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 游

(河池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广西 河池 546300)

“疾病”相对于健康而言，是指生理或心理上不能发挥正常功能的身体状态，涵括了创伤和残疾，对人造成生理和心理的影响。在文学创作中，疾病叙事主要是指以疾病为叙事手段来连接全文的关键线索，或者是指疾病对故事情节有重要发展作用，对文本意义的生成具有很大的张力。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作品就指出封建思想的虚伪、腐朽、落后及对人性的摧残，提供了疾病警醒民众、反抗屈辱现实的文化意义。东西小说承接了鲁迅小说“疾病”书写的文化隐喻，用疾病来书写“现代社会文化现实之病”。作家发表在《人民文学》2021年第3期的长篇小说《回响》(1)《回响》提供了疾病的一条思考路径。在叙事者看来，患有精神分裂的易春阳将正常世界观主导的世界确认为一种颠倒。在一个奖赏和惩罚并存的社会结构中，患有精神疾病的易春阳不是疯狂的，理智的徐山川才是“疯狂的”。中的易春阳“精神分裂症”人物特征设置延续了《双份老赵》《保佑》等对精神疾病的关注。

在对东西的中短篇小说进行梳理时，笔者发现其疾病叙事所涉及的作品主要有《跟踪高动》《没有语言的生活》《慢慢成长》《肚子的记忆》《双份老赵》《保佑》。下文以它们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其疾病叙事的表意。东西小说依然续航着先锋小说的先锋性，不仅关注“单向度时间结构的历史”[1]，也关注个体疾病复杂的生命体验；不仅有马原的呐喊，余华小说疼痛的快感，也有疾病的多重表意。

一、身体残疾者追寻爱情的旅程

“叙事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观念上的，即人类的意识是由事件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建构。”[2]174疾病的表面特点可看作是疾病叙事的第一层表意。人的身体是一个实体，或者进行运营的机器，它与情绪相关。人会为失去作为日常生活基础的健康体魄和自信心而有所行动。疾病带来的不仅是表面的身体症状，更表现在爱情追寻。

“身体残疾”和其他引起生理不适的疾病不同，它是外在的，不会危及生命，但会遭受他人的轻视，造成个人躯体障碍及地位的丧失。当事人需要将残缺隐藏或借由其他人的帮助，才有与心爱的人进行正常交往的机会。弗兰克说：“疾病是一段旅程的契机，它变成了一种追求。”[3]115身体残疾的“症状”表现为行动的不便，因此，有残疾的人会努力遮蔽弱势和增强自己的生存能力，追求并得到爱情以肯定自我。《跟踪高动》《没有语言的生活》《慢慢成长》三部作品中，患有身体残疾的主人公自己作为叙事者，或故事的主人公作为限定的全知叙事，是对弱势的遮蔽。主人公因其身体残疾带来的感受不是健康个体时候的感受，对自身的存在产生其他的阐释：渴望通过自身的努力，借由某种手段来获得爱情的肯定，以此追寻自己的价值。这正是兰瑟·W·弗兰克在《受伤的故事讲述者：身体、疾病和道德》中所说的探索叙事。

人失去腿和眼睛的时候，行动能力像一个非文明世界里的动物，但此时的人却要按文明世界的原则生存。小说《跟踪高动》开篇确立主人公高动的身体残疾状态，他把“藐视的目光”当作“成长的阳光雨露”。20岁的他装上腿和眼睛后，去饭店吃饭，和杨小姐搭讪调情。突然，他发现有两个高动，一个在和杨小姐暧昧，一个在跟踪高动。当他们来到河边，高动的“奔跑”暴露了假肢的不足。高动拆掉自己的假眼、牙齿和腿，把脸伸向水面，还原了真实的自我，验证了当本质的东西被非本质代替，唯一可行的是回到本真。尽管结果并不如意，那些假眼、牙齿和腿留了下来，他自己真实的肉体却随水飘走了。高动主动、坦诚地直面残缺的勇气让杨小姐得到了鼓舞。杨小姐也取出自己造假的胸部。《跟踪高动》像中国当代文学的很多作品一样，对身体残疾的叙事倾向于描写残疾人的情爱。杨小姐看到高动失踪而哭泣，但“哭声”并不是发自杨小姐的内心，它只是心灵停摆后的自动反应，轻如鸿毛。这说明高动借用外部替代物实现了短暂的情爱交往，这种交往是不真实的也是不可靠的。作为疾病的第一意义层，小说借由“瘸”完成了高动装上假肢和假眼后的约会，但他的疏忽导致假器官的丧失，随即失却真实的自我。

