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大学 儒学高等研究院，山东 济南 250100）

儒学是传统中国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和主干，是传统中国知识分子共有精神家园的“堂屋”，是传统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最深根源和最大依据。但在传统中国，并不存在专门负责儒学传承发展的组织机构。儒学之命运，掌握在“庙堂”之上；儒学之生命，跃动在“江湖”之中；儒学之神韵，勃发在精英和民众的言谈举止之间。中国最早的一批儒学机构，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儒学式微时期，儒学机构可谓因儒学救亡、民族文化救亡而生。在20世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由于社会动荡等原因，儒学机构几乎不复存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大陆陆续出现大量儒学机构，这些儒学机构或为社会团体，或为科研机构，或为民办非企，或为文教企业，等等，组织形式、体量规模、业务分类各不相同，但基本上都在围绕着“儒学传承发展”从事教学科研、普及应用、交流合作、文化创意等工作，蔚然成风，蔚为大观。伴着几十年来中国的和平、科学、全面之发展，特别是近年来中共中央对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视，中国大陆儒学的传承发展已基本走出“花果飘零”之惨淡境况，进入“灵根再植”乃至“枝繁叶茂”“瓜果飘香”之佳境。客观而言，儒学热归因于儒学机构热，也催生了儒学机构热。在这个意义上讲，如同儒学一样，“儒学机构”本身便是一个值得关注、值得研究的重要现象。但不可否认，今天的儒学机构，也普遍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成长的烦恼”。时至今日，中国儒学机构如何实现自身良性发展、继续写好中国故事的“儒学篇章”，已成为一个很有必要展开深入而系统探讨的重大课题。本文拟围绕新时代中国儒学机构发展建设问题发表一点浅见，以抛砖引玉，引发共鸣。

一、职能定位

儒学机构，不同于其他宗教团体、文艺组织，也不同于其他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其职能权责不一定有那么清晰明确，工作内容一方面具有很大的古典性、传承性、历史性，另一方面又具有很大的开放性、创造性、时代性。但顾名思义，儒学机构就是要立足儒家立场、围绕儒学思想、秉持儒者风范展开工作，就是要在职能定位上体现出崇德向善、修齐治平、成己达人、经世致用、与时偕行、引领风尚、化民成俗、知行合一等具有儒学特色的独有风格。基于这样的使命任务和职能定位，新时代中国儒学机构要围绕“六个平台”建设集中发力。

一是要打造立德树人、培养人才的教育平台。儒学机构既要致力于儒学学术研究型人才的发掘和培养，更要专注于儒学普及应用型人才的发掘和培养，今天来看，以往儒学机构把过多精力用在了前者上，而对于后者则往往乏善可陈。造成这种“瘸腿”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评价考核机制的问题，也有能力水平的问题，更有思想觉悟、胸怀眼界的问题。放眼未来，中国儒学事业的发展进步，需要更多的普及应用型人才，儒学机构既要引导科研人员主动走出“象牙塔”，走向民间基层、生产生活一线，并为其“走出来”创造便利条件，又要大力激发广大民众的儒学热情，特别是要整合广大对儒学有兴趣、有好感、有认同的同仁同道，努力将其培养成坚定认同并践行儒家仁、义、礼、智、信、忠、孝、悌、廉、耻等核心思想理念的典范君子、儒学志工，套用军事科学院教授罗援将军的一句话，儒学机构要通过培养普及应用型人才来“打造儒学‘志愿军’，坚守精神‘上甘岭’”①原话为：“打造网络‘志愿军’，坚守舆论‘上甘岭’。”见罗援：《打造网络“志愿军”，坚守舆论“上甘岭”——开展网络战，打好舆论战的几点思考》，《中国信息安全》2016年第1期。。

