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玉凤

日裔美國作家妮娜·里维尔（Nina Revoyr，1969— ）以美国南加州为背景创作的小说《南国》（2003），将两位警察的种族主义反智意识与行为表现得淋漓尽致，令人不寒而栗。

里维尔毕业于耶鲁大学，后在康奈尔大学完成创意写作硕士项目，1997年开始发表作品，迄今已出版6部小说并多次获奖。里维尔还热衷公益，是一家非营利性儿童协会的执行副总裁兼首席运营官，为洛杉矶中南部受创伤、暴力与贫穷影响的儿童及其家人提供临床、成长、家庭支助等多方面服务。《南国》就是里维尔为无数被虐待、被冤死的黑人儿童发声的力作。

《南国》从去世的日裔二世（日本移民的子女）弗兰克的一份遗嘱开始，随着他外孙女杰姬寻找遗嘱受益人柯蒂斯的一系列经历展开，牵出一桩1965年洛杉矶瓦茨骚乱期间的谋杀案：四名黑人青少年被冻死在弗兰克商店的冷冻室，其中包括在该店打工的柯蒂斯。柯蒂斯从小成绩优异，有极好的运动天赋，是人见人赞的好孩子。不幸的是初中毕业前他稀里糊涂参与了两个同学的恶作剧，被白人警察劳森盯上，从此厄运缠身，两次无辜惨遭毒打，最后死得无声无息。

尽管当地人很少提及这桩惨案，但大都认为凶手就是那个白人“种族主义混蛋”警察劳森，一是有人目睹事发当天劳森与那几个黑人孩子一起进入商店；二是劳森在黑人与日裔美国人杂居的克伦肖社区残暴成性，臭名昭著，他不仅经常嘲弄、烦扰社区居民，无辜毒打黑人孩子，就连退伍老兵弗兰克也是他频繁骚扰的对象。他出入弗兰克的商店犹入无人之境，在货架间横冲直撞，拿东西就像自家的一样理直气壮。弗兰克的两个女儿也被鬼影一般的劳森跟踪，每次都把她们吓个半死。一直帮助杰姬调查凶杀案的柯蒂斯表弟吉米也毫不怀疑凶手就是劳森，一心想将他绳之以法，为自己从小崇拜的柯蒂斯表兄报仇雪恨。

警察本应惩恶扬善、保一方平安，警察巡逻车本应是安全与正义的象征，然而在1960年代种族主义猖獗的南加州，开着巡逻车的警察却总是“找人麻烦，并且通常都能找得到”，少数族裔的安全毫无保障。弗兰克从遍体鳞伤的柯蒂斯那里得不到任何线索，便拦巡逻车报案，结果却是执勤的劳森将他一顿羞辱后扬长而去。弗兰克以为凶手是其他孩子，其实将柯蒂斯打个半死的人正是劳森。劳森认为黑人生来就是小偷或纵火犯，与他们“谈话”的方式只能是毒打，于是对拿着破吉他自娱自乐的柯蒂斯一顿拳打脚踢。黑人的黑皮肤本身就是罪过、黑人都是“愚蠢动物”的种族主义偏见在劳森脑中根深蒂固，使他毫无理性可言。凶杀案当天劳森遇袭，虽未致命，但从此改坐办公室，不再巡街，这实乃克伦肖社区少数族裔百姓之大幸。

劳森并非个案，小说中白人种族主义者对黑人和亚裔的歧视与迫害比比皆是。日裔受迫害的最典型案例是“二战”中的日裔集中营事件。珍珠港事件后被关入集中营的西海岸日裔美国人高达11万多人，其中大部分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却无端被怀疑为日本间谍，完全受日本军国主义的恶行所累。弗兰克的父亲与妹妹的鲜活生命都永远留在了集中营：父亲被折磨致死，妹妹难产被庸医耽误，母子双亡。日常生活中种族歧视的暴力事件也屡见不鲜。柯蒂斯因赢得赛跑而被邻校白人孩子群殴，而他的自卫行为反而成了欺凌与威胁，被罚停赛、停学两周。愤怒的柯蒂斯决定挑战种族隔离传统，带着女友安吉拉等黑人孩子在白人社区默默游走，给警察们留下了惹是生非的印象，招来更多的暴力与最终的谋杀。弗兰克的帅气黑人好友维克多遭白人女同事刻意挑逗，他对其敬而远之，不想她竟丧心病狂，找人将气撒在毫无防备且已有3个月身孕的维克多妻子珍妮身上。维克多在黑暗小巷找到奄奄一息的妻子时，发现她衣衫不整、满脸是血、眼肿唇裂，他气得心如刀绞，却又无可奈何，唯一能做的是陪伴惊恐万分的妻子，却因此被工厂开除。面对如此的暴力与不公，维克多早已麻木，连愤怒都没有了——哀莫大于心死。

