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伟林

（广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抗战时期，数以千万的中国人走上了逃难之路。丰子恺也是逃难者之一。他不是一人逃难，而是举家逃难。从1937年11月6日离开家乡石门湾到1946年11月10日重返石门湾，丰子恺的逃难历经十年，其间流离失所、饥寒交迫、病痛折磨、担惊受怕。应该说，逃难肯定是一场痛苦的经历。然而，阅读丰子恺的文章，可以发现，丰子恺笔下痛苦不多、恐惧极少，更多的是乐观、幽默、责任和信念。1940年1月，丰子恺带着1 岁到72 岁的眷属10 人，行李十余件，好不容易到达遵义。比他先到遵义的张其昀说：“听说你这次逃难很是‘艺术的’？”丰子恺承认，他的这次逃难，的确是受艺术的帮忙［1］268。张其昀说丰子恺的逃难是艺术逃难，丰子恺认为这个艺术的逃难也是宗教的逃难，傅彬然更称之为伟大的旅行。“艺术的逃难、宗教的逃难、伟大的旅行”三个短语可以用来概括丰子恺抗战期间的流亡经历。

笔者将从三个方面解读丰子恺这一“艺术的逃难”：一是丰子恺在广西的逃难经历，二是丰子恺对桂林山水的看法以及对广西性格的理解，三是丰子恺为什么能够成就其“艺术的逃难”。抗战时期，丰子恺曾在广西避难一年多。1938年3月21日，丰子恺还在长沙的时候，曾给他的一位广西籍学生，在柳州生活的覃恒谦写过一封信，介绍了他的流亡情况，并表示自己有可能奔赴广西。当时丰子恺有三种意向：一是返沪，二是入川，三是赴桂［1］220。丰子恺认为，返沪路太远，入川路太难，最后他决定入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