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萌,王曰美

(曲阜师范大学 孔子文化研究院,山东 曲阜 273165)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达到18.70%，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达到13.50%。[1]由此可见，人口老龄化问题无疑是我国现阶段必须面对的重大挑战。《礼记·大学》言：“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2]其强调了治理天下的顺序：修身——齐家——治国。所以治国需先齐家，齐家在于修身，孝道便是我们修身的根本和核心，是我们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主要突破口。孔子的孝思想中无论是对敬爱之心的道德自觉的重视，还是对“游必有方”的主体意识的强调，亦或是对“大孝之德”主体理想境界的追寻皆可以为当下构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3]的理想社会提供有益的启示，为德育事业的发展指明方向，为中国梦的宏伟征程铺就道路。

一、西周的孝道观：孔子孝思想的理论渊源

西周时期的为政者充分汲取殷商灭亡的教训，及时总结历史经验，形成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敬德”“明德”等观念，诚如郭沫若所言：“敬德的思想在周初的几篇文章中就像同一个母题的合奏曲一样，翻来覆去地重复着。”[4]并且形成了具体的“敬德保民”“明德慎罚”等政治思想，将德治运用于政治实践，“故克殷之后，尤兢兢以德治为务”[5]。而在“敬德”的思想理念中，为政者尤其注重孝道，并且身正为范，充分发挥着主观道德能动性，用自身的实际行动为臣民树立起孝道榜样，由此产生了巨大的辐射效应，形成了“孝治天下”的良好社会风气。诚如汤一介先生在《儒学十论及外五篇》所言：“如果一个社会有了良好的制度，再加之以有道德、有学问、有能力的人来管理它，全社会的人都能‘以修身为本’，那么这个社会也许就可以成为一个‘和谐的社会’，世界就可以成为‘和谐的世界’。”[6]西周之时的为政者们不仅躬身践行孝德，使孝道成为最高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营造了和谐美好的社会氛围，而且将孝道作为治国之策，从而使孝德盛行于世。

周文王在做太子时，不仅每天早中晚三次分别向父亲请安、行礼、问好，而且在父亲身体安好的时候，能够流露出发自内心的愉悦之情；在父亲身体抱恙时，亦是内心极其担心和焦虑，以至于“文王色忧，行不能正履”[7]233，每天侍奉在身旁，直到父亲身体恢复如初，脸上才流露出放心的神色。文王还时刻关心父亲的生活起居以及饮食问题：“食上，必在，视寒暖之节，食下，问所膳”[7]233，并且会叮嘱后厨不要呈冷饭和剩食。文王不仅真诚地对待自己的亲人，更是推己及人，尊老爱幼，将“孝”做到了极致。如“伯夷辟纣，居北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太公辟纣，居东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1]423。正是因为文王以孝治国，成为诸国效仿的典范和臣民心中的圣王，才使得伯夷和姜太公等众多德高望重的臣子纷纷归附，形成人才济济的局面，民众也因此安居乐业，安享太平盛世。

周武王时期，更是将文王之孝视为自己的道德标杆和榜样力量。首先在对待自己的亲人方面，武王可谓是恭敬虔诚、躬身力行。父亲生病之时，他尽心尽力，终日侍候在侧，行为上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懈怠：“文王有疾，武王不说冠带而养。文王一饭亦一饭；文王再饭亦再饭。”[7]233由此可见，武王的孝道不仅体现在侍奉在侧的实际行动上，更加注重内心的真实情感，因为只有内心真正在意和关爱自己的亲人，才会在亲人生病之时，忧心忡忡，饭食难咽。《诗经·闵予小子》便赞扬了武王之孝：“于乎皇考，永世克孝。”[8]这句诗不仅表达了成王对父亲的深切思念，亦是对父亲武王终身尊孝、行孝的由衷称赞。武王更是为群臣树立起尊老、敬老的道德典范：“食三老、五更于大学，天子袒而割牲，执酱而馈，执爵而酳，冕而总干，所以教诸侯之弟也。”[7]547他不仅亲自设宴为长者切牲肉、蘸酱、端酒、漱口，更是身着礼服、头戴礼帽，为他们持盾作舞，从武王亲力亲为的态度便可以体会到武王对长者的敬重和爱戴之情。正是由于这种真挚的情感，才会起到“乡里有齿，而老穷不遗，强不犯弱，众不暴寡”[7]547的良好社会治理之效。郑玄针对三老五更的设立作了进一步的解释，他说：“三老五更各一人也，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天子以父兄养之，示天下之孝悌也。名以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天所因以照明天下者。”[9]为政者自身做到尊重、爱戴老人，向臣民示范了行孝之道，百姓亦会深受熏陶和感染，努力向为政者看齐，从自身做起，从身边做起，尊老爱幼，崇尚孝道。这便是为政者上行下效的影响力。