在当时的全美各地，黑人及其他少数族裔的公平正义都只是一纸空文，劳森那样的反智白人警察和白人种族主义者无处不在。然而，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美国的种族主义仍然阴魂不散，种族矛盾愈加尖锐。

富有戏剧性的是，杰姬与吉米经过3个月的细心调查，发现谋杀四名黑人少年的真凶并非十恶不赦的白人警察劳森，而是他的同事、黑人警察罗伯特·托马斯。这令29年来坚信劳森就是杀人凶手的吉米瞬间崩溃，他全然不顾杰姬的提醒，无视打草惊蛇的风险，执意要找托马斯问个明白。潜意识里吉米不愿意接受托马斯对黑人同胞如此残忍的事实，希望真相并非如此，没想到托马斯丝毫不为自己的罪行懊悔，反而觉得黑人孩子都是麻烦的源头。他的反智言论与冷酷无情令杰姬不寒而栗，使温文尔雅的吉米怒火中烧，忍不住对这个“杀人的种族主义恶棍”大打出手。

托马斯之所以如此有恃无恐，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29年来无人报案、无人就谋杀案提起诉讼，死几个黑人孩子就像死几只蚂蚁一样无声无息。其次，唯一目睹他行凶的年轻黑人警察奥利弗·帕克斯顿事后辞职改行做了教师，托马斯更没了后顾之忧。再次，“警警相护”在托马斯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事，这大概也是美国警察肆无忌惮地对待平民的原因之一。帕克斯顿辞职后的29年里，托马斯一直是西南警察局以及他后来供职的好莱坞警察局唯一的黑人警察。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托马斯不惜付出10倍努力与艰辛赢得白人同事的些许尊重，却从不尝试消除他们的种族主义偏见，反而将白人同事强加给他的委屈与屈辱一股脑地归罪于无辜的黑人同胞，彻底内化了白人对黑人的歧视与偏见，颇有些斯德哥尔摩情结的意味——被害人对犯罪者产生好感与依赖，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加害他人。托马斯对白人种族主义意识的内化与反智言行源自他的家庭教育和童年经历。他的父母自觉高人一等，从不允许他与黑人孩子玩耍，而白人孩子也不与他们交往，他们一家三代似乎游离于黑、白两个种族之外；不屑于认同自己的黑人身份，也不被他们仰慕的白人所认同，因此成为典型的“黑皮白心”。

凶手托马斯逍遥法外，几十年来稳坐警察之位，而凶杀案带给见证人和四个孩子亲朋好友的悲伤、愤怒和心理创伤却如影随形，成为他们无法摆脱的噩梦。案发时唯一的见证人帕克斯顿刚从警校毕业不久，虽事后逃离南加州，却一直因自己的软弱和逃避而饱受内心煎熬，在愧疚中无法自拔。案发现场的主人弗兰克携家眷匆匆搬离居住多年的克伦肖区，背负着深深的隐痛甚至骂名。与始终隐忍不发的退伍老兵弗兰克不同，他商店的另外两个黑人帮工、柯蒂斯的好友阿基拉和德里克却用不同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愤怒与无奈：侥幸逃离凶杀现场的阿基拉怒不可遏，命案当天用父亲的枪支击伤劳森，之后逃到日本，再未回过美国，后来却愿冒险回美作证；德里克因好友的惨死丧失理智，破罐破摔，后因吸毒过量而死。安吉拉通过哥哥德里克与柯蒂斯相知、相爱，突然得知男友被谋杀的噩耗，她与哥哥一样濒临疯狂，后来哥哥的早逝又让她遭受双重打击。而当年只有8岁的吉米无法杀死凶手，29年来痛苦、绝望的他多次用自残的方式惩罚自己没能帮上表哥柯蒂斯。

