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焕颖

（桂林学院 语言文学学院，广西 桂林541006；中国人民大学 文学院，北京100872）

波兰诗人米沃什（Czeslaw Milosz，1911—2004年）的诗集《拯救》（Rescue）是他早期的代表作，所录诗歌是在1940年至1944年纳粹占领华沙期间创作完成的，部分诗歌在战时就以地下印刷品的形式被广为传阅。战后，这批诗歌在波兰首次结集出版。该诗集是对纳粹德国在华沙所犯罪行的见证，被认为是“反极权主义”的力作［1］34，同时也是对“历史悲剧的新理解”［2］147。

值得注意的是，该诗集在内容上存在着看似不可调和的悖论，即一部分诗描述二战期间罪恶横行的尘世地狱，另一部分则呈现不受战乱侵扰的乐园图景。其中占主要篇幅的两组诗《穷人的声音》与《世界：天真的诗》（以下简称《世界》）是此悖论的显著表征。关于这种悖论，作家、评论者有不同见解。大诗人希尼（Seamus Heaney）认为，米沃什的《世界》与维吉尔的《牧歌》同样是在黑暗政治背景下创作出来的，皆表达对“和平与良善”的期盼［3］446。有学者指出诗人将这两组诗并置在一起是“一种反讽的表达”，米沃什本人也强调《世界》是“1943年华沙现实的对立面”［4］24。有学者则强调《世界》使诗人从周遭的暴力、人的异化和死亡中脱离出来，获得了宝贵而平静的时刻［5］55。这些见解从文本内部对两组诗的悖论做出了合理的解释，然而却没有将《拯救》当作一个系统进行整体观照，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米沃什所处的宗教文化语境。

其实，《拯救》中的两个组诗和十首单篇诗歌表面看似无联系，实则是一个有着相对严谨的内在逻辑结构的整体。如果将这部诗集放在宗教文化诗学的视阈中审视，那么不难发现，组诗《穷人的声音》以及《菲奥里广场》《郊区》等是圣经文化之罪恶观的表征，而组诗《世界》以及《赞歌》等则是圣经文化之救赎观的展现。换言之，米沃什借助圣经文化中“罪恶—救赎”的观念建构《拯救》的内在逻辑。结合诗集中频繁出现的宗教文化意象，我们尝试从文化诗学的视域切入，对文本中的“罪恶”与“救赎”、“地狱”与“天堂”等观念进行探讨，进而考察隐含在这些观念背后的诗学观。

一

罪恶的问题，在西方哲学和宗教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难题。罪恶不仅是一个道德论的问题，同时还与人性、上帝，以及上帝与人的关系等内容相关联。而且罪恶的问题“直接关系到上帝是否全善全能的问题，甚至关系到上帝是否存在的问题”［6］239。米沃什身处纳粹占领的华沙，时常直面各种残酷的罪行。这无疑激发他对罪恶问题的思考，甚至发出约伯式的质询。

在基督教文化中，罪恶源自人性中的原罪，也源自人与上帝关系的损坏。《拯救》中的第一首诗《勒瓦卢瓦之歌》悖论地揭示罪恶与信仰的关系。从表面来看，该诗以祈祷文的形式描写勒瓦卢瓦人充满罪恶和苦难的生活状态。这些人白天酗酒、偷窃、相互残害，夜晚“他们却用盗匪的手掌蒙住脸孔”向上帝祈祷，以求怜悯和宽恕。但不管是上帝、耶稣，还是马利亚都没有回应他们的祈祷。诗结尾：“黑暗、沉默、远处的桥在响。/该隐树林的风酣睡在溪河之上，/在荒凉的土地上，在人类的部落中，/没有对勒瓦卢瓦的怜悯。”［7］32这个结尾将悖论的诗意转换成了一种对信仰、善之伦理的质疑，虽有虚无主义的倾向，但也更强烈地揭示罪恶的根源，即人性的恶。显然，此处人性恶的根源与人类的伪信仰有密切关联。