周公不仅自身做到了孝父悌兄，推崇仁义，更是极力倡导和推崇孝道思想，使孝成为每个人恪守的最高行为准则。在任命康叔前往卫国时，周公便劝诫康叔颁布戒酒令，认为唯有在孝敬、赡养父母以至父母亲愉悦之时，才可破例小饮，即“纯其艺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长。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厥父母庆，自洗腆，致用酒”[10]169。周公在颁布戒酒命令时，仍能将“孝”作为可否畅饮的首要条件，并且教导民众无论是在家种植作物还是外出从事商业贸易，都要始终恭敬、虔诚地对待自己的父母，尽到子女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这无疑是在强调孝养父母的重要性。在《尚书·康诰》中，周公劝诫康叔如若父不慈、子不孝、兄弟姊妹不和睦，甚至“子弗祗服厥父事，大伤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显，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10]163，这种道德品质败坏的人，即使没有触犯刑律，也必须采取强制性的刑罚措施进行治理。周公劝谏康叔将孝悌作为治理社会的评判标准，无疑阐明了孝之社会乃至国家的重要意义。

正是由于西周时期的为政者们以身作则，孝养父母，敬爱长者，恭谨恪守孝道规范，躬身践行仁孝之德，为百姓树立起道德榜样，从而使得百姓纷纷效仿，践行孝德，遵循“百善孝为先”的道德规范。为政者们进一步将孝悌延伸至政治领域，将是否遵循孝悌之道作为管理百姓、治理社会的基本原则，从而使得西周时期孝行天下。也正是因为西周时期为政者实行孝政，不断丰富和完善的孝道观逐渐成为春秋时期孔子孝思想之主体意识形成的主要理论来源。

二、敬又爱、游有方、恪守礼：孔子孝思想的主体意识体现

春秋时期，诸侯争霸，政治权威失灵；战争频繁，社会秩序紊乱；礼崩乐坏，文化传承断裂。面对这样的乱世局面，孔子本着“斯文在兹乎”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儒家学说，并形成了系统的仁爱思想体系。孔子的仁爱思想尤其重视孝德，认为这一道德品质是人之为人的根本。在孔子看来，子女在对待父母的这件事情上，要注重内心的真情实感，心怀感恩，发自内心地尊敬、爱戴给予我们生命的父母，这种发自内心的真实情感无疑是孔子孝思想主体意识的具体体现，诚如匡亚明在《孔子评传》中所言：“孝是由父母对子女的爱引发的子女对父母的爱。在这种爱的基础上产生的尊敬的心情，愉悦的颜色，乃至奉养的行动，必然是纯真无违的情感的流露。”[11]“夫孝，德之本也”[12]3，只有真心、真诚地孝敬和赡养我们的父母，尽到子女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努力践行好孝道这一最基本的道德品质，才会使我们的品德修养更加完善，人格更加健全，使社会形成“老者安之”[13]205的良好风气，使国家和谐稳定，长治久安。

1.敬爱之心：孔子孝思想主体意识的基石。 孝道不仅是古已有之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而且是每个人做人、立身、处世的基本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孔子更是视孝道为仁之本，认为每个人应该从心出发，从孝悌做起，秉持恭敬之心，自觉践行孝德。

