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 寅，王 风

(北京大学 中文系，北京 100871)

刘半农(1891—1934)，江苏江阴人，原名寿彭，后改名复，号曲庵。早年多以“半侬”为笔名，自《新青年》1918年4卷1号起，正式改用“半农”，(1)1917年2月，刘复在《时事新报》发表《卧佛寺游记》，已署名“半农”，但只是偶一为之。见《时事新报·报余丛载》，1917年2月12、20日。后以此名为世所知。刘氏生于清贫之家，早年以当兵、演剧、卖文为业，因缘际会，由洋场小报作家，一跃而为全国最高学府教授。他在“五四”前后的“文学革命”中崭露头角，是“新文学”建立过程中，带有“原点”性质的几位人物之一，1920年赴欧，攻读语言学，归国后致力于此，在赴西北调查方言途中身染回归热，病逝于北平。

刘半农勤于著述，一生有许多传奇的转折，向来深受研究者和掌故家看重。自其卒年起算，距今已近九十年，似有必要对他著作的搜罗、整理、保存、出版等情形作一番点检，并对目前的刘半农研究状况略作回顾和瞻望。

一、著作的搜集和编目

刘半农多才多艺又精力丰沛，一生著述遍及翻译、小说、杂文、诗歌、谣曲、学术研究、古籍整理等多个领域。他对自己的文字显然时时留意，不使散失，且早有编集出版的打算。

1927年6月，刘半农翻译的《法国短篇小说集第一册》，由友人李小峰等创办的北新书局初版。此书末附《刘半农撰译编校各书》清单二页，依时间顺序囊括了从1919年的《中国文法通论》直至眼下这本由他操持的大部分出版物，附注出版年份和出版社。其中又有十数种尚未出版，注明“印刷中”“编译中”或“撰述中”“集稿中”“材料搜集中”，列在最后，显然带有预先广告推销的性质。

这份清单或可当作一份最早的刘半农著作编目来看，只是不甚完备，如他早年在上海中华书局编译出版的《欧陆纵横密史》《乾隆英使觐见记》等书就未列入。自注尚未成稿的诸作之中，后来仅有《比较语音学纲要》和《苏莱曼东游记》(与女儿刘小蕙合译)两部译作得以出版；《扬鞭集(下卷)》《国外民歌译第二册》《法国短篇小说集第二册》《语言与文字》《理论语音学》《国语运动史》《四声新谱》等书，则终未能面世。其中还有一部名为《水平线下》的，注“(论文及演讲集)(集稿中)”，当系刘半农散见于各处的单篇文章合集，应该就是他后来的杂文自选集《半农杂文》系列的前身。这说明此时他心中已有打算，只是迁延到1932年秋季，才在星云堂主人刘敏斋的约请下付诸实施。[1](《自序》，P.5)

1934年7月14日，刘半农猝逝于北平。三个月后，他的家属亲友在北大二院举办追悼礼，为此特制《国立北京大学故教授刘半农博士讣告》小册，编印颇为用心。其中一个重要部分是《半农自写履历及著作目录》，在生前未刊自定稿的基础上加以增补，并予注明。增补者未署名，或系其门生友好如商鸿逵、钱玄同等商议而定稿。

其中的“著作目录”部分，以体裁为标准，分“著述”“发明”“编纂”“翻译”“校点”“校改”“调查工作”“重要著作未曾脱稿者”“散篇论文”等九个类别。个别大类之下，又依主题分出若干小类，如“著述”分为“关于文法者”“关于国语者”“关于文学者”“杂文”“艺术”等五类；“翻译”一项，亦分“语音学”“中外交通史料”和“文学”三类。此目初稿既系刘半农亲拟，也就体现了他本人对自己著作的分类设想。总体看来，架构合理，伦次井然，将他一生劳绩的诸多面向尽数囊括，对于后世编集者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这份编目成稿仓促，病在粗略。收录的已刊或待刊的单行本出版物基本齐备，唯散篇文章细目不及编就，“仅列主编及参加撰稿之定期刊物及报纸备考”。其中《小说月报》和《中华小说界》两种，刘氏原稿已予列入，早年他在上海过“文字生涯”时，经常在此发表，同样供稿不少且性质相近的《小说海》《小说大观》《小说画报》等刊则未见；“翻译”项下，也遗漏了《猫探》《帐中说法》等早年译作。这很可能是刘半农认为它们“不足道”，故有意略去。而他的弟子同事或心知其意，或对其早年经历知之不详，也未作更精细的搜集。

