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 麒

(河北大学 宋史研究中心，河北 保定 071002)

中国古代有“一人犯罪，连及无辜”的处罚方式，而“连坐”和“缘坐”最具代表性。“连坐”有广义与狭义之别，狭义的“连坐”与“缘坐”的区分在于主犯与被株连者是否有亲属关系。广义的“连坐”包含“缘坐”，株连范围较大，无论与犯罪者有无亲属关系均在其中。连坐制出现较早，以商鞅创立的“什伍连坐法”最具代表性，这一时期尚未出现缘坐制，因此，无论有无亲属关系的株连皆称为“连坐”。“缘坐”一词最早见于《魏书》：“及浩被诛，卢遐后妻，宝兴从母也，缘坐没官。”[1](P877)唐以前这两种制度差异较小，可通用；到了唐代，界限逐渐明晰。“连坐”主要指处罚与主犯无亲属关系的人员，在处罚职官犯罪及什伍犯罪等时施用，而“缘坐”则指处罚犯罪者家属亲族。前辈学者认为：“从严格意义上说，从唐代起，缘坐已逐渐与连坐、族刑等表示株连的词汇分离并形成自己相对稳定的特点。”[2](P9)唐代的缘坐制和连坐制确有此特点，而后世王朝是否具有这一特点仍有继续研究的必要。如：辽金两朝在司法过程中就出现了“连坐”与“缘坐”混淆之例，这一现象值得关注。

较早关注辽金连坐制的是清代学者沈家本，他在《历代刑法考》中对辽金连坐制的条目有所总结。[3]此后，黄震云、武玉环、嵇训杰、黄震云、王善军均在其论著中对辽代连坐制有不同程度的述及。[4-8]叶潜昭、曾代伟、王珊珊、武玉环、张博泉、李锡厚等均在其论著中对金代连坐制有所述及。[9-14]而金代缘坐制的研究成果较少，如傅百臣曾指出金律对特殊重罪科以“缘坐”，并认为金律“缘坐”比唐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