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晨曦

(中国政法大学 民商经济法学院，北京 100088)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41条规定：“召开股东会会议，应当于会议召开十五日前通知全体股东；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或者全体股东另有约定的除外。”与之相对应的是，《公司法》在第42条、第71条、第75条分别规定了“表决权分配”“股权转让”“股东资格继承”，但与第41条不同，这三条规定的例外情形仅有“公司章程另有规定”，而无“全体股东另有约定”。“章程另有约定”与“全体股东另有约定”显然存在差异，因此法律似乎针对以上四种事项中，分别赋予了公司不同的自治范围。

首先需要明确，“全体股东另有约定”指的是何种方式。在公司章程之外，仅有一种法定的需要股东合意的方式——决议。而实践中的股东间协议也符合“全体股东另有约定”的含义。那么《公司法》第41条是否可以看作对股东间协议的法律承认呢？其次，“全体”作为限定条件，会引起进一步思考：法律为何要求“全体”，“全体”是否是必要条件。

此外还需明确，立法者为何对“召开股东会会议的通知”与“表决权分配”“股权转让”“股东资格继承”进行区分。“召开股东会会议的通知”显然是程序问题，但“表决权分配”“股权转让”“股东资格继承”的性质并无定论；“召开股东会会议的通知”一般是内部问题，但“表决权分配”同样是内部问题；而在重要性上，“表决权分配”“股权转让”“股东资格继承”对公司的影响显然大于“召开股东会会议的通知”。可见，此种区分对待的正当性并无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