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德慧

(阳泉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山西 阳泉 045200)

书法作为我国传统文化宝库中的瑰宝，不仅凝聚着自然山川灵气，也凝聚着人类丰富的情思。作为展示独特内心世界的平台，书法一直被中国文人士大夫视为人格心境抽象显现的有效载体，他们以飞扬流动的线条追摹自己的心性轨迹、思逸神超的创作，赋予了书法既有形式之美，更有内涵之美，从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魅力的典型代表之一。[1](P82-83)当书法家把情绪意态、风神状貌、胸次高下、爱憎好恶等丰富情思寄予墨色的纵横伸折、运笔造势之中后，书法中的汉字就不再是表达概念的简单符号，而是成为了表现生命的单元，人类精神寄予的产物。书法作品具有的书法家“达其性情，因寄所托”的表现性功能，[2]使书法成为探究书法家心情意绪的重要线索，欣赏者不仅能够从书法作品抽象的线条和飞动的起伏中触摸到艺术家心绪波动的旋律，也能从中得到深刻的启迪。王铎的行书作品《投语谷上人诗卷》于奇姿凌厉中所折射出来的就是他跌宕起伏人生的真实写照。

一、王铎简介

(一)生平

王铎(1592—1652)，孟津(今河南孟津)人。明末清初我国著名书法家。王铎自幼好学，苦读诗书、苦习书画。1622年(明朝天启二年)中进士肇启入仕之途，随后官至礼部尚书。1644年满人入关建立清朝，囿于多种因素王铎选择降清，被授礼部尚书、官弘文院学士，加太子少保。虽然从官职上看，王铎依然为朝廷重臣，但他由明降清的所作所为在当代人看来是为“贰臣”而被鄙夷，影响了世人对其书法造诣的评价。虽然他的书法功底较同时期的傅山要深厚一些，因受其先为明吏后任清官的经历所累，世名却不如傅山。不仅如此，王铎作为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名仕，自身的文化修养也使得他无法摆脱“气节”对他造成的重大心理压力，时常陷入“降清”这一迫不得已的选择中深以为憾，直到顺治九年病逝故里也未能摆脱抑郁不乐的阴影。[3]

(二)艺术成就

王铎，精书法、擅诗文。其书法诸体悉备，而行草为最，以“独标风骨”的苍郁雄畅见胜。吴昌硕盛赞王铎：“有明书法推第一，屈指匹敌空坤维。”沙孟海亦评价：“一生吃着二王法帖，天分又高，功力又深，结果果然能够得其正传，矫正赵孟顺、董其昌的末流之失，在于明季，可说是书学界的‘中兴之主’。”林散之认为，王铎是“觉斯书法出于大王，而浸淫李北海，自唐怀素后第一人”。随着时代的变迁，世人对王铎的评价逐渐趋于客观，其书法作品所蕴含的深刻的人文思想和艺术魅力越来越为世人所欣赏，他“拓而为大”的临帖方法以及“涨墨”等技法也被书法爱好者所推崇。

二、王铎《投语谷上人诗卷》的艺术特征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如同书法被文人士大夫视为是生命的一种表现形式，诗歌所涵括的激越、悲愤、苍凉、流丽、婉约也是文人士大夫精神境界的折射。因此，在传统书法艺术创作中，将诗情画意以书法的形式展现出来就成为了书法家的追求。作为精通诗文书画的饱学之士，王铎深具以书法外在的排列，将诗的意境熔铸于书写的全过程，通过关联起诗与书画的内在联系，使诗书同辉，成为气韵生动有机整体的实力，当他将这种实力展现在《投语谷上人诗卷》中，人们看到属于以诗为本、以书为体的交相辉映，诗歌被书法氧化，渗透进艺术，散发出诗书同辉的生命力。