二是要打造发展学术、服务学者的科研平台。没有人否认，儒学是生命的学问、生活的学问，也是一种“人学”和“仁学”，但从两千多年儒学发展史中可见，儒学首先是一种价值体系和知识体系，是一种学术范式，其次才是一整套为“人”所“量身定制”的行为系统和交际准则。历代所谓的大儒，首先是以学问家、经师的姿态立身于世的。由历代儒学学术研究者所沿袭的这种传统，被称为“精英儒学”“学术儒学”，被视为“正统儒学”“主流儒学”。新时代儒学机构要继续延续这种“坐而论道”的优良传统，为围绕儒学理念、儒学现象、儒学话题、儒家德行而展开的一切学术研究活动营造良好氛围，提供必要保障，守护好滋养儒学“灵根”的那片沃土，从而为广大民众的“起而行之”奠定必要的学理基础。发展学术、崇尚学问、服务学者是新时代儒学机构的天职和主业。

三是要打造引领风尚、成风化人的传播平台。儒学机构要探索以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方法，把儒学核心价值理念传播出去，从而为百姓实践儒学、应用儒学、传承创新儒学打下基础。自古以来，儒学就延续着“学在民间，道在山林”的传统。《中庸》有言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山东大学颜炳罡教授说：“儒学自古不索隐，不行怪，既无天堂的引诱，也不设地狱的恐吓，只是人情之常、人伦之常、人理之常而已。”[1]1儒学与百姓生产生活的关系，不是远近的问题，而是融入与否以及融入程度的问题。儒学的根本价值在于指导社会实践，发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教化作用，引导广大民众在心性修炼中塑造品格、在立心明道中成人达己、在追本溯源中经世致用，从而走上“内圣外王”的道路。儒学机构要通过传播平台的精心打造，发掘民间伟力，发动社会力量，推动儒学核心价值理念真正融入国民教育，滋养文艺创作，规范生产生活，助力文创产业，真正实现儒学在民间基层的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四是要打造凝聚智囊、回应关切的智库平台。有学者曾提出，儒学的最大用途就是劝人向善，助人提高道德修养，其实在其他方面的作用并不大，两军对峙时不能指望背上几句《论语》就能吓退敌军。诚然，儒学不可能包治社会百病，不可能统领一切学问，但其在中国两千多年发展演进中，始终以其贡献的传统核心价值观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儒学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领军地位不容小觑，不可否定。事实上，儒学中到处都闪烁着真理的光芒和智慧的火花。儒学历久弥新、震古烁今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能够不断为社会发展进步和人类自身成长提供价值根据和精神支撑。儒学机构要主动扮演智库平台的社会角色，集结并引导儒学事业从业者紧密结合社会现实、时代主题，回应群众关切，不断发掘儒学在治国理政、修身养心、缔造和谐、发展教育等方面的合理成分和有益价值，形成调研报告或科研成果，帮助决策，奉献社会，造福时代。

五是要打造整合资源、交流对话的互动平台。文化一般分为价值系统、知识系统、行为系统三部分，其中价值系统因其稳定性和统领性，又被看作是“大传统”。在传统中国相当长的历史时段内，儒学或儒家思想是作为官方主流意识形态而长期占据思想高地之中央，是当之无愧的显学，属于“大传统”的范畴，经史子集、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医武茶香等无不深受儒学影响。直到今天，在以儒学为“主角”的各种人文交流平台上，仍然不乏书画展示、武术表演、茶道助兴等环节，由此可见儒学之整合力、凝聚力，以及儒学之包容性、开放性。此外，我们说儒学的影响跨越时空，主要是基于其跨越行业、跨越人种、跨越文化流派上的观察，儒学可联通政、商、学、工等各界精英，可整合五湖四海的同仁同道，可对话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等各种宗教，是学习的文明、包容的文明、对话的文明，在推动人文交流、整合各类资源上独具优势。儒学机构要致力于打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及符号的高雅展示舞台，致力于打造古今之间、中外之间、行业之间的高端对话平台，为展现中国风范和中国魅力、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新力量，展现新作为。