同年出版的《燕京学报》第16期转载了这份目录，不过只到“校点”为止，略去了后几类。[2]1941年，王森然的长文《刘半农先生评传》发表，予以全篇转录。(2)见王森然《刘半农先生评传》，《中国公论》，1941年4月1日-6月1日第1-3期。鉴于《讣告》仅分赠逝者亲友，(3)钱玄同1934年9月8日日记云：“五时访半农夫人，她要我与启明、天行、禧文、颖荪……共商应发讣文之人。”见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整理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037页。流传必不太广，一般读者想来多是从王文接触到它的。此后，无人为刘氏著作——尤其是未经结集的散篇文章——重行编目的状况持续了很多年。1976年，台湾地区诗人痖弦编选的《刘半农卷》出版，虽后附《刘半农作品编目》，实际只包含了《扬鞭集》《法国短篇小说集第一册》《初期白话诗稿》、两部《半农杂文》，以及一本香港地区出版的《刘半农诗选》的目录而已。[3](《刘半农作品编目(初稿)》，PP.251-262)

大陆方面，直到1980年代初，才有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鲍晶和徐州师范学院的徐瑞岳，几乎同时做起了刘半农资料的整理工作。两人办法相似，都是一面寻访刘半农尚在世的亲属故交，一面从北京、上海、南京、天津等地的图书馆中查阅资料。

徐瑞岳的刘半农研究，详于行事而略于著述，1984至1990年间撰成刘半农年表数种，(4)几种年表分别为《刘半农年表》，载徐瑞岳编《刘半农文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刘半农生平年表》，载徐瑞岳《刘半农研究》，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徐瑞岳《刘半农年谱》，徐州：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1989年。其中也编入了他从各处发掘的刘半农作品，却不及鲍晶《刘半农研究资料》一书体例谨严，搜罗详备。鲍著出版于1985年2月，编后记落款时间为1983年9月，是工具性丛书“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乙种)”之一。书中《刘半农著译年表》和《刘半农著译目录》两项，首次全面罗列了刘半农所有方面的著译文字。“目录”收录了由其撰译编校，成册出版的著作及其细目；“年表”是散篇文章的目录汇集，以创作和发表时间先后为序，分别注明每篇的体裁、出处、时间和署名，以便翻检使用。[4]笔者曾为此表略作校勘，发现编校准确，失收和出错的比例不高。在民国报刊数据库普及以前能有如此成绩，洵属不易。(5)此书随整套丛书于2011年由知识产权出版社重版，内容未作增订，反而多出了一些排印错误。

一些研究者出于各自的学术兴趣，又分别从不同角度和主题进行了刘半农著译年表的整理。刘小蕙的《刘半农著译作目录》与鲍著体例相近，涵盖了刘半农所有类别的作品。[5](PP.170-217)姚涵、张承志、曹波和万兵都系统编纂过刘半农在小说和诗歌两种文体上的著译年表。姚、张还分别以发表园地为标准，梳理了刘半农在《新青年》《语丝》《世界日报副刊》《人间世》《北京大学日刊》和《北京大学月刊》等刊上的发表情况。(6)姚涵《刘半农对五四新文学的贡献》附录一、二、三，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5年，第173-186页；张承志《刘半农小说研究》附录，长春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曹波、万兵《刘半农小说著译学术年谱(1913—1920)》《刘半农诗歌著译学术年谱(1915—1927)》，《广西社会科学》，2020年第1、2期；张承志《新文学闯将——刘半农论》附录二、三，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0年。这些后出之作都各有一些新资料的发现，对已大体齐备的鲍编《著译年表》作出了一些局部的补充。