(一)原诗的意境分析

从王铎的生平可以看出，晚年的王铎精神世界是非常孤独的。当年同科考入翰林院的志同道合的两位好友黄道周、倪元璐早已为大明朝殉节身死成就了大义，而他的父母、发妻以及两个未曾成年的幼子也都亡殁，而王铎自己虽然苟活于世，却时常陷入对自我身份扣问的怀疑与焦虑之中。在层层重压之下，王铎愈发将性情寄予书法之中以寻求精神上的慰藉。在不断地对自己的书法创作经验以及书写模式进行调整的过程中，王铎不仅需要通过对书写技术的处理以免除形式主义的表达，更需要借助一种伦理意识来构建能够使内在生命激扬起来的维度，这种由精神上的焦虑而带来的艺术上的突围，促使王铎在艺术与现实的困境中向更为精妙的修行境界寻求给养，从而与道家文化倡导的“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以及禅宗所倡导的基于个人参悟之上独特体验的“见性成佛”在很大程度上产生共鸣，转而向宗教寻找智慧与睿思。为此，王铎涉足佛学，追求禅境，借由禅悟将自己的心性导向自然、游于自然、归于自然，力求在淳朴、无为、混沌中保全心性，并以此结交了一些方外之人。

某日，大病初愈的王铎冒雪前往山间找寻“相睽直至今”的“释子”朋友谷上人。然而，朋友却“独处无行迹”，唯见“荆扉草色侵”“花开灵鸟下”。访友不着的王铎只好泱泱而返。人未见却心相连，在转过年的丙戍春二月，王铎于燕都琅华馆创作了诗意与书法相互渗透、意味隽永、自然天成的禅趣、禅意流溢其中的行书《投语谷上人诗卷》。

从全诗来看，《投语谷上人诗卷》用词清雅却寓意深厚，诗中既点明了自己生病的孤苦，又表达了对朋友的怀念，并且抒发了自己“夜中听雪”的寂寞心绪。在诗中，王铎将自己自适于山水的情怀，融入花风无序、山貌青苍和老园静寂的景象中，在清旷爽朗处凸显了怀念与友人于“泛犀觞”把酒言欢的情谊。词句自然纯净而采秀内映，叙事明朗而又情致婉转，结尾处的迂回用词，给人以无限想象的空间，启迪读者达到一种超脱的境界。

(二)书法艺术风格

1.纵笔取势

王铎书写《投语谷上人诗卷》，求的是文心交流，借的是笔墨涵养，看似随性而成，实是意之所致。在《投语谷上人诗卷》中，因诗作而纵笔取势，因诗情而化简为繁，无一不于老辣的笔法间构中反映出王铎书写时的本体意识。书法走的是字各有体，体则有势，于气脉流注处连绵相处，冲突中有和谐，和谐中有冲突的淋漓酣畅之路，不拘小处瑕疵，于“势”取胜，“势”贯穿了《投语谷上人诗卷》通篇。例如，开笔的“投”字笔力遒雄，“语”字则纵笔如飞，外拓饱满如弧鼓、内擫凹陷如弧形，虽然冷峻生动是其主要造势，但线条的外拓和内擫形状各有特点，外拓厚重见纯朴刚健，内擫精练见古奥奇峭。

2.化简为繁

化简为繁是王铎行草书法的又一特征。《投语谷上人诗卷》中王铎行草书的结体颇具特色，有字型奇险的，也有东倒西歪的，还有头重脚轻的。如“花开灵鸟下”句中的“鸟”与“下”两字，在保证外形完整的前提下，运用笔画连绕的写法让原本简单的字体复杂起来，从字形上可以明显看出王铎通过对“鸟”和“下”两字的内部笔画进行了挤压、缠绕，压缩了字与字之间的空间，两字几乎缠绕为一体，这样一来，不仅打破了原有汉字结构的呆板，更是通过对简单字复杂化的运用，营造出奇特造型的结字，既增加了笔墨情趣，更提升了书法艺术的欣赏力。此外，王铎在书法中对化简为繁的运用可谓是得心应手，基于行草书写不拘法度、率意而为的特点，王铎赋予了《投语谷上人诗卷》一字多形的艺术魅力，不仅根据整体布局行、草、楷同见一处，墨色、笔画、外形亦不拘一格，随境界异趣的不同变化而变化。需要指出的是，王铎的书法艺术中的化简为繁不是随心所欲、杂乱无章的，相反，所有的化简为繁都是围绕“气势”而进行的灵活运用，从而以所构造的布局新奇，意境翻新使《投语谷上人诗卷》几百年来久而不衰，为后世所推崇。

