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学鸿

（扬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2）

早在1970 年，陈鼓应先生的学术版《老子今注今译》已问世，半个世纪以来，这部经典之作以其精审的文本校订、广阔的哲学视野、深挚的人文情怀，感染了至少两代中国学人。2021 年孟秋，已是耄耋之年的陈先生又推出针对中学生的《老子今注今译》普及版，有助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相比此前的学术版，这本不足200 页的小书，在文本风范上彰显出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存在主义哲学的某些气息，简洁洗练，举重若轻。然而，陈先生多年来的研究见解，并未因为精简而遗漏，而是以“草蛇灰线”的方式，散布于全书的各个环节，真正体现出“大道至简”“以一统多”的道家理念。书前封页的两张函谷关彩照，瞬间拉近古人与今人的时空距离，具有较强的现场带入感，很适合中学生的欣赏口味。正如陈先生在《前言》中所说：本书意在“拓展读者对《老子》重要议题的理解”“希望更多地引领读者进入古典文献的领域”。［1］前言2

陈先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进入老庄研究领域，多年来的学术观点可概括为两点：一是“道家哲学主干说”，二是“道家的人文关怀价值”。在中国思想史上，儒道两家是核心，儒家侧重伦理教化，道家主张人生超越。这种认识似乎已成定案，但陈先生另有独到的见解。他在《老子今注今译》的学术版中以近4 万字的篇幅梳理出了《老子哲学系统的形成与展开》，文章开篇便强调《老子》思想的特异性：

中国哲学一向是较关注人生和政治问题的。这些问题的讨论，又常落到伦理道德的圈子里，这样一来，思想范围常常被框在某些格子上。老子哲学的特异处，就在于扩大了这一格局，把人类思考的范围，由人生而扩展到整个宇宙。他看人生种种问题，乃从宏观出发，而又能微观地作多面的审视。［2］22

在陈先生看来，以形而上学应合人生和政治的要求是老子思想形成的真正动机。他引述徐复观先生的观点，说明老子哲学系统的发展，就是由宇宙论伸展到人生论，再由人生论延伸到政治论。而“道”所具有的种种特性和作用，都是老子的预设，是他对经验世界的体悟，也反映出人的内在生命的呼声。这样一来，儒道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道家不仅涵盖儒家的道德和政治思想，而且深入更远的宇宙本体，成为中国哲学的主干。

在1970 年的初版序言里，陈先生还表明要澄清两个流行的误解，一是认为老子思想消沉厌世或出世，二是说老子思想含有阴谋诈术。普及版对这两大误解的澄清仍是贯穿始终的，只是受篇幅、体例和受众对象的限制，化繁为简，变分析论证为定性陈述，主要观点表现为“儒道会通”和“人格修养功夫”两个方面。然而全书前后逻辑谨严，形散神聚，深层中的体系性依然存在。

一 严整的结构体系

普及版的整体编排，参照了古人注解先秦典籍的体例，书前作大序，各章设小序。包含陈先生思想意图的前言和总导读《道：万物的本源》置于书前，其后的81 章，遵循《老子》的篇章顺序依次排列，每章分设导读、原文、注释、译文、点评五个部分。导读紧密结合各章文本深入解析，如同小序。点评则立足古今中外文献对比，围绕《老子》的哲学议题展开，三五百字，长短不等。这种结构安排看似不甚经意，但蕴藏其间的独运匠心依然可窥。

（一）通过化整为零，充实内容信息

普及版总导读《道：万物的本源》一文，通过“可言之道与不可言之道”“有无相生”“为无为”“道法自然”“柔弱胜刚强”五个议题，对学术版所分析的“道”之“本体义”“规律义”“生活义”以及“自然无为”“虚静”“柔弱”等核心概念进行高度概括。但在各章的分析点评中，结合原文释读，又对相关概念或议题时时点醒，深化理解。例如，关于“道”的本体属性、作用方式，见于第一、四、三十九、四十、四十二等多章的导读和点评中。第一章分析理解“道”的三个层次、有无的内涵、与西方哲学的异同、“道”反复出现的核心地位，第四章讨论“道”的体用问题，第三十九章涉及“道”的作用及人格影响，第四十章谈“道”的创生演化过程，第四十二章则是创生的具体环节，经过多角度、多侧面的剖析，“道”的完整特性便凸显出来。再如，第三章和第四十五章，通过“虚”与“道”“实”的对比，总结出“虚”的道体义、天地义、心灵义，同时带出儒道关系、虚实关系等哲学议题，以及为君之道的政治伦理议题。关于“自然无为”的解析，第二、五、十七、二十二、二十六、二十七、二十九等章均有表述，特别是第十七章，在肯定“自然是道家的核心价值”之后，又立足全书，对其在《老子》中出现的频次、位置作出统计，以点带面，为读者整体阅读和建构体系提供线索。“儒道会通”“修养功夫”“政治理想”等话题，总导读中只是点到为止，在各章的阐述中则频频闪现，成为贯穿全书的思想主线。