舍斯托夫认为，“同罪相对立的概念并不是美德，而是信仰：一切非信仰的东西皆为罪”［8］57。米沃什诗里有诸多是描写现代人迷失信仰，以及由此陷入罪恶的。组诗《穷人的声音》里有一首虽被命名为《世界末日之歌》，但是诗中并未描写像《启示录》那样的恐怖末日场景，世间万物依然像往常存在。如“在世界末日到来的那天，/蜜蜂绕着金莲花在飞翔，/渔夫在修补闪光的渔网……/在世界末日到来的那天，/女人们撑着伞走过田野，/一个醉鬼昏睡在草地边上……”［7］58此处“世界末日”显然不是指人类和世界的毁灭，而是尼采所言的“上帝已死”：人们的生活虽然依旧继续，但精神世界却已变成荒原。表达类似主题的诗还有《郊区》《咖啡馆》等。《郊区》中的主要意象“郊区”被描写成“一片不毛之地”，同样暗示人们生活在一片精神荒漠上。米沃什曾坦言，在德国占领波兰期间他翻译了T.S.艾略特的《荒原》，并因此而意识到自己的诗歌创作道路相比战前发生了转变［9］。可以说，米沃什的这些诗歌受到艾略特的影响，但也有所超越，即一方面运用口语化的诗歌语言，另一方面强化诗歌主题与细节之间的反讽效果。

西方现代人挣脱信仰上的道德伦理束缚，灵魂在某种程度上获得自由，然而在精神信仰缺席的情况下，却又陷入各种无所适从的罪恶景观之中，如种族屠杀、战争暴力，以及人性异化、生命虚无等。其中，《菲奥里广场》要表达的正是这种人性的悖谬。据《米沃什传》的作者安德鲁·弗兰萨泽克（Andrzej Franaszek）论述，此诗可能创作于1943年4月25日，即华沙犹太人起义六天之后的复活节。当天米沃什路过华沙犹太区边上的库拉辛斯基广场，看到旋转木马上升高过犹太区隔离墙时，人们在观望犹太人起义失败后的惨状。米沃什因此联想到烧死布鲁诺的菲奥里广场，并可能于当天创作该诗［10］215-216。此诗运用对比手法，凸显围观纳粹毁灭犹太区的华沙人与围观烧死布鲁诺的罗马人群一样愚昧和冷漠：“有时从燃烧的房屋吹来的风/会把黑色风筝刮向风中。/骑在旋转木马上的人们，/抓住了半空中的花瓣。/那从燃烧房屋吹过来的风，/吹开了姑娘们的衣裙。/愉快的人们放声大笑，/在这美丽的华沙的星期天。”［7］42因此，该诗成了抗议纳粹屠杀犹太人的名篇。

此外，米沃什还对法西斯极权主义及其罪恶进行揭露和批判。如组诗《穷人的声音》中的《公民之歌》：“我曾见过国家的衰落和部落的毁灭，/国王和皇帝的逃亡，暴君的强权。/如今我，在这个时候，可以说了，/我依然活着，尽管一切均已灭亡。/一条活狗也要好过一头死狮子，/正如《圣经》所说。”在经历战争暴力、极权压迫之后，作为复数的公民虽还苟活着，但却丧失尊严和自由，更遑论实现个体生命的存在价值。最后诗人以一连串反问句对极权主义发出控诉：“那么谁应该负责？是谁剥夺了/我的青春和成熟年华。是谁/把恐怖加进了我的美好岁月？/是谁？谁该受到责备？啊，上帝？”［7］60-61不管米沃什如何质问，始终未能像约伯那样得到上帝答复。