六是要打造承上启下、落实政策的组织平台。中国儒学机构一方面承担着宣传并落实党和国家文化政策的重要职责，另一方面也肩负着广泛参与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的重大使命，居于上传下达、承上启下的关键位置。近几年来，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国家和地方陆续出台一系列相关政策，其中，以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最具代表性。儒学机构要识大势、顾大局，乘势而上，顺势而为，积极投身到国家发展建设大潮之中去，组织相关力量和资源，宣传推介、贯彻落实党和国家有关文件精神，重点聚焦在对儒学核心思想理念、中华传统美德、中华人文精神的挖掘阐发、创造转化、创新发展上，努力探索并搭建儒学传承发展体系和格局，不断增强儒学的生命力、影响力，进而创造儒学新辉煌。《文史哲》杂志主编王学典教授非常推崇一句话：“不入‘主流’，难成‘一流’。”[2]此话用在作为落实党和国家有关政策之组织平台的新时代儒学机构上，完全合适。

二、核心业务

南京大学李承贵教授曾把“当代儒学的四大使命”归纳为义理的梳理、百姓的教化、社会的批判、价值的落实[3]。这个高见值得儒学事业从业者学而思之并起而行之。任何一个专业机构，都是为了能够担负一种使命、推动一番事业、解决一类问题而设立，也必然要明确一个目标、聚集一群同道、探索一条路径。这就涉及专业机构之核心业务问题。关于中国儒学机构的核心业务，尽管在具体表述上见仁见智，但时贤也多已做出过大同小异的、宏阔而又精辟的论述。如“双轮驱动”说，如“上靠老夫子，下靠老百姓”说，如“通天、接地”说，等等，不一而足。这些其实都不约而同地涉及了中国儒学机构的两大核心业务——学术研究和普及应用。两大业务分别对应所谓“精英儒学”和“民间儒学”。也就是说，主要从事推动学术研究工作，或直接从事学术研究工作，便属于“精英儒学”的范畴；主要从事推动普及应用工作，或直接从事普及应用工作，便属于“民间儒学”的范畴。泛而论之，学术研究事业是一种历史性存在，重在接续历史、融入历史；普及应用事业是一种时代性存在，重在立足时代、服务时代。当然，二者之间也并非完全隔绝对立，彼此间还存在很大的“交叉地带”，这一“地带”往往集中呈现着新时代儒学的生命活力和伟力，如儒学机构也肩负着制定行业标准、表彰先进的职责，而其对象就应包括“精英儒学”和“民间儒学”两个领域的从业者。

在中国大陆首倡儒学机构学术和普及并重思路的，是中国孔子基金会原名誉会长谷牧先生。1992年4月，中国孔子基金会会长扩大会议在曲阜召开，谷牧先生发表讲话。在提到该会核心业务问题时，他说：“对孔子、儒家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研究，十分重要，一定要继续做好。但是，我们孔子基金会不能只是停留在纯学术研究上，还应该把这种研究与民风民俗现实问题有机结合起来，以通俗易懂的各种有效形式，对广大群众尤其是广大青少年进行优秀传统文化的普及教育，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4]

“文革”以后，中国儒学界的首要任务是通过学术阐发为孔子“平反”，讲清楚儒学与中国、儒学与时代的关系。儒学机构为迎合这一主题任务，自然就把组织学术会议、出版学术著作、编发学术期刊、服务学术研究当作了核心业务。但随着社会对儒学需求之提升和儒学自身之发展进步，迫切要求儒学与现实社会生产生活进一步结合起来。因此儒学机构有必要在充分肯定、持续支持学术研究的同时，特别强调普及应用之紧迫性和重要性。1994年10月，“孔子诞辰2545周年纪念与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谷牧先生在致辞中再次强调了儒学的普及应用问题，他说：“对孔子、儒家思想的研究，还应当是提高和普及相结合，必须要走出纯学术研究的书斋，把学术研究与建设精神文明，养成高尚的、优良的民风民俗，解决社会前进中的现实问题有机结合起来，以通俗易懂的形式，把儒家思想的精华，传播给广大群众，尤其是广大青少年，并且要引发他们的兴趣，以利于广大人民文化素质和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5]此后，组织学术研究与开展普及应用就成为包括中国孔子基金会在内的诸多儒学机构的两大核心业务，一些专家学者也逐渐把学术志趣和行动方向转向“民风民俗现实问题”，更加注重发挥儒学的经世致用性。“精英儒学”“学术儒学”也开始转向或融合“民间儒学”“大众儒学”，儒学开始大步走向生产生活、走向大众百姓，逐渐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目前来看，隶属于科研院所的儒学机构，业务工作多侧重于学术研究；作为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的儒学机构，业务工作多侧重于普及应用。但我们认为，不论是何种类型的儒学机构，都应坚持“两手抓”，做到“两手都要硬”，两块业务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不可偏废。

