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麦

《在穷查理宝典》一书中，查理·芒格讲述了物理学家普朗克的故事。1918年，普朗克获得诺贝尔奖，得奖之后，他每天都要到各地去演讲，因为人们喜欢听他的量子力学。讲的次数多了，他的司机听得烂熟。一次，普朗克将要到慕尼黑会议中心时，司机对他说：“普朗克教授，每次重复讲，你有没有一点儿无聊？”普朗克说：“那是当然了。”司机接着说：“待会我上去讲，保证一字不差，你听听看。”

于是，普朗克坐在第一排，司机在台上侃侃而谈，与普朗克讲得一模一样，一点破绽也没有。这时，一个学者提出一个问题，司机微笑着说：“真没想到在慕尼黑，还有人提如此简单的问题，请我的司机上台替我回答。”

这当然是个笑话，所以每次听到芒格讲这个故事，他的好朋友巴菲特都会笑。巴菲特说：“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能力范围，无论你从事何种职业，公务员、律师、销售员都是如此，找不到或者认不清这个边界是非常危险的。人一定要待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

我们无须知道自己知道什么，只要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搞清楚这一点，就能让自己成为幸运的人。钱钟书便是如此。

1980年，陳寅恪的家人根据他生前遗愿，决定将他的骨灰葬于杭州西湖杨梅岭父亲陈三立的墓侧，但需要立一块碑文，题写“陈寅恪先生之墓”七个字。题写墓碑须请有名望的大家，他们首先想到由钱钟书题写。

钱钟书接到邀请后欣然接受，因为能够为一代史学家题碑文，是一件很值得做的事情。可是，他又心存顾虑，自己在书法上虽然有一定造诣，可平时写大字的机会并不多。

为了写好这几个字，钱钟书做足了功课。他在王羲之、苏轼、黄庭坚等书法家的字帖上分别找到相应的字，一个字一个字临摹，然后让杨绛提意见，看看哪些地方写得不好，又重新修改。但练习过很多次，钱钟书始终不满意。

一天，钱钟书有些难为情地看着杨绛，说道：“我犯错了。”他觉得自己的字太丑，想要回绝为陈寅恪题写墓碑。杨绛说：“你不是天天在练习吗？”钱钟书回答：“正因为天天练习，才觉得自己难以胜任。不是墨色偏重，就是结构过疏，至于神采更别提了。”杨绛劝解道：“你的字他们事先也看到过，估计要求不会太高吧。”钱钟书忙说：“话不可以这么说，是我自己心里过意不去。”杨绛知道丈夫的性格脾气，就不再劝解。她走开时，还听见钱钟书在一旁喃喃自语：“唉，该如何跟陈家开口呢？”

后来，钱钟书决定实话实说，他在给陈寅恪家人的信中这样写道：“我的字写得不是很好，平时写小字还算凑合，但大字我确实驾驭不了。陈先生是三百年之大家，我恐怕贻笑大方，有辱陈先生英名。”

不久，钱钟书不敢题字一事传了出去，所有人都对他肃然起敬。事实上，正如杨绛先生所说，钱钟书是大家，别人更看重的是他的学问和名望。但在钱钟书看来则不然，他很清醒地看到自己的不足，对自己的字，他一直都有自知之明。

在自己能力范围成为一个专家，还是在并不精通的领域成为一个表演者？答案是显而易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