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宪标，黄北珈

（广西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广西 桂林541004）

沙飞是我国著名的战地摄影记者。他早年在汕头无线电台做报务员期间开始对摄影感兴趣。在汕头电台工作期间，沙飞拍摄了我国军事重要防御基地南澳岛，后前往上海美专深造学习。在上海美专学习期间，沙飞参加了全国第二届木刻版画展的拍摄。在这次展览上沙飞见到了自己的文学偶像鲁迅，拍了许多鲁迅与青年木刻家交流的照片。不久鲁迅去世，在鲁迅的葬礼上，沙飞以影像的方式送别鲁迅先生最后一程。

1937年1月，沙飞从广州来到桂林，在桂林住了半年时间。在桂林这段日子，沙飞既忙碌又充实，他在《桂林日报》和《广西日报》发表作品，并往上海和广东的报刊投寄稿件。1937年6月，沙飞在陈望道、千家驹等桂林文化界重要人士的资助下，于6月25至27日在桂林市初级中学举办了他的摄影作品展。这是沙飞第二次个人摄影展（第一次在广州）。沙飞的桂林摄影展总共分五个部分，分别是：《纪念鲁迅》《南澳岛》《儿童节献画》《大众生活》《人物、静物、风景、图案》，共100幅照片。

一、沙飞桂林摄影展的鲁迅影像

沙飞桂林摄影展最引人注目的是《纪念鲁迅》专题。该专题分别由《鲁迅先生英勇的神态》《鲁迅先生最后遗容》《鲁迅先生欢笑的颜容》《鲁迅先生憔悴的面貌》等19幅作品组成。这些作品中有4幅照片非常具有代表性：《鲁迅生前最后的留影》《鲁迅先生在全国第二届木刻流动展览会上》《鲁迅先生与林夫、曹白、白危、陈烟桥等密切交谈》《鲁迅与奥地利魏璐丝女士谈话》。这四幅照片均拍摄于1936年10月8日在上海举办的全国第二届青年木刻版画展。

《鲁迅生前最后的留影》是鲁迅先生的一幅肖像照。在这幅作品中，沙飞采用了近景式构图，鲁迅以半身侧脸的形象占据了整个画面的五分之四。画面中的鲁迅穿一件深色的长衫，右手拿着一支燃着的烟，他的面容是温和的、友爱的、面带微笑的。作品的明暗对比十分强烈，鲁迅先生特有的黑色浓密的胡须、黑色浓重的眉毛、黑色的头发、黑色的衣衫以及衣衫领口雪白的衬衣线条，和鲁迅先生苍白消瘦的面容、苍白的手以及手上燃着的卷烟，这所有的细节，在光与影的对比中，鲁迅先生的形象线条轮廓清晰，性格刻画鲜明，整个画面有着木刻般的立体感和艺术感。尽管画面中的鲁迅看起来十分瘦弱，但摄影的用光照亮了鲁迅颧骨凸显的瘦削的面容、苍白的手。与瘦弱的面容形成反差对比的是，鲁迅的眼睛放着睿智的光，他的嘴角带着温暖的微笑，他的脸颊在光线的照耀下熠熠生辉，这幅作品将鲁迅的动态和神情都把握得恰到好处，凸显出鲁迅先生人格的魅力及伟人的风采。这幅照片被当时著名的杂志《生活星期刊》作了封面照片。这是沙飞的作品第一次作为封面刊登在重要杂志。该刊物现被沙飞纪念馆珍藏。正如美国摄影理论家苏珊·桑塔格说的：“一张照片可能拥有的气息与一幅画作的气息之间的真正差别，在于与时间的不同关系。时间的践踏往往不利于画作。但照片的一部分固有的趣味，以及照片的美学价值的大部分来源，恰恰是时间给它们带来的改变，它们逃避它们创造者的意图的方式。只要够旧，很多照片便获得某种气息。”［1］220-223这幅作品的价值，恰恰来源于时间给它们带来的改变。这幅照片拍摄11天后，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便与世长辞，它成为鲁迅生前最后的留影。

