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毓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民族学院，广东 广州 510065)

一、问题的提出

粤港澳大湾区是指由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等珠三角9市和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形成的城市群，总面积5.6万平方千米，2019年末总人口约7 264.92万人，是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新时代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新尝试，也是推动“一国两制”事业发展的新实践[1]。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的出台，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进入全面、深化开展的重要时期。党中央和国务院提出建立“宜居宜业宜游的国际一流湾区”的总体目标[2]。“人文湾区”成为未来大湾区文化建设的重点，塑造湾区人文精神，推进粤港澳大湾区“人文湾区”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自“粤港澳大湾区”概念提出以来，来自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旅游学、城市与规划、地理学等不同学科的学者对此进行了热烈讨论。研究聚焦于湾区城市群发展模式与战略、金融合作、管理创新、产业创新、区域一体化等[2]；其中，针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人文湾区”的研究，主要围绕两条学术主线展开：一是从设计创新的角度，探讨设计与产业融合、空间设计上“去边界化”的城市空间协同关系等[3]；二是从文化发展的角度，研究城乡发展的文化历史脉络及其文化主体的能动性[3]，文化整合[4]、文化产业与文化市场体系构建等[5]。鲜有研究者从跨学科的角度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人文湾区”的文化层面进行整体性讨论。事实上，旅游学的跨学科属性以及多学科的理论视角，为探究文旅融合背景下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国际一流湾区”和“人文湾区”发展提供了较为独特的理论视野和创新启示。本文的研究目的是在总结“人文湾区”发展及其特征的基础上，结合跨学科理论，梳理粤港澳大湾区“人文湾区”建设的理论依据，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生态建设提供创新思路与建议。

二、粤港澳大湾区“人文湾区”内涵及其特征

从纵向的历史轴来看，粤港澳大湾区“人文湾区”具有丰富的农耕文化、海洋文化、侨乡文化；从横向的地缘来看，“人文湾区”拥有广府文化、客家文化、潮汕文化、孙中山文化、疍民文化、中葡文化、中英文化等[7]。从文化特征上看，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地处珠江三角洲地区，属于典型的岭南文化。岭南文化源远流长，具有与生俱来的对外开放、善贾重商、兼收并蓄、务实创新的特点[8]。“语言同源、文脉相亲、地域相近”是粤港澳大湾区“人文湾区”建设的人文基础。可见，粤港澳大湾区是岭南文化重要的呈现地，也是中西多元文化的集聚地，具有地方文化特色鲜明，多元文化交融并存、开放灵活、创新求变的文化特点。

从文化资源上看，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资源丰富，除有2处世界文化遗产，如澳门历史城区、开平碉楼之外，还有众多历史文化建筑、民俗文化资源，亟待进行深入挖掘与适度开发[9]。粤港澳三地拥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截至2021年，广东省已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项目4项，分别是古琴艺术岭南派、广东剪纸、陆丰皮影戏和粤剧；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147项、省级代表性项目701项。据香港文化事务署公布的“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共有20项，包括长洲太平清醮、大澳端午龙舟游涌、香港潮人盂兰胜会、西贡坑口客家舞麒麟、中秋节—大坑舞火龙、香港天后诞、黄大仙信俗、港式奶茶制作技艺等。澳门文化局公布的非遗项目共有70项，其中粤剧、南音说唱、鱼行醉龙节、道教科仪音乐、哪咤信俗、妈祖信俗、木雕—神像雕刻、凉茶配制等8项为国家级非遗项目[10]。可见，在“人文湾区”建设过程中，粤港澳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最重要的人文资源。

“人文湾区”不仅是一个具有实践特性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而且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具有生成力的创新理念[6]。从湾区建设的实践层面看，人文湾区的规划要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塑造湾区人文精神。坚定文化自信，利用好湾区内的文物古迹、世界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共同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二是共同推动文化繁荣发展。完善大湾区内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文化创意产业体系，培育文化人才，打造文化精品，繁荣文化市场，丰富居民文化生活。例如，发展创意产业、时尚文化产业、打造饮食之都等；三是加强粤港澳青少年交流。开展青少年研学旅游合作，共建一批研学旅游示范基地；四是推动中外文化交流互鉴。支持广州建设岭南文化中心和对外文化交流门户，扩大岭南文化的影响力和辐射力，加快发展文化产业和文化旅游。因此，“人文湾区”建设的主要目标是为湾区“优质生活圈”提供充足和优质的文化供给，为“国际一流湾区”建设提供强有力的软实力支持，提升居民文化素养与社会文明程度，进一步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1]。

三、粤港澳大湾区“人文湾区”建设的内核与创新方向

随着《规划纲要》的出台与实施，相关理论命题和范畴也在不断丰富与拓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人文湾区”将文化和旅游结合，注重文化传承发展、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与旅游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目标和学术旨趣相吻合。因此，笔者将从跨学科视角对粤港澳大湾区“人文湾区”建设的关键问题进行解读，为其创新发展提供方向。

