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宁

(陇东学院 文学院，甘肃 西峰 745000)

1939—1942年在国统区、解放区爆发的“民族形式”论争，掀起了不同政治区域的文艺家关于“民族形式”讨论的热潮，这场论争之所以引发强烈反响，不仅与当时解放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贡献相关，也与抗战特殊的历史语境相关。众所周知，在抗战爆发后，不同区域的文艺家寻觅、探索与普通大众结合的文艺形式，基于挽救民族危亡的畅想，生成使大众“喜闻乐见”的民族化、大众化文艺。虽然参与者思考的文艺基点不同，期间也交织着不同的思维与观念模式，但纵观这时期“民族形式”的相关评说，不乏表现出对“民族形式”问题的真知灼见，尤其是郭沫若的相关文艺理论贡献，在今天，仍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超越“大众化”的民族文艺理论

在这场繁杂的论争中，郭沫若的文艺理论显得尤为耀眼。虽然起初他发表《“民族形式”商兑》一文，看似与向冰林提出的“民间形式是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的观点相似。但仔细考辨现代文学史上郭沫若的文学评论，事实上，在《“民族形式”商兑》一文发表前后，郭沫若已有多篇相对成熟的理论文章诞生，它们与《“民族形式”商兑》共同确立了相对集中的文艺观。而与向冰林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名义上为“商兑”，实则为批评向冰林独尊“民间形式”的文艺观，驳斥其狭隘性与单一化，郭沫若拓展了关于“民族形式”多元化的认知，这也反映出他始终立足于现代文化建设的理论高度来思考文艺的发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