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东

特朗普支持者1月6日围攻国会的恐怖场景以动荡混乱而定格于人们对美国的记忆之中，它再次警醒世人，美国精英群体长期以来以美国为“山巅国”自居的“例外论”固有叙事之荒唐与肤浅。按此叙事，美国是道德与正义化身，是自由与民主典范，是确保世界和平的永久向善力量，是国际事务当仁不让的领导者。检视美国240余年历史，人们会发现这种例外论叙事具有欺骗性和危害性，有必要予以批驳。

首先，“美国例外论”实践反人性、缺道德。自独立以来，美国往往以欧洲作反面典型，以反对欧洲的君主专制、帝国主义、苏联共产主义，来映衬其独特与进步。实际上，美国例外论的本质真正反映在其对美洲事务而非对欧事务处理之中。美国在北美对印第安人的疯狂屠杀、对黑人的肆意盘剥、对墨西哥的分割凌辱都揭示出其对外行为的冷酷逻辑：美国对他人土地与财富掠夺是“拯救”，如拒绝，则将其消灭是合理的。种族优越观必然带来对他国文化与人种的歧视，其国际秩序观不可避免的等级性更会导致国际纷争持续加剧。二战后至今，例外论下美国国际行为在欧洲、中东、北非、亚太播撒的要么是深度分裂要么是极端混乱，这对其自我标榜的例外和进步是巨大反讽。

其次，“美国例外论”践踏了自由民主美好理念，沦为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抬轿者。美国有新教传统下“上帝选民”的宗教观，更有弱肉强食的世俗观，两者结合产生出漠视弱势群体，崇尚个人主义与无情竞争、盲信实力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泛滥土壤。美国自诩自由民主典范，但其自由实践往往产生政治操弄者得势、经济竞争垄断化难除和社会阶层差距鸿沟扩大的悲剧，其民主实践则是一面将精英政治和特殊利益集团绑架国家内外政策合法化，一面持续激化蕴藏于民众中的暴力倾向。

美国建国者是以杜绝暴君为政治制度设计依归，但其政治实践带来了要么精英专政，要么民粹泛滥、暴民横走的结局，他们显然对此未曾料及。当前美国乱局更透彻表明：例外论下自由的底色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民主实践的结局成了民粹当道。现有美国体制下，自由与民主两核心价值要素原本应推进普遍繁荣和公平正义，但实践中两者则始终深陷尖锐冲突困境，这必然且已经导致国内民众的普遍“造反”和在国外播散混乱的恶果。反映民粹诉求的特朗普是要走了，但美国自由民主实践依然荒腔走板，类似他的魑魅魍魉者市场依在。作为政治中间派，拜登政府不得不在民粹和精英的左右极端力量撕扯中执政，“政治团结”呼吁变为现实只能是奢望。

第三，美国例外论鼓吹改变乃至颠覆既有国际秩序，折射出美国不安于现状而执意求变和改造世界的偏执行为特征。例外论坚持美国安全依赖于他国政治体制的美国化，其国际实践是一个持续干预他国内政、改变他国政治体制和既有国际秩序的进程。如果说历史上美国打破不公平旧国际秩序具有合理性的话，那么近30年美国密集干预地区的秩序重建无不以动荡和高度破坏性告终，其对外行为的进步性已荡然无存。美国精英的“例外论”叙事更是遭遇国家认同正经历巨变的民众强力抵制。多元文化对白人主导新教文化的排斥，已带来美国化众为一大熔炉蓝图的崩裂，文化与价值战争的截然对立导致美国全方位深刻撕裂。过去4年美国全国范围黑白对立种族冲突加剧，已到质疑现有政治制度是否合法的地步，特朗普及大批支持者不甘败选而掀暴乱的场景，更是昭示例外论的国内基础正趋丧失的现实。政治衰退已取代山巅意象，例外论在美民众与他国中已然失去原有魅力，此时美精英继续执着于改造世界，这终究会变为癔症之举。第四，例外论视美国为国际事务当然领导者，助长其霸权和藐视国际规则做派。门罗主义、威尔逊主义等美国外交圭臬无不是例外论产物，其宣扬以美国意识形态全球化来永葆世界和平的假说，藐视了国际政治多样性现实，带来美国对外行为固有的偏执特征。痴迷自身制度优越，美国坚信其对外扩张的道德责任和正当性；盲信实力，美国认定其对他国内政干预和重建民主的合理性。基于此，美国对外行为首要考虑的始终是确保能维系其霸权地位的行动自由权，既有国际规则或条约体系如对此带来限制，美国会不遗余力寻求破除，反之，则致力于维护。美国主导或参与制定了当前国际多边制度体系与规则，但当下美国反而成了现有国际规则与体系的最大破坏者，关键缘由是其行动自由受到限制。痴迷领导地位而又罔顾国际责任，美国正成为国际社会“流浪者”。

总的看，“例外论”是美国精英群体对该国行为的美好叙事。随着美国主流文化认同与社会族群结构深刻变迁，普通民众对其反感在加剧。美国坚持其特殊性而难以成为正常国家，更使得国际社会对其乖张国际行为倍感警觉。▲

（作者是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