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 哲学系，广东 广州 510275）

儒学研究是传统思想文化研究的重大课题，董仲舒儒学的研究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因而受到学术界的长期关注。相对于改革开放之前，这些年关于董仲舒的评价可以说是有了天壤之别。即使跟改革开放的头十年相比，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最近20年的董仲舒儒学的研究广度和深度，以及其相应的评价，也决不可以同日而语。在这个意义上讲，学术界对传统文化的研究确实在拨乱反正，儒学复兴确实有了新气象。借这次会议的机会，我想谈谈董仲舒儒学研究中基本没有人谈过的一个重要方面，这就是董仲舒在儒家内圣外王之道的建构和践行方面所作的努力，以及由此呈现出来的思想特质和历史影响。

我们一讲到儒家，就一定会想到内圣外王之道。学术界有相当多的论著探讨内圣外王之道。前辈学者冯友兰先生和汤一介先生都曾讨论过这个问题。冯友兰在他著名的《新原道》（又名《中国哲学之精神》）一书的《绪论》中说：“在中国哲学中，无论哪一派哪一家，都自以为讲‘内圣外王之道’。”在该书的《结论》中，他说：“所以圣人，专凭其是圣人，最宜于作王。如果圣人最宜于作王，而哲学所讲的又是使人成为圣人之道，所以哲学所讲的就是内圣外王之道。”汤一介在其《在非有非无之间》一书中，有一篇题为《内圣外王之道》的文章，专门探讨中国传统哲学的相关问题，他指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儒、道、释（中国化的佛教禅宗）均讲‘内圣外王之道’，都以此作为他们达到理想社会的根本办法。”冯友兰和汤一介都没有论及董仲舒与内圣外王之道的关系。程潮在其《儒家内圣外王之道通论》一书中，集中探讨儒家关于内圣外王之道的理论和实践。在汉代部分，程潮指出，汉儒不大强调内圣之学，圣人只是封建帝王的专利品。董仲舒的圣人只是王者，以王定圣、以圣固王，劝诫统治者进行自我修养，真正成为圣人，以此巩固自己的王者地位。程潮这个评判，也没有论及董仲舒在构建儒家内圣外王之道方面的贡献和历史影响。从研究状况看，学术界多数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哲学中，诸家都讲内圣外王之道，儒释道三家尤其如此。当然，也有人认为，内圣外王之道是儒家之道，与其他各家无关，甚至为数不少的人认为内圣外王是儒家的理想人格。总的看来，内圣外王之道是中国传统哲学和传统文化领域的重大论题，值得我们下功夫花时间认真研讨。

限于我要谈的主题和时间，这里只从儒家内圣外王之道的理论与实践的层面讨论，概略谈谈董仲舒在儒家内圣外王之道的构建和践行方面的作用，以及其历史影响。在我看来，内圣外王之道是儒家治国安邦之道、安身立命之道。从儒学发展史的角度看，孔子开启了儒家内圣外王之道的先河。孔子本人有内圣外王的实践，但是我觉得孔子没有从理论上、制度上和整个社会的群体实践的发展战略层面入手，去解决内圣外王之道的落实问题。也就是说，整个社会特别是知识分子阶层和官僚阶层，他们怎么去落实、去贯彻内圣外王之道的问题，在孔子那儿还没有从理论上、从制度上去解决。孟子和荀子分别从内圣和外王两个方向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孟子提出仁政学说，这是孔子仁学思想在外王方面的拓展。同时，孟子提出了“尽心―知性―知天”的天人合一的命题和认知路径，以及以养浩然之气为目标的养心说，在内圣方面深化了孔子的思想。相较于荀子，孟子对于内圣外王之道的贡献，主要在于内圣方面。荀子提倡隆礼重法，以礼统法、以法辅礼，使礼法结合为一体，为董仲舒内圣外王之道的体制性、实践性的路径开通提供了思想资源。可以说，荀子对于内圣外王之道的贡献，主要在外王方面。

