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荣嵘

（铜陵学院 外国语学院，安徽 铜陵244000）

引 言

比较文学泰斗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于2020 年2 月3 日在剑桥逝世，他的逝世是文学与翻译研究界的巨大损失，但围绕斯坦纳思想与理论的讨论不会停止，在斯坦纳的众多学术贡献中，他所提出的阐释学翻译理论对西方翻译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20世纪70年代翻译研究界兴起了“文化转向”，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作用日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地位实现了由被动的接受者向主导者的转变。而斯坦纳的著作《通天塔之后：语言与翻译面面观》(After Babel-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的巨大贡献便在于，所提出的阐释学翻译理论为译者主体性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视角。

一、阐释学翻译理论与译者主体性

（一）阐释学翻译理论

阐释学最初源于德国，是一门探究如何理解和解释意义的理论。现代阐释学由海德格尔（Heidegger）在20世纪开创，他将传统的人文科学的方法论升华为哲学解释学并提出了著名的“解释学循环”理论，奠定了现代阐释学的根基，根据“解释学循环”理论，在对文本解释的过程中，解释者首先是利用被解释文本的各种细节来理解整体，而后解释者又会通过对整体的理解进一步强化对细节的理解，形成一种循环往复的过程[1]。

谈到阐释学理论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斯坦纳功不可没。在斯坦纳的著作《通天塔之后：语言与翻译面面观》中，他认为语言的产生及理解都是翻译的过程[2]，系统地阐述了阐释学翻译理论。斯坦纳提出翻译过程主要包括四个步骤，即信任、侵入、吸收和补偿，这四个步骤分别代表了译者从最初的选择翻译对象、理解翻译文本、输出翻译信息再到完善翻译成果的过程，译者的主观能动性也在四个步骤中得到体现。从国内学术界对阐释学翻译理论的研究来看，袁洪庚通过将阐释学中的字面意义阐释和寓意阐释与翻译中的直译和意译相比较，较早把阐释学理论引入了翻译研究中并提出翻译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主观性[3]。金敬红等通过对勒代雷（Lederer）释意理论的分析研究，认为阐释学理论在很多情况下能够帮助译者更加准确地表达原作作者的意图，对汉英互译具有较为实用的指导意义，但同时译者的阐释还需要存在界限，而这一界限的确定和建立则是相对困难的[4]。夏天在肯定斯坦纳阐释学理论对翻译研究重大价值的基础上，在具体应用层面对斯坦纳阐释学理论进行了扩展细化，提高了翻译实践中阐释学理论的可操作性[5]。总的来说，国内学者的研究都充分肯定了阐释学理论对翻译研究与翻译实践的价值。

（二）译者主体性

从学术界对译者在翻译中的认识和研究来看，译者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都被看作是纯粹的被动接受者而受到忽视。直到20 世纪70 年代，学术界的研究重点开始出现转向，翻译过程中的译者主体性问题首先在西方开始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和研究。以赫尔曼斯（Hermans）为代表的操纵学派就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操纵学派首次提出译者的意识形态是操纵翻译活动结果的因素之一，因此译作受到译者身份及意识形态的支配而不是完全受到原作或作者的影响[6]。以译者主体为对象的研究为翻译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全新视角。

对“翻译的主体是谁”这一问题，国内学术界的各方存在长期的争议，但主要集中于以下四种：译者；读者和译者；作者和译者；译者、作者和读者[7]。辜正坤认为翻译主体至少可以划分为四类，分别为：翻译基础以原文为主体，翻译过程执行以译者为主体，译文反应以读者为主体，译文评判以评论家为主体[8]。在20世纪80年代，由于受到西学东渐的影响，西方翻译研究对翻译主体研究的转向很快也传至国内。这极大影响了国内传统的以“信、达、雅”为代表的翻译观点，学术界涌现了大量对翻译主体的研究。对主体性的定义上，陈先达的观点认为主体性是人作为主体的规定性，集中体现在人的创造力和实践能力，即人所特有的主观能动性[9]。对翻译过程中译者的主体性，查明建等认为译者主体性体现在译者实现翻译目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受到译者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审美创造等因素的共同影响。[10]为何称译者为翻译主体？陈大亮认为只有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表现出能动性、创造性和自主性，译者才是唯一的翻译主体[11]。