(一)文化传承与发展：促进文化认同，注重地方性

《规划纲要》中指出，“发挥粤港澳地域相近、文脉相亲的优势，联合开展跨界重大文化遗产保护，合作举办各类文化遗产展览、展演活动，保护、宣传、利用好湾区内的文物古迹、世界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支持弘扬以粤剧、龙舟、武术、醒狮等为代表的岭南文化，彰显独特文化魅力”[1]。可见，在新时期，如何利用岭南文化，重新形塑粤港澳大湾区的“人文精神”是现阶段面临的重要问题。德国民族学家弗·格雷布奈尔(F.Graebner)认为，文化具有一定的区域性，相似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的区域归属于同一文化圈[11]。粤港澳大湾区各个区域的文化虽因历史背景差异而有所不同，但是，其主要的文化特质具有一定的相似性，由此逐渐形成独具特色的岭南文化圈。岭南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人文湾区”，重塑湾区“人文精神”的关键。

其次，文化认同是存在于文化体系内部的成员对所在文化产生的归属感，是推动岭南文化传承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其主要表征是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12]。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13]。建设人文湾区，对岭南文化的传承需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树立文化自信。在此基础上拓展传统传承的渠道，顺应时代特色，从民俗景观化的视角，基于媒体、舞美、文创等多个维度对岭南文化进行传承和创新，推动湾区的人文精神构建。

再次，对岭南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也可以从人文地理学中的“地方性”视角去解读。所谓“地方性”，是指某地方与其他地方的不同之处。空间被赋予意义后产生地方性。某个地区长期积累文化，以及人们对这些长期积累文化的认同，使得这些地区具有“地方性”特征[14]。岭南文化源远流长，其所蕴涵的广府文化、潮汕文化、客家文化、华侨华人文化、疍民文化、中英文化、中葡文化等体现了文化多样性和地方性特征。从这个视角来看，其可借鉴之处在于可以考虑在实践中将人文湾区的文化遗产、城市或乡村记忆，置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中，最大程度地再现“历史面貌”，重塑其结构和美学价值，给当地人、游客一定的归属感或者“地方感”，体现地方的多样性文化特征，避免同质化、单一化的文化表征形式。换言之，不追求同质化发展，而要着眼于“共同推动文化繁荣发展”。

(二)文化形象塑造：多主体凝视和注意力形塑

粤港澳大湾区是城市群区域化与经济一体化的重要表现形态。关注大湾区文化传承和发展的同时，还应注重突出城市的文化形象，提升湾区的国际竞争力。文化形象作为湾区“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的城市辐射力以及文化繁荣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15]。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形象涉及各个城市文化形象和粤港澳城市群的文化形象。

凝视与城市形象的社会建构具有一定的关系。自英国社会学家约翰·厄里提出旅游凝视理论以来，该理论迅速成为旅游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范畴。厄里认为，凝视涉及的是社会建构的观看或视觉体制中的话语决定[16]。视觉的主客体互动也启发了一些学者将旅游凝视从单向度发展出逆向凝视和双向凝视，从旅游者单一主体延伸至其他多元主体的凝视[17]。基于多元主体凝视的视角，城市文化形象的塑造需要专家、规划者、企业、政府、网络媒介等不同主体参与其中。由于不同主体的观看方式不同，对文化的理解和解读也不尽相同。因此，政府在自上而下的塑造城市文化形象时，从经济、政策、文化等方面的综合考量，也应考虑多元话语和声音。例如，在城市文化形象建构中，政府往往注重规划者和专家对城市文化形象的指导意见。事实上，城市居民作为文化记忆的承载者，对所在城市有着特殊的地方情结。如何通过网络媒介将居民对地方文化的理解注入文化形象的建构中是重要的方面，需要进一步深入调查研究。

其次，现代经济理论认为，消费者的需求发展经历了从“量的满足时代”到“质的满足时代”，再到“感性满足时代”的过程。在第三阶段的“感性满足时代”，产品被符号化并被注入情感元素，进入“文化化”的过程，成为吸引和引导特定人群注意力继而满足其消费心理体验的载体[18]。1990年，心理学家沃伦·桑盖特(Warren.Sangate)首先使用了“注意力经济”一词[19]，随后在经济学领域得到广泛研究。从旅游社会学的角度，“注意”是指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会遭遇大量的零碎的外在刺激和主动搜索，却只有部分信息能成为旅游者的体验源，而不管吸引或选择是来自主动或被动，这显然标志着旅游者的心智力量都存在一种对特定对象的选择和集中的过程[17]。从城市旅游的视角，旅游经营者和旅游中介机构通过旅游网站、旅游景点宣传单和广告、现场介绍等吸引游客的注意力。此外，友好的当地居民也在告诉游客注意什么和如何消费。这给予我们的启示在于，城市形象的设计者们可以通过视觉形象设计系统，从岭南文化中寻找合适的元素进行包装，吸引人们的注意力。“人文湾区”的文化形象建构是多维度、多方面的。因此，对注意力的塑造也应当是全方位、可供选择和具有时效性的。例如，当游客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往往会想要品尝当地的特色美食，观赏最具代表性和文化价值的景点，购买当地特产。相反，这些旅游需求也形塑了城市旅游的核心吸引力和注意点，成为城市文化形象建设中务需考虑的重要方面。