我觉得董仲舒是创造性地继承并且创新地发展了孔子的内圣外王思想。董仲舒拓展了孟子的内圣之道，深化了荀子的外王思想，推动了思想文化和体制机制的建设，为内圣外王之道的实现创建了切实的通道，将先秦儒家的内圣外王的理想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从价值理念的阐释和价值体系的系统性构建的层面看，从社会实践和历史作用来看，董仲舒是在儒学发展史上第一次把内圣外王熔铸为具有适度张力的有机系统，为儒学切实解决治国理政之道的社会问题和个人安身立命之道的人生问题锻铸了精神支柱。董仲舒阐扬了春秋大一统的政治理念，构建了三纲五常的道德体系，提出了德主刑辅、礼法合用的治国理政方略，使儒法互补成为现实，伦理与政治熔铸为一。伦理政治化、政治伦理化促进了趋善求治的中国传统伦理政治型文化的成熟。因此，要讲儒家的特质，固然可以讲很多方面，但我觉得最根本的、最实际的是儒家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重视政治与伦理的统一，认同思想家与政治家的合作，简言之，就是务实向善求治。而这，正是董仲舒思想的特质。因此，我们说董仲舒是儒学大师，是真正意义的大思想家。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汉代学者推崇董仲舒“为群儒首”“为儒者宗”。

从儒学发展的进程看，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还是主张富国强兵的，讲足食、足兵，不是只讲道德修养。孟子、荀子都重视社会治理、国家富强、人民安康。董仲舒儒学既重视内圣又重视外王，使得儒学焕然一新。两汉以降，儒家内圣外王之道在发展的过程中、在社会实践中出现了衍化。内圣的一面逐渐加强，外王的一面逐渐削弱，宋明理学的出现及其影响就是一个重要表现。心性之学的出现，在哲学层面看，有很强的逻辑合理性。但心性之学的过度膨胀，在光大儒学内圣之道的同时，却遮蔽了儒学外王之道的空间，在社会发展方面带来了相当负面的影响。关于这一点，学者们见仁见智，可以讨论。

谭嗣同在其著名的《仁学》里说：“两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两千年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唯大盗利用乡愿，唯乡愿工媚于大盗。”谭嗣同这个观点影响甚大，“五四”以后特别是1949年以来，得到很多学者的肯认。如果从一般意义的中央集权专制政治制度的沿袭而言，以皇帝制度从秦到清的首尾一贯而言，谭嗣同这个观点是可以成立的。但如果从更为广阔的视野考察，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教制度、官吏选拔制度来看，特别是从三纲五常的文化价值体系的构建和践行来看，我觉得可以对谭嗣同的这个观点做出修正。在我看来，从总体上讲，从董仲舒对于内圣外王之道的有机整合和实践性构建来看，特别是从汉代到清末的社会历史看，我觉得，与其说两千年之学是荀学，毋宁说两千年之学是董学。我前两年在衡水的董仲舒儒学会议上已经提到过：“两千年之学，董学也。”如果从理论框架、社会影响、实际效果来讲，董仲舒是创造性继承和发展了荀子的思想，所以与其说影响两千年帝制时代的政治体制是秦政，不如说是汉政；与其说是荀学，不如说是董学。我们可以用“两千年之学，董学；两千年之政，汉政”来概括从汉代到清代的历史时期。这样讲，不是简单地说董仲舒思想的正面价值或者负面价值，而是强调董仲舒思想影响巨大深远。如果要从价值评价的角度分析，则在不同历史时期、在不同思想理论层面，具有不同的作用。对于包括董仲舒思想在内的儒家思想，过去简单否定，是不对的，不符合历史实际。但如果现在全部翻过来，说都是好的，也是不对的，也不符合历史实际。董仲舒的思想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慢慢被扭曲、被变形，责任不在前面的董仲舒，而在后面没有及时“更化”，没有与时俱进，没有因时制宜地去调整、去改变、去完善。从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视角看，我们今天研究董仲舒思想和儒学的历史作用，要看到在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历程中所产生的两重性。我们在追求现代化的今天，需要理性地认识并且认真清理董学的两重性影响，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总体上讲，董仲舒阐扬了大一统理念，构建了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文化价值体系，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起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但在两千年帝制时期的后半段，特别是近代以来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董仲舒思想的作用如何看待，还需要我们在新的更深广的层面去认识、去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