从助推学术研究的角度讲，新时代中国儒学机构应主要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组织学术活动。科研工作在很大程度上讲属个人行为，要求学者与世俗生活保持一定距离，因此我们要充分尊重、充分理解“躲进小楼成一统”的学者。同时，也要主动引导广大学者关注社会发展、时代变迁，为他们发表真知灼见创造便利。近几十年，儒学热的一大标志便是会议频繁。新时代儒学社团要高质量组织学术会议，充分尊重、吸收学术委员会的意见和建议，在议题设置、活动流程、成果转化、嘉宾接待、会务安排等各方面做好统筹谋划，既合法合规，又充满人情味，特别是要坚决杜绝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杜绝把神圣而严肃的学术会议变成某些官员和学者刷存在感、大放厥词的秀场，要让学者真正成为学术场合的主角。当下，一些由儒学机构主办的学术会议，在形式上很灵活，采取与地方党委政府合办的模式，将学术研讨和现场调研结合起来；在地点、时间、嘉宾选择上也很用心，取得了皆大欢喜的效果。同时，还要高度重视会议成果的转化。会前印上一本制作粗糙的会议论文集，会后在微信、网站等媒体平台发个新闻稿，并非学术会议的最佳成果。学术会议之后，要尽快把嘉宾论文编辑出版，并争取在新华书店等线下系统发行，扩大社会影响力和公众知名度；同时，也要充分尊重学者的劳动成果，对发文学者要按照有关规定向其支付稿酬，这看似是顺理成章的小事，但仍需不折不扣地做到。

二是出版学术著作。儒学机构要高度重视与出版机构的交流合作。学术成果呈现的最主要方式，是编辑成书，并进行市场化运作和推广。要积极策划会议论文集、学者个人专著的出版发行工作；还可围绕某一主题或领域，推出丛书系列，从而满足广大科研工作者的成果发布需求和公众对科研成果的渴望。如今天，在贵阳“孔学堂”这一品牌下，已搭建起贵阳孔学堂文化传播中心、孔学堂书局、贵州省孔学堂发展基金会“三位一体”的良性发展格局，凝聚成传播、出版、基金三大业务“分工不分家”的发展合力，受到广大学者的好评和支持。新时代儒学机构要支持知名学者推出学术文集、回忆录等成果，以嘉惠儒林；还要特别注重对青年学者的关怀和帮助。青年儒学学者是未来儒学事业的中坚力量和科研骨干，通过划拨科研经费的形式资助青年学者出版学术专著，是儒学机构义不容辞的一项重任。在很大程度上讲，支持青年儒学学者就是支持中国“学术儒学”“精英儒学”的未来。

三是推出调研成果。儒学自古就与人伦日用密切相关，百姓之于儒学，往往日用而不知。儒学既是了解百姓生活的一面镜子，更是滋养百姓生活的一汪清泉。儒学坚持以人为本、积极入世，崇尚道德教化，这就要求儒学机构带着济世情怀和问题意识，倾听时代呼声，回应社会关切，主动发挥资政作用，组织有关专家学者，开展调查研究，总结实践经验，推出务实成果，为党和政府进行政治决策贡献智慧和力量。比如，可分别围绕“儒学与学校”“儒学与企业”“儒学与基层治理”“儒学与政德教育”等专题整合有关力量进行田野式考察调研，把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紧密融合起来，形成调研报告，通过书、刊、报等权威平台向全社会发布。总之，儒学机构要在新时代开辟新业务、新领域，展现新担当、新作为，努力打造记录并研究新时代儒学传承发展实践、把脉文宣教育事业发展走向、指导经济社会进步的“智力库”“智囊团”。