（三）阐释学翻译理论对译者主体性的研究

斯坦纳的阐释学翻译理论为阐释学理论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作出了重大贡献，其中核心之处便在于提出了翻译四步骤理论，从译者的角度将翻译的过程划分为信任、侵入、吸收和补偿四个步骤，这充分体现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体性地位。

第一步是信任。这体现在译者对原作的表达方式和表达质量的信赖方面。在选择文本的过程中，译者会根据自身的主观因素和外部条件来进行选择，这个过程中译者的主体性得以显现。译者选择进行翻译的前提在于认为文本具有翻译的价值，并且相信自身能够通过努力和理解将文本以另一种语言阐释出来。于是信任便建立起来了。但是信任也会存在风险，因为在翻译过程中可能会遇到不同文化间的冲突等问题，所以接下来的第二步十分重要。

第二步是侵入。翻译的过程中，由于不同国家的文化、语言和思想观念都存在差异，因此译者和原作者在理解和创作时都会有不同想法。在经历了第一步即建立起信任之后，翻译过程中所选择的文学作品也存在多元素之间的相互碰撞。在这一过程中第二步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即译者会基于自身对原文的理解和认识侵入原文。侵入这一步骤虽然很“暴力”，但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译者与原作者在各自所处的时空和自身文化背景上的差异带来了两者在认识上的冲突。如果没有侵入，译者就无法获取原文的意义，而只有在侵入的过程中，译者的观点、翻译方向才能够得以显现。

第三步是吸收。这一步旨在对目的语意义进行表达。经历了侵入的过程后，译者通过吸收这一过程将原文的形式与意义以另一种语言重新植入译文中。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包含归化和异化。译者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结合前两个步骤所挖掘出的信息，充分地获得原文的隐含意义，同时在目的语中找到与之相对应的表达。这一过程中，各种元素都会相互碰撞影响。为了避免翻译过程中出现过度归化或者过度异化的问题，译者应选择恰当的翻译策略来进行阐释。但值得注意的是，翻译不是简单的语言之间的转换，译者在吸收过程中要避免原作中文化元素的丢失。

第四步是补偿。原作和译作在语言和文化方面都存在诸多不同。语言方面有词汇、语法等不同；文化方面则是传统习俗和历史背景等方面的差异。事实上，不同的语言都会存在自己的优势，但是侵入会导致文本平衡性丢失，因此需要译者来进行补偿。

二、译者主体性在《京华烟云》张振玉译本中的体现

（一）关于《京华烟云》

Moment in Peking是林语堂的代表作品，该作品的创作始于1938年8月，1939年出版。该作品在海外风靡一时，半年间便行销5万余册，并多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该小说的故事背景基于中国从义和团运动到抗日战争30多年间的历史进程，围绕主人公姚木兰的命运起伏，向读者全方位展示了中国近现代时期民众的生活百态和社会风云变化。

该小说的中文翻译工作最早根据林语堂先生意愿交由郁达夫翻译，并选定译名《瞬息京华》，不幸的是，郁达夫在动笔不久之后便遭日寇杀害，而后由其子郁飞续译。目前较为流行的译本是由台湾大学教授张振玉于1977 年翻译出版的，以《京华烟云》张振玉译本为例，运用斯坦纳的翻译四步骤理论分析译者的主体性是如何在译文中得到体现与发挥的。

（二）译者主体性的发挥

1.信任

信任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基础和开端。斯坦纳对信任的描述是：“我们从自身的认知和经验出发，认为对内容的理解和阐释是值得的，理解和阐释的过程即为翻译，而翻译由‘信任’展开。”[2]312可以看出，译者的经历、经验以及认知等先前的东西会引导译者选择翻译的对象并产生与作品之间的信任。从张振玉的成长经历和生活背景可以窥见他与《京华烟云》的信任是如何建立起来的。