同样出于鲍晶之手的《著译目录》，较之《著译年表》缺憾稍多。此目系年编排，旨在涵括刘半农自己编定出版的书籍、论文单行本，也包括一些“港台出版的以及国外的译本”。限于当时条件，著录未免有所遗漏，如《〈汉语字声实验录〉提要·〈国语运动略史〉提要》，有上海群益书社1925年印行的单行小册，便未予列示。已著录的书目信息也不够完备准确，除了编者自称未见的《猫的天堂》和《香奁集》外[4](《编后记》,PP.534-536)，所录1925年初版的法文本《汉语字声实验录》和《国语运动略史》，无法语原名，出版机构亦语焉不详，大概没有见到原书。此二书北京大学图书馆有藏，可据以补充。此外，此表大多只著录初版信息，再版翻印情况或有或无。如所译小仲马《茶花女》剧本，仅著录1926年北新书局初版，其实此书后来又经该局重版了至少六次；《乾隆英使觐见记》一书，表中说系“清外史丛刊之一”“上海中华书局，1917年8月初版”，实则该局还有个更早的1916年版。总之，一份调查更加详尽，描述较为确凿，最好带有学术性提要的刘半农著作全目，是应当期之于未来的研究者的。

二、别集的历次编纂

在刘半农亲自编定出版的书稿中，《扬鞭集》《瓦釜集》和两册《半农杂文》带有诗文别集的性质，成为后人为刘半农编文选、诗选的主要依据。

《瓦釜集》是作者以江阴“四句头山歌”体作成的诗歌合集，1921年成稿，1926年由北新书局出版。《扬鞭集》原分三卷，以收录他“十年以来所作所译的诗歌小品”的“删存”，最后仅成上、中二卷，时间跨度不足十年(1917-1925)，也未将译诗收入，亦由北新书局出版于1926年。

《半农杂文》的整理、出版较迟，1934年6月才由星云堂书店印成面世。而据商鸿逵的说法，刘氏7月回京，不久便病势危殆，忙乱之中，此书甚至未及让他亲睹。(7)见商鸿逵《半农杂文第二册序》，载《半农杂文二集》，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无页码；亦见钱玄同1934年7月17日日记，载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整理本)》，第1024页。关于此书编例，刘半农在自序中有详细说明。他自称“这部集子实在并不全”，因为：

有许多东西已经找不着，有许多为版权所限不能用，有许多实在要不得；另有一部分讨论语音乐律的文章，总共有二十多万字，性质似乎太专门一点，一般的读者决然不要看，不如提出另印为是。[1](《自序》，P.6)

“找不着”和“版权所限”是客观限制，“要不得”和“提出另印”是主动割舍。所谓“要不得”的那些，指的多半是他早年在上海创作、译述的大量通俗小说，大部分是他在中华书局编译所任职时所作。1933年2月，他在给该所负责人舒新城的信里透露了他的考虑：

弟近拟汇集二十年来所作杂文为一编。民二至民四间所作，版权大半为中华所有，现仅拟采用一篇长一千余字之《希腊拟曲》，曾登《中华小说界》第二卷第十期，特函征同意，务乞惠允为荷。[6](P.94)

这里提及的《希腊拟曲》题为“盗讧”，小序称受周作人所译希腊拟曲二首影响而译。(8)半侬《希腊拟曲》，《中华小说界》，1915年10月1日第2卷第10期。周作人的译作指《希腊拟曲二首》，刊《中华小说界》1914年第1卷第10期，署名启明。经舒新城允可，在《半农杂文》中列为首篇，易名为“两盗”，同时删去了开头的译者说明和一段景物描写。除此之外，在《中华小说界》《小说画报》《小说海》《小说月报》《礼拜六》等通俗文学刊物上的一切文字概从削弃。整本书“按年岁之先后编辑”，第二篇便跳到了1916年12月发表于《新青年》2卷3号的译作《欧洲花园》。此后十数篇，也几乎都是在《新青年》上刊载的，仿佛象征着作者的交际、撰著和思想同时发生了一种由旧入新的蜕变。尽管在加入《新青年》初期(1916-1917)，他仍然在给沪上的老发表园地供应稿件。

经过“篇目的挑选”，以及“各篇之内”“字句的修改”和“整段的删削”，这一选本便照刘半农的心意，呈现出一个“受到了时代的影响”而“发生”了“自然的变化”的作者形象。[1](《自序》，PP.6-10)然而对于想要认识刘半农“全人”的读者来说，以作者删选过的自选集为唯一依据，显然并不适当，还需要对其作品进行完备的搜集和精密的校勘。