《没有语言的生活》中主人公王家宽追求爱情途中转移了对象，这也不能改变王家宽对“听觉障碍”的努力弥补。小说不是只着眼于某个主体单个器官的丧失，而是以王家宽“聋”为中心的基础上加入王老炳“瞎”、蔡玉珍“哑”。王家宽在追求朱灵的过程中，因为身体残疾失去了获得爱情的机会。当朱大爷问王家宽关于朱灵的事时，他不知道朱大爷说的是什么，只是放肆摇头，错失了成为朱大爷女婿的机会。王家宽没有灰心，仍强烈渴望赢得朱灵的积极回应。王家宽采取行动：给张老师家挑水，请求张老师为他写情书。当他拿着情书去向朱灵表白时，朱灵面对王家宽通过书面形式表达的爱意并不在意。当张老师修改落款时，朱灵投入了张老师的怀抱。可见，王家宽通过“情书”告白的努力终因他的残疾而落空。相反，朱灵怀孕后，张老师离开，王家宽成为受冤的对象——负心汉——抛弃爱人的人。王家宽因为无法说出真实的想法，也不能告诉父亲自己遭遇的不公，似乎爱情与他有着天然的隔绝。直到蔡玉珍(哑巴)的出现，打破了村庄原本的平衡，貌美如花的她博得了王家宽的喜爱。

“疾病就是在失去控制的情况下生活。”[3]30王家宽在生活不能自己掌控的情况下，跟随蔡玉珍去外村卖毛笔，用真诚打动了蔡玉珍。《没有语言的生活》没有费多少笔墨去写蔡玉珍的内心感受，主要叙写王家宽和蔡玉珍自觉的行动。王老炳、王家宽、蔡玉珍组成了一个家庭，三人弥补彼此的残缺，成为一个正常人，似乎他们三人“孤独团结在一起”[4]。王家宽和蔡玉珍看似拥有美好爱情的希望，但后来蔡玉珍遭到他人侵犯时，因残疾(哑巴)无法呼救。王家宽明明已经拥有了完整的家庭、可贵的爱情，但却让蔡玉珍遭受侮辱，让王家宽的内心蒙上了阴影。这就意味着王家宽拥有的私密情爱，还需要与他人进行分享。看似已经拥有爱情的王家宽，实则内心是屈辱的，自我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肯定。

同样地，在小说《慢慢成长》中，瘸腿的马雄行动不便，走平地似走高山。从故事层面来说，他努力克服身体残疾带来的不利影响，渴望得到体面的工作，渴望获得爱情的滋润。父亲马家军让马雄放弃追求李寒，让马雄自己照镜子“看到倾斜的肩膀和空洞的裤管”[5]205，以明白爱情对他来说遥不可及。但马雄并不接受父亲的看法，为了证明自己能够获得爱情，他和侯宝德儿子赛跑，因腿瘸摔跤败落，没能得到工作，更遑论爱情。后来，马雄终于因为在铁路边巡道时制止一起重大事故，成为先进个人。为了让李寒注意到自己，他要求领导安排仪仗队、鲜花和掌声夹道欢迎。“身份必须通过有说服力的‘表演’来实现”[6]，马雄借用欢迎的仪式，将自己的缺陷和残疾“削弱”，希望让人忘却他的劣势，希望心爱的姑娘李寒对他刮目相看。东西不是停留在疾病表层，而是关注到了残疾人追求爱情时真实的心理路程。

马雄到县委办公室上班后，不愁吃喝，配上了黄金拐杖，但马雄干涸的心田依旧渴望爱情滋润，于是他求助于县长的老婆。东窗事发，马雄被赶走——黄金拐杖无法给马雄带来爱情。史铁生曾说“上帝为人性写下最本质的两条密码：残疾与爱情”[7]65。残疾人在平衡生活中健康和不健康的方面时，选择积极管理自己疾病并获得自我肯定的方式和正常人一样，依旧是追求爱情。东西的《慢慢成长》没有史铁生的《务虚笔记》里面对疾病时的理想追求，而选择直面现实的残酷，小说描写地位和物质都无法抵消马雄残疾的劣势。他拄着拐杖在李寒面前走来走去，李寒依旧对他不予理睬。他的爱情无法获得，自我肯定也无法实现，只能怅然若失。

身体因残疾和社会的不接纳，使主人公的生存和缺陷的身体有了分离，但残疾的表意远比身体部分功能丧失更复杂。总体而言，《跟踪高动》《没有语言的生活》《慢慢成长》中的主人公都有着身体方面的残疾，并因这种身体缺陷无法获得美好爱情，自我肯定也由此暂时搁浅。