(三)文化旅游体验：无障碍流动、多感官的深层体验

“人文湾区”建设上，支持粤港澳青年文化之旅，加快发展文化旅游是规划实施的重点内容。粤港澳大湾区如何深化文化旅游，打造更有吸引力的旅游和生活城市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从流动性的角度看，流动作为一种批判语境，意味着对传统以稳定和界限为主体的文明形式的挑战，也在更深层意义上代表着新的社会精神内涵；在此背景下，旅行越来越被看成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社会生活的内在组成部分。旅游不再被认为有别于日常生活，不再只是社会生活中的短暂性体验；而被看成是更广阔的经济政治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甚至被认为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旅游的日常化和日常的旅游化；每一个地方的居民也是这个地方的游客[20]。在规划中可以引入“旅游的视角”和“旅游的审美”对目的地进行改造与建设，以打造更有吸引力的“人文湾区”；其次，博物馆、展览馆等公共空间的流动，可以考虑更多人群的需求，形成无障碍流动的智能化体验，以创造更好的旅游体验和文化交流；再次，旅游体验的游径路线设计上，可以在粤港澳大湾区文化遗产游径(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游径、华侨华人文化遗产游径、古驿道文化遗产游径)建设的路线上，考虑增设疍民文化遗产游径、广府文化游径、潮汕文化游径、客家文化游径等。

从具身性的角度看，具身观最初源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和梅洛-庞蒂所提出的“身体-主体论”的哲学思想，强调人类所有的心智，包括体验、感觉、知觉、注意、记忆、情绪等等都是通过身体来实现的。其理论核心为身体对人类心理过程具有本质性的影响，人类行为是身体与客观世界互动的结果。旅游体验从单纯的视觉凝视转向多感官及身体本身[21]。其可借鉴之处在于，对“人文湾区”的建设不仅考虑到饮食(味觉)、旅游形象(视觉)，还应该注重触觉、听觉等各方面感觉的营造；其次，除了感官体验外，还应关注情感、记忆和文化认同的唤起，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的自我实现、认知提升、身份认同等方面的意义获取和深层体验，增加教育、技能训练、深层情感开发等多维度的功能。

四、结语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人文湾区”具有创新发展的时代要求。创新就本质而言是一个开放性的系统，只有各类创新元素自由流动、相互作用，才可能更好地激发创新潜力和产出创新成果[22]。已有研究多关注粤港澳大湾区的金融、产业、科技、技术、教育和制度创新，虽有研究关注粤港澳大湾区人文湾区的文化创新，但是多从宏观层面进行解读，缺乏跨学科和多元理论视角的深入分析。由此，本文在对“人文湾区”建设要点和文化特征梳理的基础上，基于跨学科视角，从文化圈、文化认同、地方性、文化多样性、旅游凝视、注意、流动性、具身性等理论切入，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人文湾区”的关键问题进行分析与解读，并指出规划实施中可能的创新途径和策略。主要结论如下：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人文湾区”的规划要点包括塑造湾区人文精神、共同推动文化繁荣发展、加强粤港澳青少年交流、推动中外文化交流互鉴。“人文湾区”具有地方文化特色鲜明，多元文化交融并存、开放灵活、创新求变的文化特征。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人文湾区”强调文旅融合、文化交流，注重文化传承发展、文化形象塑造、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与旅游学的学科目标和学术旨趣相吻合。从跨学科理论视角构建研究框架，选择“文化”作为突破口，建构文化传承与发展、文化形象塑造和文化旅游体验等三个维度。

规划实践中的创新性策略可以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对岭南文化的传承需树立文化自信，顺应现代化发展，多方位传承与创新；二是在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下，强调“地方感”，避免同质化、单一化的文化表征，推进文化的共同繁荣发展；三是从多主体凝视与城市形象关系的社会建构视角，形塑地方和区域文化形象。从注意力的角度，通过节庆、舞台化等多元化的方式，对湾区注意力要素进行搜集，从而为湾区形象建设提供参考；四是注重多感官、无障碍流动，创造更深层次的旅游体验和文化交流。

最后，在新时期，观念的更新、社会生态变化、科学技术的发展，将进一步推动岭南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发展，赋予“人文湾区”新的人文精神和文化内涵，共同推进中华传统文化的繁荣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人文湾区”作为新的国家战略和地区发展目标，需要更多跨学科的讨论和多维视角的探索性研究。此外，“人文湾区”建设实践一定程度上也拓展了旅游学的研究范畴和研究主题。未来研究可以从宏观理论的指导性和微观调查研究的实践性相结合的形式，展开更为深入和广泛的调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