刘半农原计划将杂文集源源不断地分册出版，“每三百余面为一册”。系列第二册是1935年7月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的《半农杂文二集》，其时正值刘半农逝世一周年，稿件却是他生前“亲自编定好”，“预备在第一册出版后随即付排”的，也是一本编年自选集，[7]末篇《三十五年过去了！》，署1933年12月17日作，此后的文章散在四处，长期无人裒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的《刘半农诗选》，很可能是中国大陆1949至1986年间出版的唯一一部刘半农别集。此书编者不详，以刘半农的三弟刘北茂1957年写成的《纪念长兄半农先生》一文为附录，或许有作者亲属的参与。全书由“扬鞭集及其他”“瓦釜集”“译诗”三部分构成。两部诗集删去了原有的周作人文字多篇，《瓦釜集》基本保持原选目，《扬鞭集》则删去了20多首或许在编者看来思想性、革命性不足的诗，增入集外诗3首，包括控诉“三一八惨案”的《呜呼三月一十八》和表现下层劳动者的《卖萝卜人》《敲冰》。在当时的文学体制下，此书能由人民文学这样的“国家级”出版社推出，本身就体现了一种政治上的承认，其编选自然也要符合当时的意识形态规约，至于诗艺的精粗则初未计及。

台湾地区的情形恰好相反，1949年后率先为刘半农编集者，乃是著名的现代派诗人痖弦。1977年，他编成《刘半农卷》，作为“中国新诗史料丛书”的第二种，由台北洪范书店出版。同为“刘半农诗选”，痖弦自称此书“编选的角度，着重在‘作为一个诗人的刘半农’”。虽然选诗基本没超出《扬鞭集》的范围，但他在长篇导言中较为全面地分析了刘半农在诗歌、杂文和翻译方面的成就，又将全书分为“诗选”“译诗选”“诗论选”“书信选”“关于刘半农”等板块，编排颇见匠心。书中辑录发掘自原始书刊的文章多篇，兼具资料集的作用。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此书仍不失为一个了解刘半农其人其诗的上佳入口。不久，痖弦又编出了《刘半农文选》，(9)痖弦编《刘半农文选》，台北：洪范书店，1977年。笔者所见此书三版版权页写着初版于1977年8月，然而更早出版的《刘半农卷》初版版权页却是1977年12月，疑前者有误。以两部《半农杂文》为范围，删余35篇，以适应一般文学爱好者的趣味。

大陆方面，自1986年徐瑞岳编《刘半农文选》出版后，各类刘半农的文选、诗选、作品选层出不穷，指不胜屈。或分体、或编年，选目多以两部《半农杂文》和“扬鞭”“瓦釜”二集为主，杂凑《双凤凰砖斋小品文》《南无阿弥陀佛戴传贤》等集外名文若干，集中呈现了《新青年》时期及其后刘半农在新诗和杂文方面的创获。

这些操选政者多来自中国现代文学领域，囿于细密的学术分科和“新文学”的价值偏见，较少理会刘半农“鸳蝴派”时代的早期撰译以及他在语音、语法、乐律、器物鉴定等方面为数不少的学术研究著作。(10)台湾地区出版的“北京大学中国民俗学会民俗丛书”第四辑中收入了《半农俗文学选集》一种(出版年份不详)，其实只是将《半农杂文(第一册)》删去了部分篇目而已。以致时至今日，同为“文学革命”中叱咤风云的重要作者，胡适、陈独秀、钱玄同和周氏兄弟等人都已有基本涵盖其各类著述，且编例稍严、校勘略具的文集或全集行世，与之齐名的刘半农却是个例外。对他作品的编集粗看不少，但选目陈陈相因，少见新意，而且一般义例不明，审校不精，固然有功于在一般阅读市场上的普及，学术意义和版本价值却不太高。

话虽如此，倒也有几部选本值得一提。陈子善有感于“除了《半农杂文》一、二集所收录的部分序跋外，刘半农许许多多关于中外书刊的长文短章至今未曾结集，实在可惜”，遂避易就难，从民国书刊中，搜集编选了一部“拾遗补阙性质”的《刘半农书话》，于1998年出版。此书前两部分是著作序跋，第三辑为“读书札记和藏书题识”，展示了一个读书界相对陌生的、天性好奇且趣味驳杂的刘半农形象。书中又收入小品文24则和尺牍14通，想来也是出于将他的集外文字尽量向一般读者介绍的苦心。文末附原始出处，核检甚便。[8]