二、暴食症回溯饥饿的历史记忆

东西小说疾病叙事的第二层表意是历史层面上的，是在人参与生活及人与人的交往中实现的。东西小说的疾病叙事最典型的是将历史记忆的书写置入暴食症中。《肚子的记忆》是一个很好的例释。

在《肚子的记忆》中，疾病(暴食症)叙事的表意是一段历史记忆。吃的欲望总是不断地钻入王小肯的脑中。他在街上不断地吃：吃羊肉串，吃甘蔗，吃蛋糕，但他吃下去的这些又都被他吐了出来。这种疾病看似胃部的不适应，但胃具有自己的灵性，任何事物都无法诱惑它，其背后有着更为深层的原因。姚医生为了治好王小肯的病，多方打听，认为王小肯以前遭遇的事是他患暴食症的根源。王小肯的母亲杨金萍因为饥饿食用毒蘑菇和粪水，导致生下的王小肯也有饮食疾病(“他的出生决定了他的今天”，这属于历史遗留问题)。关于杨金萍食用毒蘑菇和粪水，作品中以第一人称的方式作了如下描写：

我的嘴巴我的舌头我的胃全都快活死了。但是这种快活的时间不长，只一竿烟的工夫，我的肚子就隐隐地痛起来，眼睛昏花，一个水缸变成两个水缸，一个锅头变成两个锅头。我知道这个时候就得把那一瓢粪水喝下去。我喝下那瓢粪水，肚子里像插了一把刀，生不如死，所有的东西全都吐出来了[8]337。

身体的呕吐被折叠成记忆、隐喻和态度，身体的反应体现了对历史深层次的参与。记忆是一个混杂生理-心理、社会文化现象的多元地带。当哈布瓦赫在《论集体记忆》中将记忆从个体视角转向集体视角后，记忆就不仅存在于个体的生命历程中，更与社会、环境等有着紧密的联系。这段关于饥饿的记忆描写触动了历史有关饥饿威胁的生命体验。杨金萍的叙述只是一种无数人都经历过的体验。饥饿是历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三年自然灾害”带来的饥荒同样让人印象深刻。小说没有点明杨金萍这一人物的时代背景，但从王小肯的现代都市生活可以大致推断属于这个年代(1959-1961年)。从李恩《我所经历的饥饿年代》中“早上汤，中午糠，晚上稀饭照月亮”[9]的顺口溜可以探寻当时生活的艰难和困苦。刘恒的小说《狗日的粮食》叙写有人利用身体换取粮食，阎连科的小说《年月日》描写先爷为了培育唯一一颗玉蜀黍苗，把自己当成肥料，由此可见，这段饥饿的历史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一个人的记忆需要别人的记忆、群体的记忆的唤起。”[10]小说中王小肯的现实时间是单向度的，而历史记忆是属于多向度心理时间的产物。在王小肯父亲叙述过去那段“饥饿”的历史时，通向了王小肯母亲，将过去和今天王小肯所患的“暴食症”连通。这种过往记忆的回溯，浸透了生命重要体验的回忆和追思、创造和重复。这正如伯格森在《材料与记忆》中提出的两种形式的记忆，一种是“记忆-形象”，它保留着事件的每一个细节，不讲求事件的实用与否，它只是纯粹地存在，把过去所有的一切都恰当地保留起来；另一种是出于某种需要而产生的记忆，它会对个人的行动产生反应和应激[11]133。王小肯借用自己的身体暴饮暴食，对过去存贮的历史记忆产生刺激，即当身体无法承受这些事物时，作出了和母亲喝下粪水时一样的反应(呕吐)。疾病(暴食症)带来的历史回溯和记忆重复，首先在生理-心理的层面被唤起，凭借身体的反应，记忆重新回到那个饥饿的历史年代。

