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泽涛

（湖南科技大学 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马克思指出：“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的。那是法学家们的幻想。相反地，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1］在社会规范治理问题上，应明确法律无法总揽社会治理的各个方面，摒弃“法律万能论”的片面认识，正视源于传统、发展于交流、融汇于法治的民间社会规范，以具有地缘、血缘、业缘关系的社会规范推动社会治理模式的完善，进而形成良善的国家治理体系，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改革开放的40 年，是我国取得惊天动地伟大成就的黄金时期，但也是我国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的阵痛时期。一方面，法治现代化的推进在部分地区遭遇着传统文化抵制，人们在破旧革新中表现出来的对于传统文化的依赖感正是法治推进的主要障碍之一；另一方面，社会关系复杂化、人群流动的宽泛化导致人民纠纷数量激增及内容复杂化，法院面临讼累压力极大，何以借助调解将纠纷化解于基层，是促进社会繁荣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石。有鉴于此，我国着力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重视发挥调解解决纠纷、化解社会矛盾的重要功能，并建立起汇集司法调解、行政调解、人民调解的大调解机制。在该背景下，本文通过反思“法律万能论”的一元化理念，探析基于多元价值论的民间调解模式，将研究对象指向潮汕地区民间调解制度——“老人组”调解，并结合法治现代化背景，从辩证法视角对“老人组”调解制度进行分析，阐明其积极意义，反思其现有弊端，探索“老人组”调解在新时代中的转型路径，进一步丰富我国的纠纷调解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