张振玉1916年出生于河北平原的一个村庄，自4岁起便跟随经商的祖父居住在北平鼓楼东大街附近，在北平入私塾直至完成小学、中学和大学的教育，其间历经民初军阀之乱、长城抗战、卢沟桥事变直至北平陷落后五年。张振玉中学毕业后本欲报考北京大学国文系，但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北平和天津的国立院校全部南迁，遂改报北平私立辅仁大学西语系[12]。随着华北的沦陷，张振玉从辅仁大学毕业后辗转西安南下重庆，从事抗战教育工作直到抗战胜利后回到北平老家。后经香港中转前往台湾在多所大学担任教授[13]。从张振玉的经历来看，其幼时便居于北平，在北平度过了人生中最重要的成长阶段，而后又南下辗转西安、重庆，最后定居于台湾，可以说是中国从近代到现代历史的见证者。张振玉的生活环境使得《京华烟云》中的情节能够让他产生强烈的共鸣，在《京华烟云》第一版第四次刊误的“译者序”中，张振玉谈到了自己在第一次阅读原作时的感受：“初读《京华烟云》时，即觉其人物亲切，情节逼真，一如童年听长者着古装抽水烟时之闲谈古城轶闻亲友琐事”[14]，因此他能够感同身受小说中人物的经历，两者之间就这样构建起了信任的桥梁。

张振玉对作品的信任还源自于他对林语堂及其作品的欣赏，他在作品中多次表现出自己对林语堂及其作品的推崇和赞赏。在张振玉早先的成名著作《译学概论》中，他就对林语堂推崇备至，并称赞“现代国人英译中国文学者，林语堂氏当推巨擎。于翻译理论，林氏所见，亦复平实精当”[15]。在《京华烟云》的“译者序”中，他描述林语堂的文章“洗练自然，无低俗俚下语，亦无古奥艰涩词”[14]，并称其为“流落英语世界之我国文学瑰宝”。在翻译之前，张振玉就已翻译了林语堂的两部作品Lady Wu（《武则天传》）和Famous Chinese Short Stories（《中国传奇》），因此对林语堂的用辞、行文已经十分了然。

由此可见，张振玉对《京华烟云》这一作品的信任是源于其在翻译开始时对作品既有的自身经历和认识，源于自身经历与作品故事间的共鸣，源于对作者文学造诣的欣赏和仰慕。因此在1976 年林语堂去世的同年9月，为纪念林语堂，张振玉欣然接受了出版社的邀请，着手翻译其最重要的作品《京华烟云》，在其第一版的“译者序”中，张振玉提及了自己闭门翻译度过的时光：“每天每个夜晚，几乎都用在翻译这本书上。假日没有，周末也没有，应酬也没有，几乎百业俱废，一切搁置，到阴历年前，终于赶完。觉得肩膀上的重负卸了下来[16]。”译作之所以能够在出版后受到广泛好评，成为备受认可的通行译本，与译者对作品投入的“信任”息息相关，正是通过“信任”这一过程，促使译者在翻译活动中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

2.侵入

侵入是阐释学的第二步。“译者在翻译中的创造性源于自身的主观能动性，译者在拉近与原作者之间的距离同时，还要考虑目的语读者的文化背景和接受程度，将自己对原作的感受与理解进行再创作。”[17]在翻译中，译者对原文进行阐释和理解的过程是一种无法避免的进攻过程。译者努力突破自身语言和文化背景等方面的限制并努力呈现原文的内容，但不可避免会带着自身的认知和经验侵入原文。而目的语与源语言这两种语言之间必然在文化上和习惯上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因此译者需要结合自身对目的语的认知和经验侵入原文，才能够使译文更加合理地诠释原文，译者主体性也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体现。