三、精神疾病指向社会现实的困境

东西小说疾病叙事的第三层表意，主要探讨现代人在生存困境中的心理和精神问题，在这方面当以精神疾病叙事最具代表性。

精神疾病是“指一个人在认知、情感、行为及个性等方面出现失调”[12]。康吉莱姆在其1943年完成的博士论文《正常与病态》中提出健康是对环境变化容忍的限定，而病态则打破了这种限定，让生命获得全新的面貌。在他看来疾病并不全是消极的，它也有积极的一面。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下，福柯对精神疾病也有类似的看法。福柯认为身患精神疾病的人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不正常，反而是正常的。但是长期以来，精神疾病存在着“污名”和受排斥的现象，还遭遇其他人不公正的道德指责[13]。这一现象在东西小说中或多或少地得到了缓解。焦虑、浮躁、心灵的空虚和麻木成为其都市小说中主人公普遍的、主要的精神面貌。在经济快速发展、现代工业体系不断进步、物质享受得到极大满足的当下，精神疾病的书写有特定的现实背景。像《不要问我》中的卫国争取尊严、身份、社会的认同，但因为“行李箱”的丢失无法证明自己是自己而被排斥在这个合理化的社会体系之外。《睡觉》书写“我”严重的失眠症等，这些现象都是一定社会现实的反映，正如巴赫所言——“疾病的本质是人的灵魂与思想冲突的结果”[14]4。卢卡契认为工业化带来一系列衰变，比如环境的破坏、能源的消耗、社会价值观的混乱、人在神经方面的疾病，病态的问题人格由此产生，社会直接呈现出一种“本体论的病态”[15]9。科学技术的快速更新并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但人的自由及自身发展和技术的进步并不同步，人觉得有了更多的束缚，手机、网络引发的依赖症成为社会常态。从某种程度上看，现代社会的一些精神疾病比以前更为明显。

东西小说疾病叙事的核心意义在于疾病带来的行为方式可以被看作文化的具体表现，疾病产生的原因可以视为文化的症结，精神疾病也是如此。东西笔下的精神疾病不仅隐喻商品经济中人的精神隐忧，也指向传统民俗中某些糟粕的死灰复燃。

(一)神经官能症的书写：质疑商品化社会

《双份老赵》主要围绕老赵的神经官能症来勾连小说的主要场景和人物。具体而言老赵的“神经官能症”指的是他的强迫症和焦虑症。强迫症主要表现为外在的显性行为和内在的隐形行为[16]。小说中老赵和小夏出门旅行时，额外预定一间房，多准备一瓶水，这些行为与普通人的日常习惯出入不大。但让小夏无法忍受的是双份的玉镯，当小夏刨根问底、深入挖掘双份玉镯背后的秘密时，发现布娃娃、毕业证、奖状、邮票、相册、移动硬盘、钥匙、存折、保险单、速效救心丸、相机等全部都是双份的。老赵付诸实际行动的“拷贝”行为可归类为外在显性强迫症，而强迫症的背后是害怕失去所有的焦虑心态在作祟。正如小说中老赵说的：“我担心这些东西丢失，就多备了一份，这样心里特踏实。”[5]507老赵的物品拷贝行为对普通读者来说还存在一定的可容忍度，要求妻子小夏生育双胞胎则进一步放大了老赵的焦虑，只能借助于强迫的行为方式缓解自己内心的不安和惶恐。当小夏发现老赵柜中物品全部变成单份，她急火攻心来到新房，却发现新房中另一个“自己”。老赵的“强迫症”和“焦虑症”在小说的结尾进入了魔幻现实的境地。老赵的“神经官能症”阴影投射到读者的身体上、心灵上，这种极致的疾病刻画如锚定了的目标一般在现实生活中生根发芽。

“个人‘生病’的身体将折磨集体的疾病具体化。”[17]101小说中的“神经官能症”突破了精神疾病原本的含义，通过反讽的修辞手法具有了传递社会文化病症的功能。老赵为了突破焦虑而采取的一系列双份拷贝的强迫行为，对小夏造成了恐惧和伤害。拷贝行为看似机械，它暂缓了老赵的生活压力，可背后映照的是在现代商品主义、物质主义至上的生存环境中，人们被学历、存折、房子等绑架，普遍缺乏安全感。为了生活的安定，需要不断追求各种物质带来的满足，当愿望无法实现或与实际能力存在差距时，焦虑感随之而来。主人公老赵也是被房子、存折等裹挟的一类人。他为了消除这种焦虑，强迫自己进行双份的拷贝，甚至为了降低“失独”的风险，在新房中，复制了另一个“妻子小夏”。另外，现代都市社会中人们为了追求更加舒畅的生活，或者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居民，将追求高消费的欲望看作是正常的诉求。同时，现代社会宣扬的观点是：只要自己努力工作，就能“获得自己想要的一切”[18]。实际上，在遇到各种困境和挑战时，问题并不能得到有效化解。《双份老赵》关注商品化社会下焦虑症和强迫症患者的生存状态，进而批判商品化社会带来的不合理社会交往行为，批判商品化社会受欲望驱动这一内在根源。