（二）借助关联分析，彰显逻辑性

总导读《道：万物的本源》一文，哲学思维的严密性非常鲜明，全文分两部分。

第一部分“老子其人其书”以真实性一线贯穿，老子真实存在，孔子问礼于老子真实可信，史书和出土文献证明《老子》一书战国中早期已经出现，对先秦各家影响深远。陈先生在总结孔老关系时强调要进行不同哲学观点的对话，坚持真挚而开放的心态，全文不足1800 字，将老学研究的背景完全交代明白。当下学界有一种现象，似乎书写得不厚不足以显示学问。网络时代，材料堆砌不是难事，难的是用简洁清晰的思路表达出具有创新性的独到见解。陈先生已经年过八旬，堪称典范。

第二部分“老子思想概要”部分，由林语堂和陈荣捷《老子》研究的英文著作入手，说明儒道两家的显隐属性，强调道家论及生命之道更具深远意义，由此引出有关“道”的五个论题。第一议题“可道之道与不可道之道”从《老子》第一章“道”的形而上属性入手，追索“道”的本源义、引申义、由形而下向形而上提升的属性、有无与实存、无形间的对应关系，以及作为生命之源、存在之大全、流变历程、精神境界的四层意涵，先环环相扣，再并列铺排。“有无相生”是第二议题，上承“道”体有无的两个方面，并列论述对立事物的依存、转化、相成关系，随后归结出思维的逆向特征，从而牵出第二议题“为无为”部分。先分后总，前后勾连。此后的三个议题，以概念的确定性、政治性和人文性，说明形而下之道的人文精神和人格修养意义、社会批判价值，以契合陈先生关于《老子》哲学的体系建构。

书前总导读重在概念辨析和宏观概括。各章间的逻辑联系，通过章内导读和点评的相互关联性得以彰显。例如，第一章导读解析“道”的三层意涵，强调实存之道的形而上性。第二章则说：“第一章谈论宇宙本原的形而上问题，第二章落到现象界及人文世界的理想建构。”［1］4突出“道”的不同属性在不同章节各有侧重。第三章导读讲：“本章接续上一章，更为具体地谈圣人之治的问题”［1］8，这就将一、二、三章串联起来，形成由形而上到形而下，再到具体社会政治的逻辑链条。

借助前后照应和深度分析的方法，陈先生将《老子》思想逻辑化、系统化。类似的表达方式频繁见于各个章节，有的是后章回顾前章，有的是前章提点后章。如第十四章点评中说道：“本章的‘执古御今’和二十一章的‘自古及今’，都既有历史意义，又有时代意义。”［1］35更多的章节，则是在析评阐发时，瞻前顾后，以一统多，如水花四射。如第七十章的点评部分，通过“吾”“我”关系问题，将第四、二十、三十五、七十四章串联，帮助读者搭建宏观思路。

关于《老子》一书的结构，通常被认为是“箴言体”或哲理诗，虽然是一人专著，但前后各章之间的内在连续性并没有引起学者太多的关注。陈先生以哲学的眼光，在从事老庄研究多年，对《老子》文本了然于心的基础上，对道家思想做出整体把握。

（三）问题牵引，提供拓展线索

陈先生在《前言》中强调，增加“导读”和“点评”是为了帮助读者加深对《老子》重要议题的理解。散见于各章的《老子》议题，全书不下50 个，如水性与道体的关系、道德体用的表现、历史意识与现实批判、个人修养功夫与社会治理、儒老易思想的纠缠，还有小大、上下、吾我、显隐、阴阳、损益、知行、柔刚、正反、难易、贫富、福祸、欲利等对立事物的依存与转化，以及一、气、圣、言、中、和、善、慈、俭、啬、神、愚等概念剖析。总体上这些议题没有脱离学术版关于道的“本体义”“规律义”“生活义”三层逻辑，只是更显精简，点到即止，把更深层的探讨，留给了年轻的学子。对于孔老之间那次颇具历史意义的会晤，陈先生这样评价：