颜炳罡教授曾指出：“儒学，人人能行，人人能学，人人能知，让儒学由少数知识精英的文化奢侈品而成为百姓日常生活的向导，是当代儒者的天职。”[1]2推而广之，实现儒学生活化、社会化、现代化，在儒学的普及应用上有所作为，不仅是当代儒者的天职，更是当代儒学机构的天职。目前来看，面向非学者群体普及推广儒学的知名品牌和活动，有由儒学学者主持的“乡村儒学”“企业儒学”“领导干部学国学”“浦江学堂”等，有由儒学机构主推的“孔子学堂”等，还有各地各行业的书院、国学堂、国学院、读经班等，不一而足。当下儒学普及应用可谓已呈现出遍地开花、百花齐放、争奇斗艳的态势。

从助推普及应用的角度讲，新时代中国儒学机构应主要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在目标方向上，要突出一个“领”字。我们说儒学人人可学、人人要学，但并不代表人人都可以学好，更不代表人人都可以把新时代儒学普及应用好。新时代儒学社团要在儒学普及应用上发挥好引领作用，以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滋养民众的思想观念、行为规范、生活态度，不断增强民众对民族文化的自觉和自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确保把儒学的普适价值和核心理念传播开来、传承下去，确保一切普及应用活动都能够符合国情民意，依法依规、合情合理开展工作，避免走上歪路邪路，避免把糟粕当作精华、把乱象视为繁华，让儒学在新时代真正发挥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重要作用。

二是在服务领域上，要注重一个“融”字。儒学普及应用，是一项浩大的文化工程，服务对象涵盖学校、乡村、社区、医院、企业、机关、家庭、个人及其他社会团体、组织机构。有学者说，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干部是主体，学校是主场。这个说法不无道理，值得借鉴。新时代儒学机构要以开放的心态、包容的胸襟、共赢的觉悟开展工作、推进事业，有机整合政、商、学等一切领域和行业的同道中人，有机融合各种学问、思想、学说，搭建起一个又一个以普及应用儒学为要务的高端跨界平台，切实为儒学走向生活、走向大众创造必要条件，奠定必要基础。如儒学机构可引导学校在校园文化打造上，实现儒家文化、红色文化和地方特色文化的有机融合；可围绕儒学核心理念的落地生根，探索推动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有机融合的实践路径；还可深入发掘儒学丰富的治国理政资源，助力新时代党政干部政德的涵养和培育；等等。

三是在工作形式上，要强调一个“活”字。我们说要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讲，就是要培养一种“无中生有”“标新立异”“独辟蹊径”的能力和本领。儒学机构要特别注重以灵活多样、喜闻乐见的方式，对民众进行宣传教育。一是要策划出版高质量、民众喜闻乐见的普及读本，这是线下传播、留存数据的常规方式，传统却非常重要。二是要特别注重新媒体的开发利用，积极打造包括网站、APP、微信公众号和服务号、微博、头条号以及其他传媒工具和平台在内的传播矩阵；经营新媒体平台，要把传统媒体的严谨态度、规范标准与新媒体的活泼风格、扁平化管理有机结合起来。三是要策划推出高质量、高水平的公益品牌活动，如山东大学的“尼山国学大讲堂”、武汉大学的“珞珈山―空中杏坛”、四川大学的“儒藏论坛系列讲座”、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北大博雅讲坛”等连续性、高水平的讲坛、讲堂、公开课等，就非常受人欢迎；再如，可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办孔子诞辰日祭祀活动，也可结合其他节庆举办主题活动；等等。历史地看，儒学普及应用，并没有具体模式可循，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事制宜，因人施策，切忌千篇一律。兹举一例：以往我们特别注重世家文化，一味主张在乡村恢复祠堂，但笔者在与一位住村帮扶干部交流时，就听到了不同意见。他说，在一个村庄，通过宣传世家文化、兴建大姓祠堂，很容易造成家族势力做大，这极有可能损害公平正义。由此可见，不讲条件地追求儒学的经世致用，其结果可能会事与愿违。