（1）语言风格层面的侵入

原文：Only one thing is right, and that is the Truth, but nobody knows what it is. It is a thing that changes all the time, and then comes back to the same thing.①

译文：没有谁对，也没有谁错。只有一件事是对的，那就是真理，那就是至道，但是却没有人了解至道为何物。至道为何物也，无时不变，但又终归于原物而未曾有所改变。②

这里是姚思安与孔立夫争论革新论时，姚思安表达自己观点的一段话。在小说中，姚思安的形象是一位洒脱务实的道家高士。因此，张振玉在翻译过程中根据自己对作品及其中人物的理解，对姚思安的语言表达采取了侵入的原则，在此将“Truth”翻译为“至道”，“至道”一词源于《庄子·在宥》，意为极精深微妙的道理。同时还对姚思安的话进行增补，将原文中的“that is the Truth”译为“那就是真理，那就是至道”，将“It is a thing that changes all the time”译为“至道为何物也，无时不变”，一个深谙道家睿智的长者形象跃然纸上。由此可见，译者一方面理解和追寻原作者的创作思路，同时又基于自身对本民族语言和文化背景的认识，对原作所要表达的精神和内容进行再创作，最终实现了向目的语读者展现出原文韵味的目的。

（2）文化意识层面的侵入

原文：Mulan (magnolia) was the name of a Chinese Joan of Arc, celebrated in a well-known poem, who took her father’s place as a general in an army campaign for twelve years without being recognized and then returned to put on rouge and powder and to dress as a woman again.

译文：“木兰”是替父从军女扮男装保家卫国的奇女子花木兰的名字。

这是小说中介绍姚木兰取名缘由的一段话。花木兰是中国民间家喻户晓的巾帼英雄，但原作的英文读者大多数对中国文化较为陌生，往往不知道花木兰这一人物，林语堂在创作原作时考虑到了这一点，在介绍姚木兰的姓名时，对花木兰这一人物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并将她与圣女贞德进行了比较，从而能够帮助英语读者更好地理解姚木兰名字的寓意和父亲对她的期望。花木兰在中国是家喻户晓的人物，而圣女贞德作为带领法国军队抗击英军的女性英雄，对中国读者而言相对陌生。张振玉在对这一段作品的翻译中，基于自己对译作读者与中国文化的认识和理解，侵入原文，采取减译的方式在译文中删去了对花木兰的大段描述和与圣女贞德的比较，从而突出原文的重点，即姚父给女儿起名的意图，同时使得译文更加贴合读者的文化和习惯。

3.吸收

译者在侵入阶段突破语言与文化的障碍，获得了对原文文本意义和内容的解读。在侵入之后，译者需要通过吸收这一步对侵入得来的成果进行处理和安置，即将源语言文本的意义与形式向目的语语境转化。对这一过程，斯坦纳的阐释学翻译观提出，在安置文本中的外来意义和表现形式时，译者应当考虑译语文化环境和语言习惯的影响，选择是否打破目的语的结构。经过译者的吸收，原作向译作的转化可能会产生两种可能的结果，一种可能是吸收顺利，译作焕然新生，实现了由原作的“脱胎转世”。另一种则体现为在吸收后目的语语境拒绝或排斥源语言成分，即吸收得不完整，不彻底[18]。在这份译本中，不难发现译者如何实现了对原作的成功吸收。

原文：“What about a tongue-twisting rhyme?”suggested Coral. The company assented. And Coral began to say a tongue-twisting, jaw-breaking rhyme consisting of confusingly similar syllables,something like this:

A big dark dog met a bad black duck.

Now did the big dark dog bark dog bark at the bad black duck?

Or did the bad black duck peck at the big,dark dog?