儒、道开创人首次的对话，彼此学术间的立场与观点虽异，而对话的心态则是真挚而开放的。这和后来孟子攻击杨、墨，以及宋明儒者为了维护道统而排斥佛、老的狭隘心态相较，真有天壤之别。故孔、老之间的对话诚为思想史上令人神往的一个开端。［1］《老子》导读2

带着这份崇敬，陈先生在注解《老子》过程中，也为年轻人开启了一道通向广阔学术空间的大门。每一章的注释、点评，陈先生力争做到言之有据，征引了古今中外大量的文献资料和众多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观点。由于每章的导评文字有限，对这些文献和思想的征引，只是粗线条地指点，接下的路留待有兴趣的读者去探索。

二 浓墨重彩的现实指向

普及版《老子今注今译》是以儒道关系为线索全面铺开的。总导读中，陈先生首先赞颂老子与孔子“亦师亦友”的关系，随后强调老子提出的形而上之道对包括宇宙天地在内的一切万物的始源、创生、法则和精神提升作用，而后者，则是各章阐释的主体。这一主导思路，与陈先生关于宇宙论、人生论、政治论的道家哲学系统相契合。［2］22他说老子生逢乱世，一方面努力从人性的正面提升人的精神层次，另一方面又从人性的反面去洞察社会动乱的根源，［1］9-10在内容上具体表现为对人格修养、社会政治和当代反思三个方面的侧重。

（一）弥合修道与修德的界限

道，具有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囫囵性。“道所显现于物的功能，称为德。”［1］54因此，道家讲“悟道”，强调对道的体悟与实践，往往指向对现实的超越性；儒家讲“德修”，注重社会伦理层面的行为操守。因此，传统意义上，儒道两家谈修养的内涵并不重合。

然而，将《老子》的道与人的生命境界密切关联，是陈先生道家思想体系的重要特征。在总导读“可言之道与不可言之道”部分，他借助分析《老子》第四十八章“为学日益，为道日损”的含义，说明探索外在世界越深，知识积累就越多；体会道性越深，主观成见和私心就越少。因此，“为道”属于精神境界的修养问题，并梳理出老子提倡修养的过程是由“挫锐”“解纷”到“和光”“同尘”，最终达到“玄同”的最高境界。“道法自然”透视出“自发性”“自为性”“自由性”，但要实现这一过程，需要“积厚”的修行功夫。

《老子》第三章讲到“圣人之治，虚其心”，陈先生评论说：“‘虚’是修养与认识方法上的重要功夫，与老子在形而上学的层面讲的‘无’体用一贯。”“虚”有辽阔、开朗之义，“虚其心”教人心胸开阔，这一概念对儒、道两家都有启发，并以《荀子·解蔽》篇提出的“虚壹而静，谓之大清明”作印证。对比儒家典籍讲《老子》的修养观，是陈先生会通儒道的重要策略。第十五章导读分析“古之善为士者，微妙玄通”一句，将道的幽妙玄通与体道之士的样貌心境相联系。在点评中又通过与《庄子·大宗师》的“真人”形象对比，强调《老子》“以日常生活和自然风物”表现“独特的人格精神”的朴素简明手法，最后带出这种修养功夫对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感召。第十六章讲“致虚极，守静笃”，导读第一句便强调“致虚”“守静”的修养功夫达到极致状态与道体运行过程相观照，点评则对照《周易》的观卦、复卦，谈人生的省察、反思和内视，由感官的观察上升到心性直观。这种解读思路贯穿于多个章节，并常常联系到《尚书·洪范》《论语·宪问》《礼记·大学》等儒家文献。