三、内部建设

中国儒学机构能否在新时代大有作为，一个关键性问题就是能否做好内部建设，能否以朝乾夕惕的郑重精神、精干务实的团队力量、高超熟稔的业务水平、科学合理的运作机制、殷实充裕的经费保障来推动儒学事业的传承发展。我们认为，新时代中国儒学机构主要应在以下四个方面加强内部建设：

一是树立担当精神。中央民族大学牟钟鉴教授曾对儒学机构从业者强调，要“用儒家的精神办儒学的事业”[6]。这里所提到的“儒家的精神”，首先应是担当精神。儒学机构从事儒学传承发展事业，我们一般很难对其业绩进行量化考核。儒学机构业绩的最终考核者，是秉笔直书的史官；儒学机构业绩的最终考核标准，是群众的口碑和社会的反响。新时代的儒学传承发展，绝不是喊口号、装样子、摆架子，也绝不能只追求纸面上的、新闻上的所谓繁荣和业绩。儒学机构要以高度的担当精神、责任意识、奉献态度，脚踏实地、实事求是、全心全意地开展工作，谋划事业，特别是要尊重儒学自身发展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这项事业，急不得，因为很难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也慢不得，因为这是时代之需、社会之需、百姓之需。儒学机构的发展，既要追求“蹄疾”，更要实现“步稳”。特别要注意的是，儒学机构不应过于在意名头大小，不可图慕虚名，尤其是身在这个互联网时代，要始终清楚认识到，名头不是核心竞争力，名头大不代表能力强、事业大，不代表眼界宽、境界高，更不代表可以担当大任，当初“阿里巴巴”名头小，今天照样可以做大做强。

二是发挥头雁效应。在前动车时代，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在动车和高铁时代，除了车头，火车的每一节都有动力。但不论何时，“车头”的作用都是最为关键、最为核心的。儒学机构要高度重视领导团队的遴选和作用发挥。不可否认，目前来看，一些地方性文化机构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着“说的对的说了不算，说的算的说了不对”之乱象。一个合格的儒学机构从业者，要做到两个“五有”——对儒学本身要有认同、有情感、有思考、有研究、有奉献，对儒学事业要有德、有梦、有招、有趣、有戒。儒学机构从业者，特别是领导层人员，不一定是知名学者，但这个角色的充任者，一定要努力做成一个能“上”能“下”、可“大”可“小”的社会活动家。我们认为，由学养深厚的学者或德才兼备的非学者来担任儒学机构领导者皆可，但有必要提醒的是，学者领导儒学机构，要在“低头拉车”的同时，不忘“抬头看路”；非学者领导儒学机构，要在“抬头看路”的同时，不忘“低头拉车”。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并不排斥“外行”领导“内行”，因为领导者的最大本领并不是钻研一门学问，而是把握政策和方向，驾驭全局，“越到高层，所要驾驭的领域越广，所要掌握的信息越多，对某一具体领域所能涉及的必然就越浅、越窄，到了‘一把手’层级，决定视野成败的关键，已经不是是否具有本行业、本部门精深的专业知识，而是是否具备宏观上的战略眼光和总体上的把控能力”[7]40。况且，“‘内行’不是天生的，‘外行’也不会是永远的”[7]41。事在人为。就职责定位而言，儒学机构的发展一旦步入目标明确、规划科学、程序顺畅的正轨，其领导者就应当把更多精力用在“对上”和“对外”上——争取“上”和“外”的更大支持，不论是道义上的支持，还是资金上的支持，皆可。此外，儒学机构从业者还应坚决走出“官大学问自然好”的认知误区，认清自我，时刻保持谦虚谨慎，充分尊重学问、学术、学者。今天的儒学机构领导团队都应向晚年的谷牧先生学习。