《鲁迅先生与青年木刻家在一起》是鲁迅先生关爱青年、关注木刻艺术、提携青年艺术家、与青年木刻家交流的真实写照。这是一幅全景式构图。画面由鲁迅先生与青年木刻家黄新波、曹白、白危、陈烟桥组合而成。从作品画面虚化的背景可以看出，展厅内正在举办木刻版画展，背景的墙上有参展的一幅幅作品，还有在欣赏作品的三三两两的人影。画面中，木刻版画展的虚化背景下，在展厅的中央，有五把藤椅，鲁迅先生与四位青年在专注地交流着。鲁迅先生位于画面的最左侧，处于画面的主体位置，他端坐在藤椅上，昂首挺胸，他的手在挥舞着，显然在交流。照片通过光的运用和处理，凸显了鲁迅苍白的肤色、乌黑的头发、标志性的浓密的胡须。他虽然已经重病在身，但他的深色长衫裹着的瘦削身体是那么挺拔，那么坚强和充满力量。而他对面青年人的温柔而沧桑的面庞，使画面尤其具有感人的力量。相对鲁迅先生，黄新波、曹白、白危、陈烟桥等4位青年木刻家在画面中作为陪衬，他们有的是侧脸，有的是背部。画面里的鲁迅先生作为青年的导师正在温和地与四位青年木刻家谈话，这时候的鲁迅先生全然没有对待敌人“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冷酷表情。他脸上的表情充满了爱护和关心。4位青年木刻家以仰慕的姿态注视着鲁迅先生，他们有的双手托着下巴在思索，有的微微颔首在专注倾听，他们的姿势是微倾的，在聆听心中的偶像鲁迅先生的谆谆教诲。这幅作品通过强烈的明暗对比，将人物的面部表情照亮，青年木刻家专注的神态被完美地体现在画面当中。这4位年轻人都是那个时期优秀的青年木刻家。除了主体人物外，沙飞将照片的背景成功地进行了虚化。可以看出，这幅作品的用光和虚实关系的处理非常成功。作品完美展现了鲁迅先生的青年导师形象和四位青年木刻家对鲁迅先生的敬仰。

《鲁迅先生与林夫、曹白、白危、陈烟桥等亲切交谈》与《鲁迅先生与青年木刻家在一起》是同一个场景的不同角度的拍摄。与《鲁迅先生与青年木刻家在一起》全景式构图不同，《鲁迅先生与林夫、曹白、白危、陈烟桥等亲切交谈》是一幅中景式构图，画面仍旧由鲁迅、林夫、曹白、白危、陈烟桥这五人组成。在这幅作品中，沙飞将镜头拉近，画面中每一个人的表情都被清晰地记录下来。从画面中我们可以看见，他们围坐着一张小茶几交流，茶几上放着一个精致的透明玻璃花瓶，花瓶里有一把开得正盛的菊花。花瓶的旁边有一本打开的活页本，活页本是黑色封面，也许是哪位青年木刻家的速写本。画面中的鲁迅先生是侧面照，他瘦削骨感的右手食指和中指间夹着一根已经燃烧了三分之二的香烟，香烟头有黑色的烟斗，他的左手自然地微微握着，似乎在凝神思考。他的面部清瘦，颧骨突出，严重的肺结核已经将他折磨得几乎脱了型，但他的衣衫是整洁的，在光影中有着质感的皱褶。他的头发和胡须仍然是粗硬支棱的，犹如他桀骜不驯的战斗的性格。这幅画面鲁迅先生的主体地位是由围坐着的五位青年艺术家的姿态和神态决定的。他们以鲁迅先生为中心，其身体姿态是向鲁迅先生倾斜的，他们的脸上都带着仰慕的笑容，如众星捧月。画面左右侧的青年手里还拿着一个笔记本，似乎是在记录鲁迅先生的话语。这幅作品的光是从右侧打入的，在光影中，明暗对比处理得非常强烈。画面中的鲁迅正在与四位青年木刻家交流，画面突出了鲁迅的主体地位：鲁迅的形象是慈祥而温和的，他的头微微仰起，目光平和。四位青年木刻家有的在专心地倾听鲁迅的教导，有的正低头思索着。画面的构图独具匠心，充分展现了鲁迅和四位青年木刻家的融洽关系和完美气质，光与影的运用使他们的面部轮廓十分清晰立体生动。鲁迅与林夫等四位青年木刻家的面部清晰柔和，配合青年艺术家脸上发自内心的青春的笑容，可见对鲁迅先生和这些青年艺术家来说，这次的见面和交谈如沐春风。于鲁迅先生而言，沐浴在青春的笑容和桃李的芳芳中，是多么令人愉快的时刻；于四位青年艺术家而言，能见到自己心中的偶像、如此近距离地聆听大师的教诲，这个时刻是多么幸福和珍贵。