此外，一些常被归到儒家名下的概念，也不时出现在注本的对比阐释中。第五章谈到“中”，第八章谈到“善”，第五十五章谈到“和”，第六十七章谈到“慈”“俭”，第七十章谈到“知行”，第二十八章谈到“无极”“太极”。至于“圣人”，普遍见于儒道两家的典籍，本就珠目难分。陈先生在第二章导读是这样解释的：圣人“是孔子和老子对于理想政治人物形象的寄托。虽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孔、老都透过对‘圣人’形象的描绘建构各有特色的治国理念，展现出高度的人本思想和人文情怀”［1］4。于是，像“君子”“体道之士”，都可以不论派别，成为修身的践履者。作为修养最高标准的“无为”，也顺理成章地释为“不妄为”，“贵言”“不言之教”“希言自然”的“言”，常常以“政令”释之。

对这种“齐物”式的解释，陈先生有自己的理由。他在第四十一章点评中，借用吴宏一教授《老子新绎》的观点作了说明：“《论语》一书所记载的，几乎都环绕着士人如何学习、如何为人处世的话题。《老子》一书则不同，大致是对执政者而发，往往古之圣人的格言教训，告诉统治者如何因应人民，而不是针对士人这个阶层来立说。”［1］104结合上古社会的文化背景来解释《老子》，符合加达默尔“回归历史”的阐释方法。其实，从字源学考察“圣”字，也符合这一历史现实。圣，上古有两种写法，一种是今天所用的简体“圣”字，一种是繁体的“聖”。这两个字《说文》都有解释。圣，是地方用语，“汝颍之间谓致力于地曰圣”［3］288。这个“致力于地”，可以联系古代的“有土者”“有国者”，也即统治者。聖，《说文》曰“通也”［3］250，即耳聪目明，智力通达之人，当然只有这种人才有治理天下的能力。由此可知，儒道两家的学说都来源于殷周之前的上古社会。

（二）扩展《老子》的政治理想

关于《老子》的“君人南面之术”，史学家司马谈和班固都有表述。《老子》文本中，确实有多章直接论及国家治理，如第三章的“圣人之治”、第十八章的“国家昏乱”、第二十六章的“万乘之主”、第五十七章的“以正治国”、第六十章的“治大国若烹小鲜”、第六十一章的“大邦”“小邦”、第六十五章的“以智治国”和第八十章的“小国寡民”等等。对于这些章节的导评，陈先生主要采取了两种方式，一是广泛借助其他文献，特别是儒家文献来论证；二是以出土的《老子》楚简、帛书为证据。

以第十八章为例，汉代河上公本和晋代王弼本均为：“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合，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唐代傅奕本分别在“有仁义”“有大伪”前加上文言疑问词“焉”字，把前两句变成了质问，与同在并列链条上的后两句的肯定构成矛盾。马王堆汉墓帛书本是：“故大道废，安有仁义；智慧出，安有大伪；六亲不合，安有孝慈；国家昏乱，安有忠臣。”四个疑问词“安”，把全章变成反问语气，观点与儒家趋于一致。郭店楚简本则没有“智慧出，安有大伪”一句，其余语句与帛书本相同。［4］因为郭店简是战国文献，早于其他版本，于是陈先生本着尊古原则，依据楚简对该章文本进行了整合，把原文调整为“大道废，有仁义；六亲不合，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并判定“智慧出，有大伪”是战国中后期受庄子后学激烈派影响的衍文。导读写道：

大道兴隆，仁义行于其中，自然不觉得有倡导的必要。等到一味推崇仁义的时代，社会已经不复淳厚了。某种德行的表彰，正是因为它们特别欠缺。在动荡不安的社会情景下，仁义、孝慈和忠臣的节操等美德，就显得如雪中送炭了。［1］45

陈先生这一解语，十分精辟，可谓真正理解了老子说这番话的初衷。老子的批评对象并非针对仁义、孝慈、忠节本身，而是在揭露统治者倡导仁义的真正动机，确切地说，矛头的直接指向是周王朝的宗法制度。接下来，陈先生又通过点评亮出自己的思考：

透过楚简本所示的原初的含义，我们不难发现，老子并无意于贬抑“仁义”“孝慈”“忠臣”；相反，老子认为，在最理想的社会情境发生改变时，在人际关系出现问题时，仁义、孝慈的美德和忠臣的节操，更显得难能可贵。［1］46