译文：珊瑚说：“说个绕口令儿可以吗？”大家答应了。于是珊瑚说：山前有个崔粗腿，山后有个粗腿崔，二人山前来比腿。也不知崔腿粗的腿比粗腿崔的腿粗，还是粗腿崔的腿比崔粗腿的腿粗。

这描述的是在中秋之夜，珊瑚为了给一家人赏月助兴，当众表演的一段绕口令。林语堂在原作中并没有描述珊瑚具体说了什么绕口令，而是考虑到部分英文读者可能不熟悉绕口令这种中国民间常见的娱乐方式，在文中对绕口令的特点进行了介绍，然后引用了一段英文绕口令帮助英文读者进行理解。张振玉从自己对原文含义和作者意图的理解和吸纳出发，在对这段绕口令的翻译中，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选择在形势与内容上突破原文，舍弃了原文对绕口令的大段介绍，在此基础上对原文进行了再创作。他在译文中将珊瑚的这段绕口令以符合目的语语境的形式重新呈现出来。张振玉通过对作者意图和原文内容理解的吸收，成功实现了将原文的形式和意义向目的语文本的转化，这一过程也体现出了译者的主体性。

4.补偿

译者由信任缘起而接近原作，在翻译过程中原作又经历了译者对文本的侵入和对成果的吸收。在这些步骤中，由于双方在语言、文化、认识上的差异，不可避免地出现译本与原作之间的不平衡。因此译者需要对译文进行“补偿”，意在寻求译文与原文之间的调和，达到双方语言和文化上的平衡，使得译作能够“物归原主”，实现原作者的创作意图。

在《京华烟云》中，林语堂将小说分为上、中、下三卷四十五章节，并为上、中、下三卷分别拟题为：the daughters of a Taoist，tragedy in the garden，the song of autumn。但对各章节并未给出标题，仅以Chapter I 至Chapter XLV 表示。在张振玉1976年翻译的第一版《京华烟云》中，在各章节标题的处理上遵循了原版的做法，翻译为第一章至第四十五章。但《京华烟云》全书约80万字，共1120页，并且小说的人物和情节十分复杂。很多中文读者在阅读中欲查询细节都如大海捞针。该译本经过读者的反馈，张振玉发现了译本在经过翻译后在语言和文化习惯上的失衡，因此在12年后《京华烟云》的第四次修订版中通过对小说的各个章节增撰回目来找回平衡。例如：

第一章 后花园富翁埋珠宝，北京城百姓避兵灾；

第二章 遇兵乱骨肉失散，贴告白沿路寻人；

……

第四十五章 追随政府挟稚小木兰，全民抗战洪流国力西迁

从张振玉所撰的各章标题可以看出，其采取上下联的形式，整齐对仗，为译作增添了汉语文学之美。根据林语堂之女林如斯在序言中的回忆记载，林语堂在创作之前本来是想通过翻译《红楼梦》向西方读者们展现中国，但考虑良久又感到《红楼梦》距离当代还是太过遥远，难以表现出现代的中国，进而决定在借鉴红楼梦的基础上创作《京华烟云》，这本小说也被誉为中国现代《红楼梦》。张振玉为各章增添回目的做法，一定程度上还原了原作者林语堂的创作意图，同时也让《京华烟云》更加贴合中国读者的文化背景和阅读习惯，相较于原作增色了不少。

结 语

斯坦纳的阐释学翻译理论为论证译者主体性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译者首先与原作之间建立起信任的桥梁以接近原作，而后为克服双方在文化、思想、认识上的差异和冲突而侵入原作，在获取了原作的观点、意义之后再根据自身的经验、认知将内容吸收植入译文，最后通过补偿来弥补原作与译文之间由于文化和语言上的差异所存在的不平衡性。这分别表现为阐释学翻译观下的信任、侵入、吸收和补偿四个步骤。通过对《京华烟云》张振玉译本的分析与解读，可以发现译者自身的身份背景、文化背景和翻译理念都对翻译活动产生深远影响。

注释：

①本文英文引文来自林语堂著《京华烟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年版，第3-678页。

②本文中文译本来自林语堂著、张振玉译《京华烟云》，东北师范大学出版1994年版，第7-4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