3.对立统一

纵观王铎的书法创作之路，从年轻时就秉承着自己对书法艺术的独特见解，执着的在书法艺术的改革创新中前行。如果说早期意气风发时的王铎于书法的探索已经初步形成了刚中带柔、激荡跃动的风格而被世人所追崇，那么晚年的王铎，经过孤独、沉郁、挣扎的煎熬，更将书法视作以线条飞扬流动追摹心性轨迹、思逸神超的精神寄托。并且，随着阅历的增长，王铎书法作品中的对立统一特征愈发彰显，就《投语谷上人诗卷》的章法结构而言，看似横涂竖抹、豪迈纵横，实则布局严谨、意境深遂，大小错落、疏密相间，不平衡的字通过字与字之间和谐的安排求得平衡，纵而能敛，险中见正，所形成跌宕起伏、对立统一的艺术效果使《投语谷上人诗卷》的整体布局颇具特色。

三、王铎书法创作带来的启示

诚如王铎自己所言：“余于书、于诗、于文、于字，沉心驱智，割情断欲，直思彼室奥。”[4]作为一代书法名家，王铎在笔墨上、线条上、章法上的创新是具有开拓性的。这种开拓性的培养，有他寄情于诗书画的执着，有他师古而不拘泥于古的创新，还有他将跌宕起伏的人生经验外化成参差交错、斜欹侧出书法的创举。

(一)于人生跌宕处固守书法艺术的高邈

毋庸置疑，王铎的政治生涯充满了坎坷，但他并没有在失意中沉沦，而是努力寻求以书写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尊严、抒发自己的情感。事实证明，虽然宦海沉浮造成了王铎的不幸，但同时也正是经过这样的人生淬炼，造就了王铎书法艺术的登峰造极，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王铎书法中“涨墨”的运用。为将压抑于心的多种纠结抒发出来，王铎在书写过程中大量使用“涨墨”技法，用墨奇肆率性，不拘一格。作品中有的墨迹聚成一团，有的则滂沱四流，但这种看似随心所欲地任性涂抹，却又因着王铎用笔的多变灵动而实现了与线条的有机结合，形成了强烈的“奇中见正”的动感。在这样一个浓墨重彩大写意的挥洒的过程中，王铎丰富的情感在纸墨世界中得以宣泄，也由此创作出了极富变化的行草动态之美，令人叹为观止。诚如傅山在《霜红龛书论》中所评：“王铎四十年前字极力造作，四十年后，无意合拍，遂能大家。”

从王铎个人境遇与艺术风格的流变中我们不难看出，不屈从于命运的拨弄，而是于逆境之中依然秉持一颗执着之心在艺术的道路上跋涉不止，从而获得“柳暗花明”的成功，这是王铎艺术人生之于当今书法创作的重要启迪之一。人生无坦途，在岁月的风雨里，无论是在过去还是在当下以及未来，无论境遇如何，书法的书写都应该是书法者自己情感的写照，是自己执着于书法艺术的写实，从此意义上来说，情感与技艺相互融合是书法创作的前提要素。

(二)创新必须基于传统

从《投语谷上人诗卷》的艺术价值中不难看出，重视生命，是传统书法艺术的基本特点，但传统书法艺术对生命情调、生命意识的自由抒发，却是以其对规则与法度的掌握为前提的。我们感叹《投语谷上人诗卷》笔法的自然率真、一片天机；我们同样感叹《投语谷上人诗卷》章法的结构甚密、老到精粹。《投语谷上人诗卷》所给予我们的启示就是：书法创作不仅需要凭借心灵与思绪的敏感，更需要关照书法语汇结构的安排，前后协调、首尾照应、上下衔接、左右承让，这样才能将事关书法艺术的结体、章法在书法作品中表现出来。这个过程不仅考量着书法家的文化修养，也考量着书法家手头功夫。