郭长海的《刘半农前期研究》出版于2014年，前半是作者自著，后附刘半农“创作小说”和“散文写作”辑览百余页，皆为录自原刊、从未入集的早期创作，与选本无异。其中《刘半农君为江阴兵变来函》《神鬼大跑马》《张家口赐儿山游记》等近十篇，均系编者新从报海中披寻而得，可补前人所未及。[9]

以笔者所见，最近一部有特色的刘半农文选，当数华斯比于今年5月整理出版的《刘半农侦探小说集》，他出于对晚清民国原创侦探小说的兴趣编成此书。所选诸篇俱已见郭著，惟编者比对原刊，认为校对粗疏，“错漏之处太多”，“甚至还有漏掉整整一列(原文献竖排)的情况出现”，(11)编者华斯比为《刘半农前期研究》一书所写短评，见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27083253/，2021年7月4日访问。遂重作董理。配有原始插图、作细致的分段、注出生僻语汇，是这一选本的别致之处。[10]

三、文稿的保存与整理

刘半农逝世后，留下的一些未刊遗稿，部分经过门生亲友的整理，陆续刊出。如《十韵汇编》《标准国音中小字典》《苏莱曼东游记》等书稿，就是分别由罗常培、敖士英、刘小蕙等将遗稿补续完全后出版的。(12)见各书凡例和序跋。另有一些成为公立机构的库藏，如1934年刘半农为李大钊所作的《故国立北京大学教授李君墓碑》碑文及附函，现藏中国革命博物馆。[11](P.297)

当时收藏刘氏手稿最多者，应属刘半农的三位子女：长女刘小蕙(育厚)、长子刘育伦和幼女刘育敦。1947年，潘光旦主持清华大学图书馆期间，整体购入刘氏藏书，其中原本夹有的“家藏遗稿”，就由其子女抽出。(13)见潘光旦1947年2月10日日记，《潘光旦全集》第11卷，潘乃和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38页。不少后来转赠给家乡的江阴市博物馆，成为该馆“刘氏兄弟”特藏的一部分，具体编目未见，可从图录中获知一二。(14)见江阴博物馆编著《江阴文物精华》，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272-289页；江阴市文广新局编，翁雪花、刁文伟主编《文开新域 流芳中华：江阴市博物馆藏“刘氏三杰”文物集萃》，北京：故宫出版社，2019年。内有刘半农著作早期版本、摄影作品及自创语音测量仪器等文物，以及论文《莽权价值之重新考定》等手稿，两册刘半农日记稿本当为藏品中最重要者。

三十多年前，徐瑞岳走访刘氏家属，陆续得睹“刘氏自写履历和《刘先生行状》草稿等材料”、1934年1月至6月日记手稿二册，以及未写完的《欧游回忆录》原稿。据说刘半农日记本不止此数，大半已于“文革”期间连同大批藏书一起被焚。[12]《欧游回忆录》和残存日记经整理，俱刊《新文学史料》1990年第1期，是一次重要的大宗史料发掘。只是日记释文不尽准确，姑举一例，以概其余。3月4日条云：

下午腹痛稍止，到拈花寺吊伊见丑之父之丧，建功、涤洲、谈而亦在，即同往东院看和尚为人作剃度礼。余因戏言，倘我等四人来此剃度，念佛之余，可以讲音韵，谈幽默，亦人生一乐也。归以此语告妇君。蕙英言，究以何日去，当备馔为君等作饯也。

魏建功《我对于刘半农先生的回忆》一文收录的刘半农“二十三年三月三日”来函，与此条文字略同，可据以他校：

顷归与细君言，倘得建功、涤洲、谈易三人同至拈花寺剃度，念佛之余，可以讲音韵，谈幽默，当是人生一乐。内子因问何日出家，当设宴送行。弟未便独自决定，敬商。即请凡安。[13]

可知日记排印本中，“谈而”当作“谈易”，指刘半农的友人何容，字子祥，号谈易(即“谈何容易”)，是《世界日报·国语周刊》主编之一；“妇君”不词，当作“细君”，是妻子的代称；又“伊见丑”无其人，当作“伊见思”，满族人，字齐贤(即“见贤思齐”)，时任职于商务印书馆北京分馆，与胡适、老舍等名人有旧。[14]刘半农后期书风多为行草，整理者或对字形不够熟悉，短短百余字而致误数处。两册日记长数万字，涉及人事、书刊繁多，实有依据馆藏手迹重作校勘的必要。