如上所述，我们可以管窥到米沃什诗歌中的罪恶主题。这些罪恶表面上呈现为尘世的人为之罪，实质上却指向“上帝已死”之后的人之荒诞处境。瑞典文学院的授奖词写道：“米沃什在他的诗与散文作品及文论中所描绘的世界，正是人在被逐出天堂之后所居住的世界。”［11］213就《拯救》来看，米沃什诗歌呈现出这样的困境：首先，是宗教信仰价值体系在现代世俗社会中的崩溃以及由此引发人性堕落；其次，是世界外在的生活图景与个体内心的精神状态之间出现无法缝合的裂痕。诚如研究者指出：“困扰波兰诗人的，与其说是上帝观念的消解，不如说是与宗教信仰体系相关的日常图景不复存在。”［12］75或许，这是米沃什在诗中呈现诸多罪恶的直接原因。那么，如何摆脱罪恶实现人的“拯救”呢？

二

基督教文化中“救赎”与“罪恶”是同等重要的思想观念，共同构成宗教信仰的核心。学者杨慧林指出：“基督教对西方文化精神的根本影响，首先在于它由‘原罪说’和‘救赎说’构成的宇宙循环观念。”［13］139《拯救》揭露人类现代社会中诸多罪恶，也对此进行了批判，但这并非米沃什诗歌写作的终极价值指向。其更深层的价值指向是关于人性救赎和现代人精神秩序重建的期待。

《拯救》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组诗《世界：天真的诗》（The World：a Naive Poem）。该组诗由20首短诗构成，主要内容描写的是一个家庭动态的日常生活场景，人物有父亲、母亲、儿子和女儿等。组诗依据内容可划分为“孩子回家”“家庭布景”“家庭生活”“家庭文化”“外出旅行”以及“启示”等六部分。诗歌表面上以清新朴实的语言描写一个家庭的日常生活琐事，实质上思索的却是人之信仰及救赎的重大主题。

副标题“天真的诗”让人联想到诗人威廉·布莱克的《天真之歌》（Songs of Innocence）。西方文化语境中的“天真”往往指人与上帝关系和谐、信仰虔诚的状态。这种状态被诗人表征为一个世外桃源般的自然环境，以及无忧无虑的孩童世界。“走廊的门朝西开着，窗子很大，/太阳足以把它晒得暖烘烘，/从这里可以望见四面的美景，/看见树林、河流、田野和道路。”［7］45在这个世界里，孩子们可以自由自在地嬉戏，即便是战争也消弭在孩童的天真之中：“在这里的小桌旁，兄弟姐妹/跪着在画战斗和追击的场景。”［7］46

米沃什描写乐园般的儿童快乐景象，同时也塑造一个类似上帝的父之形象。其目的是试图唤醒西方现代人对原有信仰价值体系的记忆。如《父亲在书房》中的“父亲”被塑造成中世纪牧师形象：“只有被上帝传授过魔法的他/才能了解书中包藏的天机。”《父亲的咒语》里“父亲”则更像上帝：“我爱你，我在你的掌握之中，/即使我永远都看不见你的脸孔。”［7］48-49从这些诗可看出，“父亲”这个形象不仅是一个世俗的父亲，更是基督教的“亚威”形象。《恐惧》描写这家人外出旅行过程中，孩子们与父亲失去联系，迷失在黑暗的树林里感到恐惧和无助。诗歌以“旷野呼告”的方式反复表述：“父亲，你在哪？”“你去哪里了，父亲？难道你不怜悯/你的那些迷失在荒凉树林中的孩子？”［7］56显然，此处的“父亲”隐喻上帝，而“孩子”则隐喻了迷途羔羊。《找到》中父亲重现并回应孩子们的呼喊：“我在这里。为什么会有这无谓的恐惧！/黑夜即将过去，白天很快就会来临。/你听，放牧人的号角已经吹响……”［7］56这首诗将“父亲”与“牧人”意象并列，进一步明确“父亲”即西方基督教信仰的象征；也暗示该信仰的功能——只有通过圣子的中介作用才能重建上帝与人的关系。

