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伟

（毕节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公共教学系，贵州 毕节 551700）

马克思在论述英国资产阶级时，指出小说之于认识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现代英国的一批杰出的小说家……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政论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1］686。恩格斯认为古代文学作品与史料同样珍贵，“《人间喜剧》是法国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在这部小说里，巴尔扎克用编年史的方式几乎逐年地把上升的资产阶级在1816年至1848年这一时期对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描写出来……在这幅中心图画的四周，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2］462-463。列宁在论述托尔斯泰作品时，也指出：“托尔斯泰以巨大的力量和真诚鞭笞了统治阶级，十分鲜明地揭露了现代社会所借以维持的一切制度——教会、法庭、军国主义、‘合法’婚姻、资产阶级科学——的内在的虚伪”［3］71。毛泽东认为《红楼梦》应当作历史看，“写的是很细致的、很精细的社会历史”［4］71。

明代小说是明代社会生活的反映，方志远指出：“明代的市民文学，塑造了一个个栩栩如生、有着真情实感的明代市民形象，也揭示了一个真实的、充满矛盾的明代市民社会，特别是明代中后期的市民社会。”这个社会是“金钱的社会、权势的社会和情欲的社会”［5］422-437。鲁迅认为《金瓶梅》对明代世情可谓穷形尽相：“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6］126。任访秋则指出，《金瓶梅》反映了“有关的社会上的阶级矛盾”［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