日记之外，民国人物书简作为一种特殊的著述形式，整理起来有特别的难度。一是零落各地，年深日久，搜集匪易；二是时人写信多不将年月日书齐，而人事遥渺，语境隔膜，日期难以确考；三是信源或为手稿，或为排印，今昔书写形式(字体、标点、行款等)有异，如何发凡起例，化为一律，颇费周章。整理刘半农信，面临的情形也大体如此。

近由王风、夏寅整理的《刘半农书简汇编》是迄今唯一一种刘半农书信合集。整理者觅得他“生前未发表过的私函、短简、帖子等，凡七十五通”，整理时，遵循一定的学术规范，对信件的物质状态、书写形式、系年考证等信息加以说明。格于授权等问题，台北“中研院”史语所、北京鲁迅博物馆等公私藏家手中，还有数量不等的刘半农信未能收入。[15]

刘半农致他人函，原件估计多已散失，幸运的是，尚有他人致刘氏函近百通集中贮藏在江阴博物馆的库房之中。诸多发信人中，不乏蔡元培、王世杰、周作人、钱玄同等名流。其中少量信件已经刊布，[16]读者窥斑见豹，自可想见这么一笔历史信息极为丰富的藏品，不但是了解刘半农生平行迹的珍贵材料，而且对整个民国学术文化史的研究也助益不小。闻馆方正从事释读、整理工作，读者不妨静待其成。

以上所言书信、日记、诗文之类，都是相对传统的著述形式，仍不足以完整笼盖刘半农作为一位学兼中西新旧的民国知识人的丰富面貌。举例来说，他自己设计发明，并委托工厂制作的几种语音实验仪器，在今日应如何呈现和研究，就是个有待考虑的问题。在音乐、美术、摄影等领域，刘半农也有浓厚的兴趣，展露出相当的才华。作为早期摄影团体“光社”的要员，他不但写出了《半农谈影》这册薄薄的心得，而且有将自己历年的作品集印成书的打算，(15)见1933年8月21日刘半农致舒新城函，《中华书局收藏现代名人书信手迹》，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95页。刘半农的摄影技术在他的学术研究上也发挥了作用，见谭波《刘半农的文物摄影〈汉月言簿影本〉》，《中国文物报》，2012年7月18日。只是未及实施。有志于此道的研究者，自宜妥为搜集，替他了却夙愿。

再从阅读史的角度而言，作家藏书是回溯、重构其知识结构和博雅趣味的重要凭借。据王丽丽调查，刘半农的中西藏书，去世后先在北平图书馆编目保存。40年代，主体部分售与清华大学图书馆，不少又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划归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收藏。此外还有少数进入市场，为公私藏家陆续购得，并不时见诸网络。(16)如刘半农藏《乐书要录》，相关信息见http://book.kongfz.com/12965/1223891320/?t_sharer=DjVJ，2021年7月4日访问。清华、人大二馆所藏共计千馀部，尚无系统完整的编目。(17)清华所藏部分书目，见清华大学图书馆编《清华大学图书馆藏善本书目》，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据介绍，大抵以经、集二部为最多，不乏语言乐律等专门图籍，诗文、词曲、小说等亦复不少。书中钤印、题识和批校甚多，是研究刘半农学术思想和个人交往的好材料，[17]或可仿效《陈寅恪集·读书札记》《傅斯年眉批题跋辑录》等书成例，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结集。

四、研究现状与可能

“新文学”在开创和建立的过程中，一面以“旧文学”为他者施以挞伐，一面又将民间文学作为一块潜力巨大的处女地来开垦。有意思的是，刘半农在这三处都有相当的劳绩，较之其他“新文学”巨子，是很有些特别的。而另一方面，他于1920年赴欧学习语言学，(18)据刘半农所说，他“出国的时候，是想研究文学与言语学的”，“不料一到国外，就立时觉得‘二者不可得兼’；于是连忙把文学舍去，专重言语学”；后来觉得范围还是太大，一再缩减，终于选定实验语音学。见刘复《我的求学经过及将来工作(在本学门恳亲会演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1925年11月4日第1卷第4期。学成归国后，在北大建立“语音乐律实验室”，成为中国实验语音学的奠基人之一，后又逐渐将研究扩展到乐律、古器物鉴定等领域，学者生涯也构成了他人生一个很重要的面向。