三是提升业务能力。儒学机构从业者要不断提升自己的业务能力，干这一行，就当爱这一行，钻研这一行。首先，做到博学善思。至少应学懂弄通《论语》，并要主动对标先进，特别是要注重向日韩、中国港台地区某些儒学机构学习，不断摸索适宜自身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其次，做到守正创新。一以贯之地维护好、经营好社会反响热烈、群众特别欢迎的公益品牌、公益项目，同时要结合时代变化，不断赋予新内涵，注入新活力。其三，做到求真务实。制定规划切忌天马行空、随心所欲，举办活动切忌穿靴戴帽、虎头蛇尾，开展合作切忌指山卖磨、虚头巴脑，交际同道切忌高高在上、敬而远之。其四，做到广结善缘。竭力团结各行各业中的儒学爱好者、研习者、传播者，本着学习和服务的心态，扩大自己的“朋友圈”，建构同仁同道共有的精神乐园；还要从体制机制上探索加强行业内交流互动的路径方法，搭建“儒学从业者命运共同体”和“儒学机构命运共同体”，并坚持该入群时要入群、该退群时要退群、该领群时要领群；很多时候，儒学机构之所以能够取得突出业绩，除了自身努力外，还离不开“贵人”相助，要注意团结好、利用好志同道合的“贵人”；还要做实学术委员会，切实发挥好专家学者的决策建议和专业咨询作用，提高专业化、规范化运作水平。其五，做到依法依规。儒学机构从业者更应自觉做严守法律、道德、风俗之底线，弘扬社会正能量和时代主旋律的标兵和模范。

四是消除后顾之忧。做好儒学机构内部建设，还需从人、财、物的管理层面提高思想觉悟，主动谋篇布局，完善规章制度，明晰工作流程，彻底消除困扰自身发展进步的后顾之忧，确保轻装上阵，合法运行。先说“人”。儒学机构要特别注意区分事务型人才和业务型人才，做到量才适用、人尽其才，让每个从业者都有出彩的机会；要认识到，儒学传承发展事业每天都可能面临新情况、新问题，特别需要集思广益、随机应变、创新思维，要坚决杜绝故步自封、妄自尊大，更不可唯利是图、损人利己，儒学机构更应在全社会率先营造出一个朝气蓬勃、精进有为、风清气正的良好氛围。再说“财”。经费是儒学机构内部运作和业务推进的必要基础，单靠情怀和热情根本无法做好儒学事业，但目前来看，许多儒学机构，特别是地方性机构，常常因经费匮乏而导致举步维艰。儒学机构一方面要积极争取政府支持，这是当下中国儒学机构实现良性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另一方面也要增强自身造血能力，通过基金募集、品牌合作、活动赞助、招生培训等方式实现良性运作。当年孔子求教老子及周游列国，靠的就是公费支持和儒商赞助，因此为儒学传承发展事业“化缘”并不涉及“斯文扫地”。再说“物”。儒学机构要本着对历史和未来高度负责的态度，做好物资管理工作，人事、业务档案要规范健全，动产及不动产要合法使用、用心维护，往来礼品要造册登记、有案可查，等等。总之，儒学机构要持续提高自身决策水平、管理水平、服务水平，通过设计一系列“组合拳”，确保机体康健、形象良好、水平过硬、发展规范、业绩显著，不断增强自身生命力、影响力、号召力、公信力和美誉度。

笔者曾提出过一个观点：没有行动的儒化，就没有生命的美化。从这个角度看，儒学自古就有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神奇魅力，中国人之高尚灵魂、良善品性、伟烈功业、不朽声名，无不体现在矢志不渝地对儒学核心理念之尊奉与践行上。人是如此，团队群体、组织机构也是如此，儒学机构亦然。今天，儒学机构已遍布中国大地。新时代中国儒学机构肩负着传承发展儒学事业、讲好中国故事“儒学篇章”的光荣担当和神圣使命，当主动实现其自身的儒化。儒学以孔子为鼻祖，而其一众弟子可谓最早的儒学传承发展群体，或曰“准儒学机构”。其中，曾子作为最正统的孔子传人，更堪为第一代儒学传承发展群体的总代表和历代儒学传承发展群体的鼻祖。新时代儒学机构从业者有必要神交曾子，学习曾子。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 “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论语•颜渊》）曾子之言，发人深思，催人共勉。我们期待新时代中国儒学机构再展宏图，再创伟业。《诗经•小雅•伐木》曰：“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笔者才疏学浅，备位充数，论述必然挂一漏万，真诚期待更多有识之士围绕儒学机构发展建设之话题，继续发表高论，并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