除通过“父—子”关系隐喻上帝与人的关系，米沃什还以《信念》《希望》《爱》三首诗传达圣经保罗书信中的信仰观念：信、望、爱，并透露出他对宗教信仰的态度，以及对人性救赎的思考。

有评论者指出：“米沃什的创作，尤其是诗歌可视为：一种通过重建充满奇迹和信仰的天真状态，并以此抵抗人类毁灭的尝试。”［12］76米沃什在《信念》中暗示“信念”是一种非理性所能论证的内在力量，如“信念的含义就是当一个人看见/一滴露水和一片漂浮的叶子，/便知道它们存在，而且必须存在。”同时，诗人还强调人类重建精神信仰的重要性：“看，那棵大树投下长长的阴影，/我们和花朵的影子也投在了地上。/没有影子，也就没有活下去的力量。”［7］52-53这里的“影子”隐喻的不仅仅是一种习以为常的现象，更重要的是一种精神秩序或信仰的在场。其表达意思与《希伯来书》关于信心的论述如出一辙：“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①《希望》中也写道：“你不能进去，但它确实存在，/如果我们看得更清楚、更聪明，/我们就能在世界的花园中看到/一种新奇的花和不止一颗的星星。”［7］53诗人创造了一个充满悖论的“花园”意象，人们看得见却进不去。其实这更像是“天堂”的隐喻，是“对西方传统基督教关于第二种精神层面之观念的肯定”［14］30。此诗名为“希望”，是对那些有精神信仰的人而言；而对于诗中提到否定“花园”存在的“有些人”而言，则是虚无的、无意义的。在《爱情》中，米沃什把“爱”呈现为一种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自我反思和众生平等，即“爱意味着要善于凝视自己，/就像凝视我们不熟悉的事物，/因为你只是许多事物中的一种。”［7］54基督教文化中非常强调“爱”的重要性，如《哥林多前书》所言：“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相比之下，米沃什对爱的理解更具有概括性，也更富有诗意。

在组诗《世界》中，米沃什以朴实且细腻的语言为身处不幸和罪恶中的人们提供一种救赎的图景。简言之，这种救赎观表现为：一是以隐喻的方式再现伊甸园式的天真信仰状态，期待人在世俗社会中能摆脱极权的奴役和压迫；二是对现有资本主义文明持反思和批判态度，期待人类在精神世界中重建一种包含“信、望、爱”的信仰价值体系。

三

纵观米沃什的诗，相对而言他在诗集《拯救》之前的诗歌创作是缺乏文学自觉的。在维尔诺大学期间，他加入一个具有马克思主义性质的诗歌社团“扎加雷”（Zagary），创作了一些描绘恐怖和毁灭的诗歌，如《肇事者》。此类诗歌是受该社团共同的思想基础——灾变主义（catastrophism）的影响创作出来的。该社团的创作被前辈诗人指责为一种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文学姿态”（literary pose）［12］67。米沃什的诗直到二战期间创作的《拯救》才形成自觉的风格。米沃什曾言：“当我写下组诗《世界》时，我确定它是我诗歌创作的转折点。”［9］当然，不仅这首组诗，而且整部诗集《拯救》都可看作是米沃什诗学的转折点，其中《可怜的诗人》《在华沙》《献词》等诗篇透露出其独特的诗学观。