这样一来，儒家与道家的界限得以消解。同样探求社会的治理之道，儒家推行仁义，走的是正面路线，道家剖析社会动乱的病根，走的是反思路线。二者“同出而异名”，即陈先生在总导读中总结的，孔老“同源异流”。可以肯定，陈先生窥见了《老子》所说的“玄而又玄”的“众妙之门”。借用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大哲学家》（Die grossen Philosophen）中的观点分析，孔子是“思想范式的创造者”，而老子“从统摄中捕捉着思考的源泉”，“这一哲学思考便活在了世间，进入了世界的根源之中”［1］3。从这句话不难看出，老子之道统摄着有限，又超越有限达到更深层的无限，是中国哲学的开端，自然就成为中国哲学思想的主干。

按照同样的思路，陈先生参照郭店简将第十九章的“绝圣弃智”“绝仁弃义”调整为“绝智弃辩”“绝伪弃诈”，并点评说：

以往人们依据通行本“绝仁弃义”之说，认为这是针对孔孟仁义观而提出的反命题，并以此作为《老子》晚出的有力证据。如今随着郭店楚简《老子》的出土，证明了老子原无“绝仁弃义”之说，所谓反命题、晚出的论证也立时无据了。［1］48

由此可见，出土文献的问世，着实令陈先生兴奋。这一点他曾于再版感言中反复强调，甚至无暇追问这些出土文献在当时为谁所有，处在怎样的地位，是否代表当时社会的主流价值。当然，兴奋之余依然存在令人深思的地方：对于上述第十八章的文本，陈先生为什么没有直接选用楚简本，而是采用通行本，又只删除“智慧出，有大伪”一句？或许这依然是他建构体系的需要。

在学术版初版序中，陈先生明确表示，关于《老子》“出世说”和“阴谋说”是谬解。《老子》之道以幽隐著称，关于智慧与阴谋的界限，恐怕片言只语难以厘清。因此，在普及版中，陈先生以“智慧”的方式作了处理：一方面尽量弱化道的幽隐属性，强调它的现实意义；另一方面对不同版本进行选择和整合，剔除相关表述。即便如此，“不得已”之处还是有的。例如对“柔弱”作用的解释，陈先生在第四十三章点评中引用了徐复观先生《中国人性史论·先秦篇》的观点：

正是因为“作用之柔弱而创生不疲劳，便可以永恒地创造下去。柔弱之至，即是无为。柔弱之至，使万物不感到是被创造的，而是自生自长的”，柔弱可以说是对无为的最形象的表达。“在老子的以柔弱为主的人生态度的后面，实有一种刚大自主的人格的存在”。［1］110

徐先生已经给出暗示，柔弱态度的后面存在着“刚大自主”，也即“无为”的背后，隐伏着“有为”，其间必然是“智慧”在起作用，或者这正是《老子》“玄同”理念的妙处。对于中学生读者来说，增长知识、提升智慧是否定不掉的。为了给出明白的交待，陈先生索性把“无为”解为“不干扰，不妄为”，把“不言之教”的“不言”，解为“不发号施令，不用政令”，“万物作而不为始：指对万物不加干涉”。这样一来，《老子》就被罩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至于“圣人”，作为“道家最高的理想人物”“体任自然，拓展内在的生命境界，摒弃一切影响身心自由活动的束缚”［1］5，是当然的理想仁君形象。由此，形而上的超越之道与形而下的社会政治理想便统一起来。当然，本体之道既然是万物的本源，自然也不会排除政治，可以圆通。

基于这样的理解，《老子》中阐述自然哲理的章节，都冠以政治名头亦未尝不可。如上篇《道经》第五章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第六章的“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第七章“天长地久”、第十二章“五色令人目盲”、第二十三章“希言自然”、第二十四章“企者不立”等等，陈先生都做了政治指向的选择。下篇《德经》，讨论治国理政就更自然了。

（三）真挚的人文使命感

根据德国哲学家加达默尔的解释学理论，人的历史性是造成人们对同一作品有不同理解和解释的原因。陈先生的普及版《老子今注全译》，无疑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其中凝聚着陈先生的历史使命感。