与这些饱受折磨的人截然相反，对于自己当年丧尽天良的谋杀，托马斯从未有过丝毫不安，对于突然失去孩子的三个黑人家庭及其亲朋好友所受的心理创伤及由此引发的灾难，托马斯更是漠不关心。与劳森等白人种族主义者相比，全盘内化种族主义反智观念的黑人警察托马斯更可恶而可悲。

《南国》是描写20世纪美国南加州的史诗性著作，围绕谋杀案，洛杉矶的数次天灾人祸都血淋淋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两次地震、两次黑人骚乱、三次战争。第二次经历洛杉矶地震的弗兰克再未恢复过来，不久就撒手人寰，地震的阴云也以各种方式盘桓在其他人物心头，正如那陰魂不散的种族主义。“二战”中从集中营征招的日裔第442兵团在欧洲战场浴血奋战、死伤无数，弗兰克目睹一个个战友倒在欧洲战场，柯蒂斯的弟弟克里死于越战，吉米的父亲在朝鲜战争中杀死八个白人种族主义士兵……少数族裔在重大天灾人祸面前总比白人遭遇更多的身心创痛，然而他们日常面临的更持久威胁却是随时会出现的无良警察。

警、民本该一家亲，警察本应是居民的守护神，但小说中南加州黑人社区的“警察像军队”，做派像军人，只是荷枪实弹的他们面对的“敌人”竟是手无寸铁的平民。小说中警察针对无辜平民的暴行数不胜数：几个黑人穆斯林在清真寺外被枪杀，阿基拉被打得头破血流，阿基拉的弟弟在瓦茨骚乱中被杀，黑人司机无辜被逼停、车上孕妇被殴打，柯蒂斯等黑人孩子更是动辄被劳森、托马斯之流的恶警拳脚相加……警察竟堕为他们理应保护的少数族裔社区的最大安全威胁，颇为讽刺。在克伦肖社区，失业、饥饿、被威胁、被监视、警察暴力等一次次逼迫绝望中的黑人以暴动来捍卫自己的权利，而暴动则加深了白人对黑人的刻板印象与固有敌意。这种恶性循环已在美国持续几百年，至今仍看不到解决的希望。作为国家统治机器之一，警察的胡作非为反映的正是白人主流阶级对黑人及其他少数族裔根深蒂固的歧视与敌意。

小说结尾，杰姬和吉米将凶杀案的调查结果汇报给地方法官，希望将凶手托马斯绳之以法，至于结果如何，只有老天知道，也许正因结局并不乐观，故事才戛然而止。毕竟像德雷克·肖万（2020年5月，因暴力执法造成黑人男子乔治·弗洛伊德死亡的美国白人警察）那样被绳之以法的白人警察凤毛麟角。如若不是肖万跪死弗洛伊德的视频被全世界网友见证，在全美引起长达几个月的大规模抗议游行与骚乱，恐怕弗洛伊德也只能是警察暴力致死的又一个冤魂。

寻找命案真相的过程也是杰姬了解外祖父经历及自己童年的过程。杰姬的父母都是忙碌的医务工作者，无暇顾及幼小的独生女，于是把杰姬交由外祖父和姨妈照顾长大。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杰姬与曾经无比亲近的外祖父渐行渐远，不回老人的电话和邮件，甚至连他的最后两个生日也忘得一干二净。她从未意识到作为外祖父唯一的孙辈，她得到过太多“他的关注、他的金钱和他的时间”，她上大学的学费就来自老人卖老房子的钱。正因对自己行为的羞愧，就读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法学院的杰姬才决定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帮助外祖父实现遗愿，将凶杀案查个水落石出。随着杰姬对日裔与黑人的苦难史越来越多的了解，真相渐渐浮出水面。她平生第一次有了日裔与非裔朋友，最后彻底地走出自我，到吉米工作的黑人社区中心任职，尽力为少数族裔社区服务，这些都标志着她从“黄皮白心”到对自己日裔身份的认同与回归。

作为少数族裔女性与同性恋者，作者里维尔在聚焦凶杀案的同时也不忘关注南加州少数族裔的个人梦想、家庭抗争、文化冲突、社会变迁、族群关系、性别认同与同性恋倾向、非法移民与血汗工厂等，众多主题交相辉映，共同组成一支不堪回首的美国族群与警民关系的悲歌。

借古可讽今。故事虽然发生在20世纪，但在21世纪的南加州，这些主题仍毫无违和感，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