以刘半农喜好文艺的活泼性格，却从事这样的“沉闷之学”，当时便令他的一些友人感到不解，(19)这些朋友至少包括钱玄同、陈独秀、沈尹默、鲁迅、朱希祖，见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整理本)》，第343页。刘半农却自有一套逻辑。他早在《我之文学改良观》中，就主张以“二十世纪读音”为标准来“破坏旧韵创造新韵”。[18]他的语言学研究同样缘起于这种为新文学的创造寻找坚实的学理依据的欲求，即希望通过“科学的实验”，给“白话诗的作者”“一个正确忠实的声调向导”。[19](《序赘》，P.23)不过由于长期以来，语言和文学形成了各自有别的方法和传统，能够循着他本人的逻辑，将这两面汇通起来的研究，至今还未见。

实验语音学领域的后来者当然认可刘半农的开创之功，(20)见《中国语言学大辞典》“刘复”“实验语音学”“四声实验录”诸条，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721、206、844页。然以学科性质方法近于科学，强调后出转精，于既往学术史不甚措意。因此，刘半农的具体学术成果虽早已被学界吸收，但无人以他本人的语言学著作和思路为对象进行研究。而对现代文学从业者来说，这些需要专门的语音、数理知识才能把握思路的论著，(21)1933年，北大学生张中行选修刘半农“古声律学”课，就对所需的艰深数学方法印象深刻。见张中行《刘半农》，《负暄琐话》，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40-43页。也不易纳入研究范围，和新诗韵律、国语运动等重要的传统话题形成勾连。于是在论述时或一笔带过，或泛泛而谈，还没有能从内部学理出发，作正面突破的。那么作为语言学家和现代国语建设者的刘半农，还掩映在现代学术分科的缝隙之下，有待研究者注目。

和“瓦釜”“扬鞭”二集、两册《半农杂文》以全本或选本反复出版相对应，学界对刘半农在“新文化运动”中大放异彩的“战士”的一面，倾注了最多热情和心力。这方面，鲍晶、徐瑞岳、朱洪、刘小蕙等人的传记述评首开其端，又经姚涵、张承志等后继者不断细化。(22)鲍、徐、刘、姚、张的著作已见前文，朱洪所作为《刘半农传》(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年)。他们也试图对刘半农的一生通贯以观，实际执行起来却都不免有所偏废。最终加以浓墨重彩地表现的，仍以鲁迅褒扬刘半农打过的“几次大仗”为主。(23)见鲁迅《忆刘半农君》，《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第73页；原载《青年界》，1934年10月第6卷第3期。其中既有轮值主编《新青年》、鼓吹新诗创作、提倡主持“歌谣运动”、搜集和自作民歌等大节，也有“双簧信”事件、发明“她”字等为人津津乐道的细目。这一学术路径下产生的最新一部著作是张承志的《新文学闯将——刘半农论》，对这些方面的讨论更为系统。(24)张承志2017年的硕士学位论文《刘半农小说研究》和2020年的博士学位论文《新文学闯将——刘半农论》都以刘半农为研究对象，其中研究综述部分对“新时期”以来的数十种刘半农研究进行了点评。这些内容又见张承志、刘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刘半农研究综述》，《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5期。

同为新诗史上的早期作者，胡适、沈尹默等人的诗多蒙说理平直、寡淡少味的恶名，自诩“在诗的体裁上”“最会翻新鲜花样”的刘半农却能得到后代诗评家的青眼。研究者们纷纷肯定他在关注底层，创造新韵，增多诗体等方面的贡献，对他自觉运用民间语言，借鉴国外民歌以开拓“诗美”的实践尤多肯定。只是这些研究大多条分缕析地归纳观点，划分主题，读来犹如授奖词，能深入剖析内部文字肌理的还是少数；在艺术感觉上，常常反不及沈从文、废名、痖弦等早期“谈新诗”者的只言片语来得清新警策。(25)参见沈从文《论刘半农扬鞭集》，《文艺月刊》，1931年2月28日第2卷第2期；废名《谈新诗》，陈子善编订《论新诗及其他》，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1-66页；痖弦《早春的播种者——刘半农先生的生平与作品》，痖弦编《刘半农卷》，第1-21页。