米沃什认为，诗歌要具有反思现实与见证历史的功能。诗人生活在充满剧烈冲突的时代，亲历宗教信仰体系的崩溃、二战的残酷、集中营的惨绝人寰、极权主义的肆虐，还遭受亡国之痛、流亡之苦，无论肉体还是精神都遭受严重创伤。这些境遇注定诗人不可能以一种置身事外的姿态从事创作。《可怜的诗人》塑造一个以笔为戈的复仇诗人形象：“我坐着，一个狡猾而愤怒的诗人。/眨巴着眼睛，充满着恶意，/手里掂量着一只钢笔，/我正思谋着复仇。”［7］62这个形象恰恰表明诗人秉持一种反抗姿态批判现实的诗学观。米沃什在英文版诗集序里也强调他选择的是一种“客观艺术”，并声明“诗歌一直是我参与到时代中去的一种方式”［15］xxiii。米沃什后来在诺顿讲座中精辟地阐述了诗的见证功能，他说：“诗歌应忠于现实，以一种等级制的意识来评价现实……”［16］141在诗人看来，诗歌对国家、民族和信仰等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点在《献词》中体现得最为明显：“救不了国家，救不了人民的/诗歌是什么？/和官方的欺骗同流合污，/变成快被割断喉咙的酒鬼的歌曲；/变成天真少女的闲暇读物。”［7］83

米沃什还强调，诗歌应具有净化人性和拯救灵魂的功能。他倡导的不仅是一种现实主义的诗歌理论，同时也是一种关注人的内在精神世界的“拯救诗学”。《在华沙》一诗中，米沃什指出诗人的责任便是向人们“不断重复着两个被拯救下来的词：真理和正义”［7］81。这里的“真理和正义”绝不仅是人间法律或者普世价值，而且还是具有超验性质的“绝对真理”，即“亚威”。他在一篇名为《为什么是宗教？》（Why Religion）的短文写道：“在我有生之年，天堂和地狱消失了，死而复生的观念大大削弱；人与动物的界限曾经那么泾渭分明，如今在进化论影响下变得模糊不清；绝对真理丧失了至高无上的权威；上帝统摄下的历史开始看起来像盲目势力之间的角斗场。”［17］329诗人精辟地阐述了西方现代人信仰陨落后的存在困境，并将对宗教信仰的思索融入诗歌创作中。在此意义上，《拯救》正是诗人力图以诗歌重构精神信仰的肇始：一方面呈现地狱般的尘世罪恶景观，另一方面则描绘天堂般的天真儿童乐园。如前所述，这两者分别隐喻宗教中的“罪恶”与“救赎”，“地狱”与“天堂”——它们共同构建了西方人的精神家园，也共同建构了他们日常生活秩序。正是在此层面上，米沃什将其作品称为“本质性的宗教”（essentially religious）［12］76。

米沃什的诗学观既是一种现实主义的诗歌创作理论，同时也是一种深受基督教文化思想制约而形成的“拯救诗学”。米沃什借诗对西方现代人的罪恶景观进行描绘和见证，并试图以诗为人类重构一个精神家园。他意识到人类不能仅仅生活在现实的经验世界之中，而且也需要一个形而上的超验世界。在此意义上，米沃什的诗歌创作无疑是平衡现实世界与超验世界之间的一股诗意的力量。

总之，米沃什的《拯救》是一部深受基督教文化影响创作而成的诗歌作品。它的内在逻辑结构与以“罪恶—救赎”为核心的基督教信仰逻辑是相契合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结构并非一个排斥异质文化传统的封闭式结构。如《普林斯顿诗学百科全书》所指出的：“在探寻‘适当形式’的过程中，米沃什求助于各种文化传统，从圣经到远东诗艺，从中世纪到先锋派。他的诗歌是复调的，充满反讽。”［18］1076《拯救》正是借助复调或对位法的“适当形式”巧妙地营造两个对立的世界：一个是充满罪恶与动荡的现实世界；另一个则是完成救赎的、自在自为的乐园世界。由此衍生出两种不同的诗学观念：一种是对现实进行反映和批判的“见证诗学”，另一种则是对未来和信仰充满期待的“拯救诗学”。这正是米沃什诗歌在内容上存在着看似不可调和的悖论的内在原因。进一步而言，也正是这两种诗学观念共同建构了米沃什诗歌复杂、悖论的审美观和价值观。

注 释：

①文中所引《圣经》经文皆出自中文和合本《圣经》，不再另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