青年木刻家之一的林夫是当时我国优秀的青年木刻家。1935年林夫的木刻版画《母亲》在北平举行的第一次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中展出。照片中的这次上海木刻版画展，林夫是筹划人之一。“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后，林夫在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下，开展了救亡运动。期间他担任新四军驻闽边后方留守处抗日流动宣传队副队长，闽浙一带的很多抗日宣传画都是由他绘制的。林夫多次为中共温州地下党的文艺刊物及《暴风雨诗刊》提供木刻稿。《鲁迅先生与魏璐丝女士的谈话》是沙飞拍摄鲁迅先生最重要的作品之一。魏璐丝女士是奥地利著名记者，是一位有正义感的和平主义者，魏璐丝女士之前在我国的报刊发表了多篇抨击日本侵略中国的文章。这是一幅中景式构图，画面中的人物是鲁迅和魏璐丝，一人坐着一把藤椅交谈，画面正中茶几上的花瓶以及参加谈话的另一位人士（可能是翻译）做了虚化处理，更突出了画面的主体人物。魏璐丝女士位于画面左侧，鲁迅先生位于画面右侧。画面中鲁迅先生是侧身，魏璐丝女士呈现的是四分之三的微侧姿态。魏璐丝女士面带开朗的笑容和鲁迅先生在交谈，鲁迅先生微微扬着脸在认真倾听。在光的作用下，鲁迅先生的侧面像有着雕塑般的线条和轮廓。整幅画面底色厚重，在厚重的底色中人物坐的藤椅、花瓶以及摆放花瓶的茶几等场景物件呈现出厚重大气的质感，在充满厚重质感的背景下，鲁迅先生的深色长衫以及领口处白色的衬衫领子、光照的侧脸以及五官的轮廓，魏璐丝女士的深色外套和领口处白色的蝴蝶结、以及在光的作用下灿烂的面庞和笑容，都很好地点缀了画面的黑白效果。作品中，沙飞将衣服和背景进行暗部处理，突出了鲁迅和魏璐丝的表情，这一明一暗的对比，使画面产生了强烈的色彩效果和光感，呈现出与传统照片拍摄不同的特殊画面效果。这幅作品成为沙飞摄影生涯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沙飞拍摄的以上四幅鲁迅先生的摄影作品，展现的是鲁迅先生身染沉疴最后的影像。照片中的鲁迅尽管身体瘦削，但仍不失文学巨匠的风采和睿智。画面中的鲁迅面对青年艺术家关爱之情溢于言表，真正是“俯首甘为孺子牛”；面对正义的外国记者，鲁迅精神矍铄，睿智儒雅。沙飞为鲁迅先生拍摄的这四张照片，很好地表现出了鲁迅先生的大师风采。

二、沙飞桂林摄影展的其他影像

除《纪念鲁迅先生》专题外，沙飞桂林摄影展还有其他四个专题：《南澳岛》《儿童节献画》《大众生活》《人像、静物、风景、图案》。这四个专题是以普通市民生活或自然风光为题材拍摄的。

南澳岛是靠近福建和台湾的前沿岛屿，属于军事区域。沙飞的《南澳岛》系列共有《南澳岛全景》《南澳岛上的古城》《儿童生活》《妇女生活》《农民生活》《盐民生活》《波涛里讨生活》等18幅照片。这个系列反映了南澳岛一带渔民的生活。《波涛里讨生活》表现的是南澳岛渔民的日常劳作，这是一幅全景式的构图。在波涛汹涌的海边沙滩上，渔民们在沉闷压抑的气氛中拉网劳作。为了便于使劲，画面中21名劳作者组成整齐的队形，镜头里，这些头戴帽子的渔民的五官及面部表情是模糊的，在光的明暗处理下，这21人每一个人的姿态就像是一幅剪影，又像是一组群雕，画面极具动感，令人震撼。这幅作品寄托了沙飞对下层劳动者的关注和同情。照片背景也颇具匠心，在翻卷的巨浪中，有三三两两的小船在游弋，画面的最左侧，一个渔民在划着小舢板勇立潮头，这幅作品大气的构图及数十名渔民拉网劳作的场景，使人们想起了俄罗斯艺术家列宾的名画《伏尔加河上的纤夫》。