在《论语·学而》篇中，孔子认为：“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13]5-7“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概念，是孔子追寻的理想道德人格，而要实现仁，到达“仁”的理想道德境界，则需要内心的道德自觉和实际践行。孔子将“孝悌”视为仁的根本，认为真正的君子不仅能够心怀孝悌，而且会在实际生活中努力做到孝敬父母、敬爱兄长、尊老爱幼。从孝悌这个仁之本源出发，真心、真诚地践行孝德，所以不可能会出现“好犯上”“好作乱”的不良社会行为。孔子在这里不仅强调了孝德的具体实践途径是真心孝敬父母、关心兄长、关爱他人，而且阐释了孝道的社会意义，认为在家关爱亲人，在外便会推己及人，尊重长者，关心他人，谨遵社会规范，不做违法乱纪之事，以己之力建立融洽的人际关系，维护社会和谐秩序。诚如钱穆先生在《论语新解》所言：“仁者，人群相处之大道，孝弟乃仁之本，人能有孝弟之心，自能有仁心仁道，犹木之生于根。孝弟指心，亦指道……内修于己为德，外措施之于人群为道。”[14]4在钱穆先生看来，孝悌不仅内化为修己之德，也会外显为处世之道，是一种道德行为准则，只有做到了，才会谨守立身之道，才会起到稳定社会秩序的效果。孔子不仅将孝视为仁之本，还进一步阐释了学习的顺序，即首先学会做人，注重修身立德，再学习理论知识。《论语·学而》篇记载：“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馀力，则以学文。”[13]18在孔子看来，做人首先要从培育道德修养开始，在家保持敬爱之心，孝顺父母，关爱兄长；在外秉持敬重之德，敬爱长者。其次要谨遵为人处世之方，行为举止要恭敬严谨，待人处事要诚实守信。最后是要真诚、真挚、真心地对待身边的每个人。孔子认为，只有先完善好修己之德，才能开始理论知识的学习，在这句话中，孔子首先强调了在家之孝道，无疑说明了孝于修身的重要性。孔子在强调孝的同时，更加看重行孝时的真实情感，即孝敬之情。在子游请教孝道时，孔子答道：“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13]49当时社会上普遍形成这样一种共识：能养即为孝道。但在孔子看来，如果仅仅是能养，那和饲养牲畜没有差别，真正的孝道，是发自内心的恭敬和热爱，唯有敬意，方显孝道。诚如汉代《盐铁论•孝养》记载：“善养者不必刍豢也，善供服者不必锦绣也。以己之所有尽事其亲，孝之至也。故匹夫勤劳，犹足以顺礼，歠菽饮水，足以致其敬”[15]56，“孝在于质实，不在于饰貌”[15]58。由此可见，真正的孝道，不在于丰盛的食物、华丽的服饰这些流于形式的外在内容，而是尽心尽力、实实在在的敬爱之心和朴实无华的真挚行为，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辛勤劳作，对父母恪守敬爱之心，谨遵礼仪规范，即使粗茶淡饭，只要真心真意，亦是敬爱父母的一种体现。在子夏请教何为孝时，孔子进一步阐释了敬爱父母的具体表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13]51孔子认为，侍奉父母的过程中，真正的孝者无论自己处于何种境况，始终心怀深切真挚的情感，并且一如既往地保持和颜悦色的态度。《礼记·祭义》记载：“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7]535所以只有真诚地敬爱父母，才会在侍奉父母时享受这一过程。孔子的这种对内心真情实感的重视无疑充分发挥着人的主体意识。

2.游必有方：孔子孝思想主体意识的路径。孔子视“孝”为仁之根本，认为对待父母要投入真实的情感，而在具体的孝德践行路径中，孔子则更加强调“游必有方”“唯其疾之忧”的孝行实践。