对于有传统文化烙印的书法艺术而言，今天的变化已经不能仅以传统视觉价值视之，而要去构建新的具有现代气息的书法艺术观念。有人将此看成是一个审美结构的问题，于是一个老式的话题被重新提出，在当今所处的不断变化的艺术环境中“怎么写”似乎比“写什么”更加重要。但是，这一问题的提出，不仅容易带来对于精神意蕴的漠视，更会于无意之中懈怠了书法写作过程中作者的哲学思想。实际上，要真正理解某个时代的艺术思潮和某位艺术家的艺术风格，应该把偏重慢变因素的审美心理结构和偏重快变因素的社会心理结构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的分析，只有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得出比较客观公允的结论。一般而言，书法艺术属于慢变因素，它作为具有久远性、稳定性的艺术审美心理学的范畴，当书法创作作为当代艺术走进人们的视野时，为符合当下社会语境则更倾向于文化批判、观念思考，因此属于快变因素。纵观王铎的书法艺术，是经过反复锤炼所形成的严格的法度，他能够凭借书法艺术自由抒发自己的生命意识，是以对书法艺术规则与法度熟练掌握为前提的，看似即兴挥洒、自然率真，实际上所彰显出来的天机灵动是对书法语汇结构安排的综合驾驭能力。随着时代的演进，新的情感内容、新的审美思想需要新的书法语言传播，因此，有人认为传统书法艺术在很大程度上限制着现代情感的自由表达。随着对传统书法变革的鼓噪，所谓的现代派书法等新的书法派别应运而生，它吸收象征主义等西方艺术思潮和理论，力图对当代书法的历史文化进行自由开拓和补充，给书法带来新的体验。于是结体匀整、点线精到、中和阴柔的传统审美韵律被打破，待之以参差交错、斜欹侧出、倾倒失衡的造型形态。这些迥异于传统的书法语汇特征表面上看来是情感的自由抒发，艺术个性的充分显现，实际上却是在快变因素社会心理结构主导下的主观随意性。这种基于满足书法对审美者感官刺激的尝试，由于笔势转变人为痕迹过浓或者是驾驭技术的功力不逮，在很大程度上远离了书法艺术的审美主体，书法作品中气韵、动势整合缺乏内在协调统一，令人观之，感受不到心手两畅的自在自得，只有接续别扭的混乱无序。虽然这些现象从表面上来看，只是之于艺技路径的探索，但笔者认为，究其导致这些现象的心理因素，还是在于当下一些书法创作者的心理浮躁，如果对这种急功近利式的心理因素不加以调整，那么书法艺术创作之路会越走越窄。由此需要我们这些书法爱好者站在继承与弘扬传统文化的高度，从古人的神韵、技法中汲取营养，不断提升自身的书法创作能力，进而达到如王铎般无论身处顺境、逆境都能从书法艺术中找到生命意识的突破口，完善自己的生命风标。这也是笔者对《投语谷上人诗卷》加以研究的根本所在。

综上所述，王铎的书法艺术风格的形成与其身世境遇呈现同步发展态势。在明朝为官是王铎人生顺达之时，所以其书法虽笔墨中已见苍秀生拙之气，但作品大都以书入宗晋、承古流变为主，于笔法劲健处名士显宦的情怀也颇为易见；明亡降清后，王铎将满腔忧愤寄予笔墨，形成了出奇姿狂态、凌厉不羁、苍凉萧瑟之象布满其间的艺术特征。学习、借鉴王铎的艺术创作，既要学习他书法作品中的艺术特点，还要学习他“创新”基于“崇古”的承上启下的创作意识，更要学习他将个人境遇与书法创作融为一体的精神追求。如此，我们才能获得在书法创作道路上越行越远的动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