《南澳岛》系列的另一幅作品《渔民生活》是一幅中景式构图，由两个渔民以及一条竹筏组合而成。这幅作品构图看似随意，实则十分用心。从拍摄角度看，沙飞是在高处以俯视的镜头来拍摄这幅照片的。沙飞并没有拍两位渔民正面的姿态，他们都戴着海边渔民常戴的竹编遮阳帽，一个在镜头下低着头，另一个背着镜头在船上忙碌。从这幅照片的画面我们可以感受到20世纪渔民生活的现实状况。这张照片的明暗对比沿袭了沙飞擅长的风格，明暗对比强烈，光从左上侧入，渔民的草帽、衣服以及前方的海面波浪色调都是亮色，而处于画面右侧部分的竹筏被渔民身影遮挡，十分的暗淡。画面中的渔民没有伟岸的仪态，但他们的身体是结实而有力量的，衣着朴实而有海边劳动者的地域特色。《南澳岛》这组作品是20世纪中期南澳岛渔民生活的真实写照，给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历史文献，为了解半个世纪前的我国海防渔民生活状态提供了真实的影像记录。

《儿童节献画》系列有《张家小姐白而胖》《胖如冬瓜白如雪》《人家羡慕儿童节》《我家宝宝哭不歇》等8张照片。其中《中国大部分儿童还饿着》是一幅近景式构图，它由三个六七岁的儿童和一个看似不足两岁的幼童组合而成。站在中间的儿童左侧脸上长着疮，乌黑的手里捧着一个饭碗，迷茫的眼神里写着饥饿，画面右边的那名儿童左手拥着两岁的幼儿，右手拿着叉子伸到中间儿童的碗里貌似给幼童捞些吃的喂饿急了的孩子。这幅画面是20世纪30年代我国底层儿童生活的真实写照。频繁的战争使平民百姓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本该幸福快乐成长的儿童更是直接的受害者。这幅作品真实地记录了那个年代我国部分儿童生活的状况。沙飞是当时为数不多用儿童影像来表现现实生活疾苦的摄影师。

《大众生活》系列有《磨剪工》《慈母手中线》《迷途的羔羊》《小贩与孤儿》《风烛残年》等30幅照片。其中《生命的叫喊》是一幅近景式构图。这幅作品由盲乞丐、讨钱筒以及由细树枝做成的盲杖组合而成。盲人的身后大概是一个废弃的建筑，环境破败凄凉。盲人赤着脚、背靠着破烂的木板墙，双膝蹲着，头仰靠着，盲瞎的眼睛深凹紧闭着，脸上是绝望的表情。他的面前放着一个讨钱筒，粗糙的手臂挽着树枝盲杖。盲人的手上和脚上仿佛起了很多茧，他的面部显得十分沧桑。这个盲乞丐的心早已麻木了，他只能顺从命运的安排，就这样日复一日地走向命运的终点。这是沙飞拍摄的普通市民生活题材的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人像、静物、风景、图案》有《人之初》《天真烂漫》《舞台上》《秋风的表情》《归途》共25张，其中《被迫离境》描写的是老百姓在敌人入侵前背井离乡的情形。这是一幅中景式构图，画面显得无序、凌乱，场景是在一个码头，河面上停着一艘艘破烂的船只。画面中的人大多衣衫褴褛，身上的衣服补丁叠补丁，他们挑着箩筐，背着包袱，脸上表情写着悲伤，走向停泊的一条条破船准备乘船逃离。杂乱的画面恰好展现了被迫逃离的仓皇和无序。从逃离者肩挑手提的行李可以看出真如题目所言是一场大逃难。这幅作品聚焦老百姓在敌人将要入侵的时候慌忙而逃的情景，从侧面揭露了战争给国民带来的灾难。

三、沙飞桂林摄影展的意义

沙飞桂林摄影展在桂林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广西日报》连发三天消息，称沙飞桂林摄影展“全部作品百余幅，分两室陈列，琳琅满目、蔚为大观”。“各界人士在场参观者已极拥挤。咸称沙飞君作品之高超，为摄影艺术上开一新途径。订购作品者极为踊跃。”沙飞说：“借此机会可以筹款，支援救亡”。展览会上，关于鲁迅的影像尤其受到大家的追捧和爱戴。为了保护拍摄鲁迅先生的这些作品，沙飞将有关鲁迅的照片标价10万元一张。当时著名学者千家驹不解，沙飞说：我不愿意卖此照片［2］106。

沙飞桂林摄影展是他个人的第二次摄影展览，但却是广西有史以来第一次摄影艺术展。在沙飞之前，一些著名摄影家也来过广西，比如刘体志。他们在广西也拍摄了许多照片在各种报纸杂志上发表，但在沙飞之前，广西未曾有过艺术家举办摄影展的纪录。沙飞举办的这次个人摄影艺术展是桂林历史上首次摄影展，成为桂林摄影史上零的突破，为桂林摄影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开拓性贡献。