(二)精神分裂症的书写：批判传统陋俗

《双份老赵》的“神经官能症”是商品化社会的结果，但《保佑》中李南瓜的精神分裂症则反映东西疾病叙事的另一种表意。李南瓜精神分裂症的核心特点表现为社会功能缺陷、社会认知受到损伤。他莫名失踪，有烧房子和杀父的倾向，这和心理学认定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有明显的心理缺陷——偏执、紊乱等[19]特征非常吻合。对于李南瓜的病症，其父李遇认为是因为李南瓜没有得到其母亡魂的保佑才导致的。李遇的这种心理源自丧葬堪舆的习俗。李南瓜不见了，李遇到妻子坟前质问是否是她作怪。李南瓜拿着火把要烧房子，李遇因抢夺火把而失足跌落楼梯导致骨折。连续的事故使李遇怀疑是坟地风水不好才导致李南瓜不断发病。李遇便想通过迁坟来保佑李南瓜不再犯病。为此，他对妻子坟地的态度时好时恶：因为李南瓜对刘兰兰的猥亵让李遇名誉扫地，李遇便把火气撒到妻子的坟地上；李南瓜病情有所好转，他又重新垒好坟墓。“没有得到保佑”的李南瓜的犯病不是作为一种纯粹的疾病来叙事，而是有着对人物心理的深刻揭示。小说没有对疾病作科学解释，而是故意将疾病迷信化，有意遮蔽事实真相以转移读者对疾病产生的真实原因的关注，从而引导其关注与此相关的民俗文化心态。

李南瓜在李遇和刘兰兰约会的地点突然出现，就像挥之不去的幽灵，打搅他们的亲密行为。李南瓜好似借助某种神力，给人某种隐隐约约的感觉，即李南瓜是因为李遇妻子的“保佑”才能如此准确地出现在两人的约会地点。刘兰兰已过30岁生日，她深知李南瓜对她的垂涎，要求李遇提前行“周公之礼”。之后，李遇无法摆脱李南瓜对他们情爱的干预，也变得神经兮兮了。当刘兰兰被催婚，李遇无奈，只好把李南瓜骗到城里，自己一个人偷偷回来和刘兰兰结婚。但李南瓜迟迟没有回家，李遇特意把妻子的坟迁到一个寓意儿孙平安的好地方，想让妻子保佑李南瓜早点回来。鸟儿叫了几声，李遇便认为这是妻子的回答。民俗文化的习惯与意识并没有在此处终结。李遇因为李南瓜的漂泊，成为一个瞎子，没过几年时间，他因病去世。这可以看出丧葬文化对李遇的深刻影响，与其说是行为上的改变(迁坟)，不如说更在于对心理、精神状态的改变。李南瓜不归家时，李遇精神失常，陷入某种泥沼，自己也生病了(很快撒手人寰)。可以说他的疾病是精神作用于身体的直接结果。小说《保佑》写到李遇对“保佑”机制的无视，但是这种“无视”只是小说为了使叙事合情合理的途径，并没有分割“保佑”机制与李南瓜精神分裂症的关系。当他再次来到妻子的坟前，“保佑”机制再一次与精神分裂症联系起来。因此，《保佑》主要借助精神分裂症来呈现从李南瓜精神失常到李遇精神失常的变化，读者可以从中窥见丧葬民俗文化心态造成的生存困境[20]200。

综上可见，东西小说的精神疾病可追溯为对商品化社会和丧葬堪舆的民俗文化心态方面的批判。东西小说没有认可现代性的不合理发展，也没有一味支持和赞同民俗文化的不合理方面，而是深入挖掘导致精神病的社会原因，即社会现实中扭曲的、不健康的东西，使人们对社会负面因素如何严重地摧残人性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四、结语

东西曾谈到母亲患病的经历：长辈们的相继离世，就好像一场场“痛苦比赛”。疾病的表面是残缺、创伤和痛苦，东西小说中主人公的身体疾病第一层表意指向追寻爱情失败，无法肯定自我。疾病的第二层叙事表意为映照饥饿历史记忆的途径。疾病的第三层表意指向对商品社会批判和民俗陋习的批判。东西在《回头望望》中谈及欲壑难填导致的痛苦和不愉快时提到，“有时非本质的东西超越了本质……以至于我们在非本质上面耗费更多的时间”[21]47-48。从生理疾病的症状叙事、历史记忆的疾病书写到疾病的文化隐喻，从第一层表意到第三层表意不断深入(第一层下也有第三层表意，只是为了表述的方便才分别进行论述)，疾病无疑在东西小说中占有重要的分量。东西小说通过疾病叙事完成了对当下文化病症的诊断。东西利用“疾病”勾连小说各个情节、场景和人物，以莫大的勇气直面现实复杂性。本文通过对东西小说“疾病叙事”的表意进行梳理，不囿于具体疾病自身的表现形式，而体察“疾病”的社会现实意义，借此提供研究东西小说的别样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