由于新诗和民间文学两个领域都分别“以小邦蔚为大国”，刘半农作为它们源头性的开拓者之一，一直是个中人回首来路时一再致意的对象。关于他在借鉴、研究民歌俗曲方面的得失，早期概论性的介绍无论，陈泳超在《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现代轨辙》一书中设专章《“学术的”与“文艺的”——刘半农对民歌俗曲的借鉴和研究》，从学术史的角度加以公平的衡鉴。他指出，刘半农对文艺性的偏好在歌谣和俗曲上有不同的表现，借鉴后者以资创作的艰难，反倒成就了他俗曲研究更高的学术性。[20](PP.23-29)这种将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前后打通、合而观之的做法，颇值得习惯了在专业畛域内“画地为牢”的研究者们见贤思齐。

或许是随着一种将晚清到“五四”视作同一历史进程的不同阶段的学术思路的兴起，胡适、鲁迅、周作人等“文学革命”首倡者的“晚清民初经验”开始纷纷得到注意。有着所谓“跳出鸳蝴派，骂倒王敬轩”的戏剧性履历的刘半农，(26)见鲁迅《趋时和复古》，《鲁迅全集》第5卷，第564页；原载《申报·自由谈》，1934年8月15日。自然也在其列。他本人在编集时主动割舍的大量滑稽、侦探、讽刺小说著译，由此逐渐“浮出地表”。郭长海以传记小说的笔法，试图回答刘半农是如何“跳进”和“跳出”鸳蝴派的问题；孙超拈出“兴味派”的概念，对其早期著译情况作了一番梳理和勾勒。两人的发现是相似的：刘半农民初的文字发表“以域外名家名作的翻译为主，以活泼的白话为主要语言载体，其主旨也多不在言情本身”，实非“鸳蝴派”的典型，而是其中的一支异军。[21](P.97)袁一丹的论文则主要关注刘半农在这种弃旧趋新的身份转换中努力自我荡涤、自我压抑的面向，意图从“时代的大合唱”中，辨识出他“个人独特的声线”。[22]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追溯前史”式的研究，如果背后仍以“新/旧文学”的“中心—边缘”“进步—反动”结构为基本预设，仅以刘半农的个人作品为研读对象，而缺乏对那个华洋杂处、新旧并陈的历史时空的整体感知，以及对他所属创作群体的文化氛围、交往情形的体贴和还原，那么材料虽新，眼光和方法照旧，最后形成的讲述不免仍有为他的“弃暗投明”作必然性论证的意味。这种固执于“新文学”本位的研究，对早期刘半农的自主性和丰富性依然是一种压抑。

换句话说，以鲁迅《忆刘半农君》一文设下的“由倒退而前进，‘占据要津’后终于又陷于落伍”为代表的叙事模式[23](PP.73-75)，一直时隐时现地左右着刘半农研究的进行。研究者常因这股目光的注视，感到时而应予批判，时而稍可颂扬，时而又只能曲为辩解的价值焦虑。刘半农集“文/白”“雅/俗”“庄/谐”“学者/文人”等种种对立项于一身，原是他作为一个“中国近代历史与文学中的个体生命”(27)此处仿用了王汎森的著作名《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2012年5月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最富于魅力之处，却因带上了不同的意识形态和道德意涵，反而令研究者缚手缚脚，研究范围畸轻畸重。和他从“文学革命”到《语丝》时期创作的新诗和杂文相比，去世前数年为一些小品文杂志而作的打油诗和“烂古文”(鲁迅语)，多被当作聊备一格的风趣掌故，很少成为严肃研究的对象。悖论性的是，这种不平衡的状况，又反过来带累了对作为“新文学家”的刘半农的研究，使其难以获得视野上的更新和实质性的推进。

此种多元的身份和变幻的履历，刘半农同时代的中国知识人大都具备。这不单指胡适、陈独秀等一生游走于政界、学院和文坛之间的新文化人，即便像“学衡派”这样的“新文化反对派”也是如此。只是刘半农一手从事抒写性灵的文艺创作，一手在“象牙塔”内做枯燥严肃的实验测算，显得更为极端而已。在这个意义上，能否突破既往认知框架，将他在“新文学”、“旧文学”、民间文学和学术研究等方面的立言事功完整地呈现出来，并对它们之间的具体关系作出解释，其意义或将不止于刘半农研究自身，而能产生某种辐射效应。与此同时，向学界展示刘半农著述文献的完整面貌，将过去不甚看重、难于解释，甚或视若弃余的作品作求全责备的发掘、校勘和编集，自然也是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