沙飞的桂林摄影展为桂林带来了新的文化理念。早在19世纪70年代，曾有外国摄影师在广西拍摄过人文风景系列，遗憾的是，这些照片散佚世界各地，不易看到。桂林这座城市尽管文化底蕴深厚，但1937年的桂林城市正处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时期。全面抗战即将爆发，广西省会刚刚搬迁至桂林，自此桂林的商业经济水平得到了很大提升，一时从落后的城市跃升成繁华的都市。摄影是时代的记录。随着摄影的逐渐普及，很多文化痕迹都需要用影像的方式记录下来，摄影当时已经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记录方式。沙飞在桂林举办的这次摄影展，让更多桂林人了解了什么是摄影，了解摄影也可以记录现实生活、记录时代。这次摄影展为桂林这座城市注入了现代文化的新气息。

沙飞桂林摄影展为广西带来了鲁迅的精神。鲁迅先生是当时我国文化界的领军人物。鲁迅先生一生没有到过广西，之前曾经有广西的学者邀请鲁迅先生到广西师专任教，不过最终没有成行。在沙飞摄影展之前可能大多数广西人对鲁迅先生的形象和生活都不甚了解。沙飞的桂林摄影展《纪念鲁迅》专题让更多的人对鲁迅先生有了直观的认识和了解，让桂林的居民能形象地感受到鲁迅先生的精神和风采，让鲁迅先生的精神熏陶更多广西人。沙飞将《纪念鲁迅》这个系列的所有照片放在了展览厅最中心的位置，用影像的方式把鲁迅先生带到了桂林。

沙飞桂林摄影展为旅居桂林的文化精英提供了一个集聚的平台。全面抗战爆发前，随着东北等地的沦陷，陆陆续续有众多文化精英南下来到桂林，但到桂林的这些文化人都各自为政，很少有聚集的活动。沙飞的这次摄影展集聚了一批在桂林的文化精英，比如陈望道、千家驹、祝秀侠等，他们都是广西大学的教授，他们对沙飞拍摄的影像都给予高度评价。

千家驹在评价沙飞的摄影中写道：“艺术”在中国本是“文人雅士”专利的东西，所谓“艺术神圣”，或什么“为艺术而艺术”，还不是有闲阶级的玩意儿。近年以来，“大众艺术”这一口号固然已有许多人在提倡，然而真能站在大众立场，以艺术为武器来描画大众生活与表现社会之矛盾的究竟有几个人呢［3］60。陈望道形容沙飞的影像“极富画意”“尤具动感”，“他的摄影差不多随便哪一张都是严肃内容的表现，这在现在用美女照片做封面，用美女照片装底面的摄影时风中简直是一种革命。我们若只赏识他的技术的神妙；还不免把他的摄影看得太简单了”［4］391。祝秀侠评论沙飞的作品：“可敬佩的是沙飞先生对于艺术的态度，他从不肯把镜头用到无聊的对象上，他不是一般‘摩登雅士’把摄影作为消遣，他对摄影是严肃的。他在作品上倾注他的生命。他对工作的认真，对社会、人生认识的深切，都可以从他作品取材与技巧上看得出来。”［3］60。他还形容沙飞的照片拍得“有思想，有魅力”，足以抵得过一部文学作品。沙飞的作品“不仅在桂林就算在全国也能算是影像史上的崭新纪元”［5］49。

这些学者对沙飞摄影的评价均被记录到了当时出版的《沙飞作品展览会专刊》里。沙飞在桂林举办的这次摄影展成为一个契机，将散落在桂林的文化精英聚集在一起，成为桂林文化城的前奏。

结 语

沙飞桂林摄影展为桂林甚至整个广西带来了先进的影像视角和技术，注入了先进的文化理念，沙飞桂林摄影展的《纪念鲁迅》专题让更多的广西人对鲁迅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南澳岛》系列让更多国人了解了边防普通民众的生活，《儿童节献画》《大众生活》和《人物、静物、风景图案》等系列向人们展示了那个年代的儿童和普通市民的生活状态。当时，《桂林日报》发表了沙飞的《我有两只拳头就要抵抗》：“我有两只拳头就要抵抗，不怕你有锋利的武器、凶狠与猖狂，我绝不再忍辱、退让，虽然头颅已被你打伤。……我决奋斗到底、誓不妥协、宁愿战死沙场，我没有刀枪，只有两只拳头和一颗自信的心，但是自信就会粉碎你所有的力量，我未必会死在沙场的，虽然我愿战死沙场。”［2］82这首诗充分地表达了沙飞的抗日精神，标题突出地体现了沙飞高昂热烈的战斗情绪。这首慷慨激情的诗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其战斗的主题也是沙飞一贯的拍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