春秋时期，人们如若远游，需要长时间居住他处，这种情况下是无法照顾父母的饮食起居以尽孝心的。所以孔子提出“父母在，不远游”[13]157的孝道思想。春秋之时陆上常见的交通工具主要是牛车和马车，出行非常不便，今天乘坐几个小时的高铁或者飞机便能到达的远方，在那时则需要花费几十天的时间，而且春秋时期传达消息也经常会延误，不像现在仅仅需要几秒钟便可以通过手机、电脑等电子设备及时传达信息。正因为如此，孔子认为父母健在的时候，要尽量做到不远游，恭谨地侍奉在父母身旁，时刻以父母之忧为忧，以父母之乐为乐。如果需要外出 “求学”或“求仕”，应及时告知父母自己的去向，即孔子所言的“游必有方”[13]157，经常与家里保持书信往来，不仅可以使父母了解自己的状况，让父母安心，也可以及时知晓父母的近况，这也是孝行。心中思念父母，才会做到“游必有方”[13]157，李泽厚即言：“这样具体地培育儿女对父母的爱心，即孝，即仁，它是人性情感的具体培育……它是情感的具体塑造而非抽象的理论概念，重要的仍是人子的这种情感态度。”[16]82这种真挚情感的具体培育和实际践行，无疑是孔子孝思想主体意识的一种体现。孔子曾多次强调子女应尽的孝行，如在孟武伯请教孔子何为孝时，孔子回答：“父母唯其疾之忧。”[13]48在孔子看来，子女应该注重自身的德行修养，珍爱身体，不让父母担忧。正如《孝经》所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损伤。”[12]4父母给予我们宝贵的生命，并且辛勤地抚养我们长大成人，我们在以真挚的情感对待父母的同时，更要全身心呵护好自己的身体，以健康的状态侍奉父母。钱穆先生言：“子女常以谨慎持身，使父母唯以其疾病为忧，言他无可忧”[14]22，说的正是这个道理。在《论语·里仁》篇中孔子进一步强调了行孝时的主观能动性：“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俱。”[13]157孔子认为，身为子女，要在心里默默铭记父母的年龄和生日，为父母的身体健康而欢喜，为父母日益增长的年龄而忧惧，因为父母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能侍奉在父母身边尽孝道的日子越来越少，因此子女要珍惜陪伴在父母身边的时间，孝敬、善待养育我们的父母，尽心尽力知孝、行孝。如朱熹所言：“常知父母之年，则既喜其寿，又惧其衰，而于爱日之诚，自有不能已者。”[17]72只有自主、自觉地秉持孝心，谨遵孝行，全身心侍奉父母，才能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孔子的“游必有方”[13]157“唯其疾之忧”[13]48“父母之年”[13]157皆在强调人的内在真实情感，并贯穿在人的主体意识这条主线上。

3.恪守礼制：孔子孝思想主体意识的践行。孔子强调的孝道，无论是内心之敬还是外在行孝的过程中，始终离不开礼的恪守和约束。在遵守礼制规范下秉持孝心，践行孝德，更加彰显了主体意识的重要性。

孔子虽然强调侍奉父母要秉持孝敬之心，但是也不主张一味地顺从，认为如若父母有不对的地方，子女应该采取巧妙的方法及时委婉劝告，如果自己的意见没有得到父母的认可，还是要尊重父母，恪守礼制规范：“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13]155在孔子看来，子女做任何事情都应该以尊重、敬爱父母为原则，即使自己的建议不被认同，仍然要恪守礼制，本着不伤父母之心的前提，做到不忤逆、不埋怨。钱穆先生亦赞同这一观点，认为“父母有不合礼，子女不当顺其非， 必自以合礼者事父母，斯对父母为至敬，此即为孝”[14]22，在合乎礼仪规范的前提下劝谏父母即是尽到了孝道。劝谏父母要合乎礼仪，即使父母去世也要谨遵礼制，恪守孝道：“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13]27在孔子看来，无论是父母在世还是离世，子女都要牢记父母正确的为人处世方式，秉承他们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谨遵礼制，做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13]27。如孔子在论及孟庄子的孝道时，对其保持父亲正确的为人之道和为政之策的行为大力赞赏：“孟庄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是难能也。”[13]746-747“一朝天子一朝政”，新上任的为政者必定会改朝换代，而孟庄子能够在父亲去世之后仍然任用父亲的大臣，坚持父亲的为政之策，不仅彰显了自己的孝行，也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朝廷政局，稳定了社会秩序，百姓得以安居乐业。诚如朱熹所言：“庄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行虽有可称，而皆不若此事之为难。”[17]178在孟懿子请教孝道时，孔子“无违”的回答再次明确强调了礼于孝的重要性，孔子认为真正的孝道是“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13]46。孔子不仅强调了尽孝道要不违背礼仪制度，而且进一步阐释了践行孝道的标准和原则，依礼尽孝，以礼行孝。“人之事亲，自始至终，一于礼而不苟，其尊亲也至矣”[17]56，这种对礼制的遵守体现了孔子孝思想的主体意识。

