客观要求。因此，2013年6月，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鲜明地提出了新时代干部队伍建设的“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二十字方针，为选人用人树立了时代标杆。通过完善干部任用的顶层设计，使各种配套制度的衔接形成聚合效应，严把用人关以实现选贤任能的目的；通过增强干部的干事创业积极性以增强社会发展动力，做到信任真贤，如张子之任用医竘，同时“去伪存真”拒绝“假药巫觋”，把“真药”用在治病上，提高疗效。

二、治国之法在于民生和谐

在古代中国，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持统治的合法性而制定相应的封建伦理并将王权用神圣色彩笼罩，帝王自称为天子，即上天的儿子，而自己又是人民的父母，以体现王权的独尊。两汉是专制君权确立和巩固的关键时期，汉代董仲舒提出“君权神授”“天人感应”“天人合一”思想，更是把封建君权推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然而，在封建社会中君权只是整个社会系统的一部分，人民群众则是历史的创造者与推动者，即君权合法性及其相关的话语体系需要建立在统治者“德配天地”及人民安居乐业的基础上，如果天大旱、洪涝灾害导致黎民饥寒，君主会检讨自己的过失以祈求上天保佑，如果君主荒淫无度，暴虐无道，置民众饥寒于不顾，那么往往会有农民起义推翻其暴政，因此，在封建社会中君权只是整个社会系统中的一部分，经世安民则是治国的核心理念，只有整个社会系统稳定运转，君权方能得以发挥与巩固。基于此，在专制君主制形成的同时，也形成了许多制约君权的因素，共同构成了对专制君权的制约机制，其中借用人对天的敬畏而限制君权是重要的制约形式之一[5]。由于古代医疗技术水平有限，人们赋予了疾病神秘的色彩，认为疾病的流行是“天”对于人的惩罚。汉代君权进一步巩固的同时，神仙谶纬思想盛行，以“疾病”来限制君权的记载颇为典型，主要有两种形式，其一为疫病大规模流行，民众利益受损则归罪于统治者的政策不当。其二为君主政策与自身的疾病关系。《疾病部》引用的三个材料皆出自汉代。

《疾病部·咳嗽》引《春秋繁露》曰：人君好战，贪城邑，则民多病咳嗽。《疾病部·肿》引《春秋繁露》曰：人君简宗庙，逆天时，民病流肿。

此引文把人君沉溺于征战和人民咳嗽，人君不重视祭祀、违逆自然和人民患肿联系起来。从发病而言，人君的政策和该病的爆发并无因果关系，然咳嗽和肿皆为常见的多发性疾病，把二者建立联系，时刻提醒君主反思己行，实则为对君权的限制。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通过“君权神授”把君权推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然并没有忘记儒家一贯的“民本”思想。“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6]天意即民意，所以人君违背天意，最先反映在其子民身上则为病。倘若人君罔顾黎民生死，则“天夺之”。“民意”到“天意”再到“君权神授”就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调节机制，而疾病则是其中的表现形式之一。

除了通过使民众生病来时刻警醒君主推行仁政外，君主受命于天，政策不当亦会使自身患病，这是天对于统治者的直接警示。

《疾病部·总叙疾病上》引《韩诗外传》曰：人主之疾，十有二发，非有贤医，莫能治也。何谓十二发？曰：痿、蹶、逆、胀、满、支、隔、盲、煩、喘、痺、风。贤医治之如何？曰：“省事轻刑则痿不作，无使小民饥寒则蹶不作，无令财货上流则逆不作，无使仓禀积腐则胀不作，无使府库充实则满不作，无使群臣纵恣则支不作，无使下情不上通则隔不作，上材恤下则盲不作，法令奉用则烦不作，无使下怨则喘不作，无使贤人伏匿则痹不作，无使百姓歌吟诽谤则风不作。”夫重臣群下者，人主之心腹支体也。心腹支体无患，則人主无疾矣。故非有贤医，莫能治也。人主有此十二疾而不用贤医，则国非其国也。

《韩诗外传》直接把国家比作人体，臣民比作心腹支体，在此基础上把人君实行的十二个政策与十二种疾病相联系，而且在构建关系时，明显渗透着“取象比类”的思维模式。如：“财富上流”和“逆”相关，“仓禀积腐”和“胀”相关，“府库充实”与“满”相关等。由此观之，《韩诗外传》在构建政策和疾病的关系方面比《春秋繁露》更加完善，更具逻辑性。