《老子》文本是一个充满诗意的存在，不仅版本众多，字句理解亦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陈先生在注解中，自觉借鉴尼采的谱系法，从历史、语源和心理三个方面深入研读《老子》的不同版本，作为道家哲学体系建构的一个环节。对文本中的句读分歧，便于注释中一一列出；在因上下文逻辑断裂的地方，则标明疑有错简；对不同版本的差异表述，分别给出取舍，并注明版本依据。例如，《老子》第二章的“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一节，王弼本是“长短相较”，陈先生根据帛书本、河上公本、傅奕本改为“形”；而“高下相盈”一语，河上公、王弼、傅奕都作“倾”，陈先生参照帛书本改成了“盈”［3］129-130。所凭据的标准，当是他对《老子》哲学体系的宏观思索。“较”突出的是对立性，“形”则蕴涵着相互依存、相互转化和相反相成的意义，契合总导读的阐述。“倾”侧重方向性，而“盈”有充满之义，生动呈现出高下相互作用的动态特征，更符合本体之道的属性。像这样的文本辨析，全书有22 处之多，充分证明陈先生尊重文本、求真求实的科学态度。

陈先生以坚实的哲学功力，把语录式的《老子》文本加以逻辑化。但是，他并不认为这种基于西方传统哲学系统的理性思维和概念分析方法能凸显《老子》思想的“生命感”。2018 年，他在接受澳门科技大学国际学院采访时说道：“我是带着时代感和生命感去接受老子和庄子的，所以译注时会把一些时代感灌注到字里行间，并渗透了我个人的思想情感和人生体验。”［5］可见，陈先生在求真的同时，也涵融着浓浓的人文情怀，体现出情与理的统一。

面对古史辨派对《老子》学说的消解，面对受意识形态影响对老庄唯心、唯物的框判，面对西方学者对《老子》“反伦理道德”的指摘，［6］面对从老庄研究中获得的激发生命的动力，陈先生肩负起重建道家人文精神的使命。经过多年探索，陈先生提出了“《易传》出自道家说”“道家思想主干说”，这些见解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学界异说纷呈。在普及版《老子》注中，陈先生没有强化这些观点，而是以“柔弱”的方式，通过摘引一定量的儒家文献，“以儒解老”，从点滴处阐明儒道两家思想的会通。儒家关注的人生与社会，道家同样有表述；儒家回避的形而上之道，道家却有创见。道是万物之根，创生万物，也统摄万物。实际上，陈先生的这种见解并不孤独。早在战国时期，《庄子·天下》篇就透露出这一体系。至上之道的直接实践者是儒家，儒道同凌驾于墨、法、名家之上。回归道的包容性，不仅是儒道思想的本来面目，更是当下全球化的时代要求。

基于当下的国际视野注疏《老子》，是陈先生普及版的又一特点。第三十章、三十一章、四十六章、六十一章，提到当今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反复申说军事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和战争的危害；第七十七章、第八十章，有对老子关注和平相处、良性互动的时代主题和呼唤社会责任的评点；第三十二章涉及贫富悬殊和社会平等问题；第十二章、四十四章点醒今人要节制物欲、学会知足；第四十七章、五十一章告诫人们要关注心灵深处的焦虑不安和人生归宿；第五十三章、五十四章强调“社会是一个共同体”，要将个人与国家系在一起，树立“建德抱道”的宏大格局；第四十八章则提醒学人，既要“为学”更要“为道”。

侧重人格修养的译注风格和文本取舍，是对青年学子的健康引导。点点滴滴，苦口婆心，一位世纪老人心系家国、胸怀世界的大道情愫跃然纸上。陈先生在讲到中国文化的发展时说：“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华文化也会在全世界的和平发展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7］并号召年轻人走入国学经典的深层，和风细雨地学和养。［8］

三 结语

张洪兴教授将陈先生的道家思想研究定性为“新人本主义视域中道家思想的重估与建构”，称其在“以弘扬道家文化为己任”的同时，“消解儒家的权威，提升道家地位”。［6］实际上，陈先生是用“柔弱”“不争”的方法，圆融了中国传统文化。在总导读中，他提到《老子》诞生于“陈楚文化圈”，一句貌似轻描淡写的话语，点明了《老子》之学的古老性。楚国号称颛顼帝的后人，陈国是虞舜的后裔，庄子故里宋地是殷商遗民所居之地。自春秋以后，陈、宋都已在楚国的势力范围内，因此“陈楚”文化相比周王朝的礼乐宗法制更为古老。老子作为周王朝的守藏室官员，正是以“古之人”的思想来反思周道之衰，从而警醒当时的统治者。从这层意义上讲，“陈楚文化圈”的提法，提升了殷周以远整个中国思想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