三、大孝之德：孔子孝思想主体追寻的理想境界

司马谈在《命子迁》中借《孝经》言：“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18]3295在司马谈看来，孝道可以分为三个层次，首先要做到真心侍奉父母，其次是诚心效忠于君主，最后是好好修为以扬名于世，为父母争光，司马谈将第三种层次的孝视为最大的孝道。孔子亦将大孝视为孝道的最高道德标准，认为敬爱父母不能仅仅停留于表面，要落实到具体实践中，以扬名于世。

舜帝便是司马谈所言的大孝之人。《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舜父瞽叟顽，母嚚，弟象傲，皆欲杀舜。”[18]32舜生活在父顽、母嚚、弟象傲的家庭中，父亲、继母和弟弟多次迫害他，曾要求舜修补谷仓，趁机向谷仓放火；命令舜掘井，待舜在下面挖井时，埋土迫害之；继母更是经常虐待、苛责于他，即使身处这样的家庭，舜仍然以德报怨，认为是自己做得不够好，日后对父母更加恭敬虔诚，对弟弟也更为关切友爱，不敢有丝毫的懈怠：“顺事父及后母与弟，日以笃谨，匪有解”[18]32，“舜顺适不失子道，兄弟孝慈”[18]32。舜正是因为大孝感天，使得“舜耕于历山，有象为之耕，鸟为之耘”[19]26， 舜在故乡以德律己，以仁为本，施行善德，孝感乡族，在尧要求群臣举荐贤良之臣继承帝位时，群臣纷纷举荐了舜，认为舜“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10]6，其道德品行足以堪当大任。帝尧也多次考察舜的道德修养以及治国理政能力，最终让舜继承帝位。舜的大孝不仅感动上天，得到上天的帮助，而且也因为大孝之德最终功成名就，扬名于世。孔子更是对舜的孝道以及崇高德行大为称颂，认为：“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13]615在孔子看来，舜不仅自身具备崇高的道德修养，孝敬父母，仁爱兄弟，以德报怨，塑造了完整的理想人格，而且对待百姓更是宽厚仁爱，施以德政，起到了以正导正的之效。如《大戴礼记》记载：“目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左视右视，前后皆正人。夫习与正人居，不能不正也。”[20]如若眼睛看到的是正确的事情，耳朵听到的是正确的话语，行走的是正确的方向，身边皆是正义的人，那么在这样“正”的环境里，也会潜移默化为 “正”的人。为政者正己修身，以“己身正”促使“天下人正”，民众纷纷向美好的行为效仿和学习。孔子认为这正是舜上行下效、上感民化的引领示范作用达到的“无为而治”之效。这种大孝之德延伸出的仁爱之心、仁政之策正是孔子孝思想主体追寻的理想境界。