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在古代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随着社会思想的进步，“不达民意”则“天灾不断”的封建逻辑虽无科学依据，但是其中隐含的“民本”思想却成了一种“信仰”与“延续”，警醒治国者必须时刻关注民生问题。当代，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时期始终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并提出了“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路。以人民为中心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实践诉求，也始终贯穿于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全过程，新时代的国家治理以人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成效作为评价标准，民意优先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遵循。从理论意义上看，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重要判断，且“人民”一词出现了203次，充分彰显了人民群众在国家中的主体地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马克思主义的人民主体性思想及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合理内核为理论根基，是对中国共产党人民主体性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强调了人民群众的价值主体与权力主体地位[7]。因此，人民的主体性不仅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逻辑主线与价值归宿，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出发点和落脚点。

三、治国之策在于善政良治

古人对疾病治疗的认识逐渐完善，日益认识到治国方略实则和疾病诊疗殊途同归。

《疾病部·总叙疾病上》引《唐书》太宗谓侍臣曰：“治国与养病无异也。病人觉愈，弥须将护。若有触犯，必至陨命。治国亦然，天下稍安，尤须兢慎，若便骄逸，必至丧败。”

疾病初愈，身体机能初复，须适度调整养护，让受损的身体逐步适应，不可操之过急或肆意放纵。李世民把健康和治国相联系，认为治国如同养病，要细致谨慎，不要被眼前的安定所迷惑，居安思危，时刻保持清醒，因此开创了贞观之治。

除了君主认识到治病和治国的一致性，从而自觉推行仁政外，很多儒臣也会运用疾病治疗的道理来进行讽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即为贾谊的《陈政事疏》。

《疾病部·跛躄》方今天下又类辟且病痱。(辟，足疾。痱音肥，风疾也。)夫辟者一面痛，痱者一方痛。

《疾病部·肿》方今天下之势，方病大瘇，一股之大几如要，一指之大几如股。失之不治，必为锢疾。(坚久之疾。)后虽有扁鹊，不能为己。

《疾病部》截取转引《汉书·贾谊传》的《陈政事疏》。《陈政事疏》论及了文帝时潜在或明显的多种社会危机，涉及中央与地方诸侯之间、汉庭与北方异族之间以及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种种矛盾。针对这令人忧心的一切，贾谊富有针对性地一一指明相应对策和补救措施。贾谊把“大肿兼灸盩。(灸盩”来类比诸侯王反叛之忧，从视觉而言“脚肿”是一种四肢病态的“大”，且“大如股”。抽象而言则隐喻地方诸侯势力的扩大且有超过君的趋势。“失之不治……后虽有扁鹊而不能为已。”用急需治疗来隐喻削藩，强调形势的急迫，必须尽快处理。以“辟且痱”来类比西北蛮夷的压境之患。《陈政事疏》原文以“君”比作“首”，以“蛮夷”比作“足”。“辟”颜师古注为“足病”已说明该处用“辟”隐喻蛮夷威胁。“痱”即“风疾”，其临床表现为半身瘫痪，难以运动。由于受到蛮夷的威胁，“虽有长爵不轻得复，五尺以上不轻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卧，将吏被介胄而睡”。边防戍者时刻不得安宁，此不正符合“痱”的表现么？

民族和谐统一历来是国家治理中的重点问题，边境问题和民族稳定问题对国家主体的安危具有重大意义。《唐书》通过“大病康复”展现的是和平年代的“居安思危”，而《陈政事疏》则是“足病”来讽喻“外患”意识，四肢不安，主体怎会无忧？古代对于边境民族问题多采用“削藩”“和亲”“武力镇压”等形式，即“治足以安首”。

国家长治久安、社会安定有序、人民安居乐业既是我国古代所追求的“大同”社会理想，也是“中国之治”所追求的天下大治之境。作为天下大治的当下实践，“中国之治”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治理国家的治理体系、治理方式、治理状态和价值取向的综合概括：在国防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永不称霸、永不扩张、永不谋求势力范围的中国国防和平之路；在外交方面，我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并致力于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不仅是对我国传统太平理想的继承与提升，更是对西方中心主义价值观下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的超越，展现了大国的责任与担当[8]。在国家治理方面，“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话语体系构建凝聚了各民族间的情感共识，筑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也促使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中国共产党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话语体系构建与话语传播方式，增强了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凝聚了国内各民族的情感与共识，为民族的复兴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9]。

由《太平御览·疾病部》所引史料可知，疾病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不良身体反应，却在不同时期、不同语境、不同叙述中与“政治”发生了关系，从制约王权的扩张到治国用人的讽谏，处处体现了“疾病医疗”作为君、臣、民三者的重要调控手段，利用“疾病医疗”意识达到和谐。从“疾病医疗”史料去分析医政互动，也给当代国家治理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和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