闵子骞也是司马谈所言的大孝之人。闵子骞在幼年之时，失去母亲，继母接连生下两个孩子，担心闵子骞争夺亲生孩子在家中的地位，便容忍不下他，甚至苛待他：“生二子，衣以锦絮；妒损，衣以芦花。”[19]32亲生孩子用棉花缝制棉衣，而缝制闵子骞的棉衣则用芦花，芦花制成的棉衣几乎没有什么保暖度可言。不仅如此，继母还经常在父亲面前说闵子骞不敬爱、不孝道。父亲并不知道事情的原委，对闵子骞的态度日益冷淡，直到“父令损御车，体寒失靷。父察知故”[19]32，才知道闵子骞平时所忍受的苦楚以及继母的苛待，决定将妻子赶出家门，闵子骞赶紧站出来，哭着劝告父亲不要赶走继母，说道：“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单。”[19]32闵子骞没有因为自己一直以来所忍受的苦楚而怪罪和怨恨继母，反而为自己的两个弟弟着想，并且本着家庭和睦的原则，劝告父亲留下继母，做到了不埋怨、不憎恨，能在这么小的年纪懂得关爱亲人，维护家庭完整，实属不易。闵子骞的这种以德报怨的大孝感动了继母，日后逐渐成为一位慈爱、贤惠的母亲，整个家庭也因此更加和睦、完整。孔子对于闵子骞的大孝之心亦是极力赞扬：“孝哉闵子骞!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13]443孔子认为，真正的孝道并不仅仅是表面的衣食无忧，而是让父母、兄弟、姐妹内心真正愉悦，整个家庭处于融洽和谐的氛围之中。闵子骞做到了这一点，他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至情至性、至亲至爱，留下大孝的美誉，产生巨大的影响力，成为人们纷纷效仿的榜样。闵子骞的这种大孝以及由大孝带来的扬名于世之美誉无疑是孔子孝思想主体寻求的理想境界。

西周时期的为政者不仅躬身践行孝德，使孝道逐渐成为社会最高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而且以孝治天下，将孝道上升至政治层面，成为治国理政之策，从而使孝德盛行于世，这一孝道观逐渐成为春秋时期孔子孝思想之主体意识形成的主要理论来源。在礼崩乐坏的春秋之时，孔子以孝为仁之本的仁爱学说应运而生。在孔子看来，每个人都应该从心出发，从孝悌做起，秉持恭敬之心，自觉、自主践行“游必有方”“唯其疾之忧”“恪守礼制”的孝道实践，并且将大孝之德视为终身追寻的理想道德境界。孔子的这种从心出发，注重真情情感，强调主观道德自觉的真心孝心和真挚孝行无疑是春秋时期主体意识彰显的一种体现，同时也为乱世春秋重新建立起新的道德规范和社会秩序，并且成为后世学习和效仿的道德典范。孔子孝思想中对“敬爱之心”的注重，对“游必有方”“恪守礼制”“大孝之德”的强调，即使时至今日仍然熠熠生辉。谢幼伟即言：“谈中国文化而忽视孝，即非于中国文化真有所知。中华文化在某一意义上，可谓是孝的文化。孝在中国文化上的作用至大，地位至高。”[21]由此可见，孝文化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诚然，“传统孝道具有两面性，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其内容涉及面广，内容全面，但优劣并存，良莠杂糅”[22]，孝思想兼具人民性与封建性，精华与糟粕关存。孔子的孝道观亦是如此。“敬爱之心”中，要求对待长辈言听计从，严格遵守父母的安排，不能有丝毫的忤逆和违背，带有一定的愚孝愚忠意识；“游必有方”中强调，时刻汇报自己的行踪，会使自身缺乏一定的人身自由和独立人格；“恪守礼制”更是强调通过“厚丧和久丧”的形式来表达对父母的深切思念之情，在为父母守丧的三年期间，要求儿女做到不改父制、拒绝一切娱乐活动，并且不能任职，这些要求显然不合乎生活常理。因此，对于孔子孝道思想主体意识中不符合当今文化建设的部分，我们应该批判性继承，对于孔子孝思想中的精华我们更应该“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23]。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在论及人口老龄化问题时，认为要“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24]，而要构建这一尊老、敬老、爱老的社会环境，无疑需要从孔子主体意识孝道观中汲取有益的智慧和启示。如若每个子女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真心、真诚地敬爱生养我们的父母，自主、自觉地践行孝德，便会真正使父母老有所依、老有所乐。“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首先要从汲取孔子智慧、弘扬儒家文化开始”[25]。因此，我们要批判继承和创造性发展孔子的孝道思想，实现孔子孝思想主体意识的现代“活化”，以期形成孝敬父母、友爱兄长、关爱他人的强大道德主体力量，致力于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