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梦川

高旭。

《申报》所载高旭复函。

最近的美国大选不啻一部跌宕起伏的剧情片，令隔洋的吃瓜观众大呼精彩。而早在差不多100年前，中华民国也发生过一起席卷全国的选举风潮，其过程之吊诡与后果之严重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就是曹锟贿选案，也称为“猪仔议员”案。

在民国政坛上，同盟会-国民党系势力无疑占有相当分量。南社在清末曾是同盟会外围组织，故进入民国后，很多社友也继续从政，作为南社领袖之一的高旭可谓典型。高旭（1877-1925），字天梅，号剑公，上海金山人。早年曾倾向维新，继而转向革命，1903年即在家乡创办《觉民》月刊；1904年留学日本，入法政大学速成科学习；1905年第一批加入同盟会；1906年在上海创办健行公学，培养革命青年，同时担任同盟会江苏支部部长。1909年南社成立，高旭虽因故没有参加成立大会，仍被视为南社发起人之一。1912年高旭当选众议院议员，在其后的护国运动、护法运动中，高旭也一直坚持革命立场从无动摇。可就是这么一位老资历的革命者，却卷入了1923年的曹锟贿选案，以致身败名裂。

然而时过境迁，研究者却发现，这场民国政史上的闹剧其实并不简单。案：1923年10　月5日总统选举，而此前两日（即10月3日），南社社友、议员邵瑞彭携铁证（支票）向京师警察厅告发曹锟以每票5000元的价格收买议员，同时通电全国。其后经过调查，15日“移沪国会秘书厅”宣布“北京贿选投票名单”，20日上海《民国日报》发布《参与贿选议员名单》，这就是俗称的“猪仔议员榜”。那么这份名单究竟是如何确定的呢？　依据无非是“参加选举”而已。其推定逻辑就是：曹锟以巨资贿选；某议员在京参加投票；曹锟高票当选——所以该议员就是“猪仔”。不难看出，这种推定是存在漏洞的。

当时实际参加投票者590人（“猪仔榜”则谓555人），曹锟得480票，另有27人共得98票，其中孙中山得33票，还有人投票给临城劫车案主犯孙美瑶，此外还有少数废票，如投票给“五千元”。（韩玉辰：《政学会的政治活动》，见《文史资料选辑》第48辑）显然，在无记名投票的程序下，只要曹锟不是全票当选，就不能仅仅依据其人出席了选举就认定为“猪仔”。但是另一方面，高旭等民党议员即便没有被收买，也很难自证清白。因为别说无记名投票，哪怕记名投票，曹锟方面也不会出来为其作证，相反倒是很乐意看到民党议员之间的猜忌和内讧。果不其然，“猪仔榜”一出，举国哗然，各地纷纷发出惩罚本籍“猪仔议员”之呼声，朝野人人喊打，完全没有“猪仔”议员发声之余地。

对高旭来说，还有来自南社的更直接的羞辱。10月13日柳亚子即致电高旭，宣布与其绝交：“骇闻被卖，请从此割席。二十载旧交，哭君无泪，可奈何！”(《柳亚子致高旭电》，见《民国日报》1923年10月14日）注意此时“猪仔榜”还未出台，柳所谓高“被卖”，无非是因为高旭没有离京。至29　日，陈去病、柳亚子等人又发表启事，宣布不承认高旭等19　位“猪仔议员”的社友资格。但是这份19人名单中没有名列“猪仔榜”的社友陈祖基和李安陆，反而误把未列名“猪仔榜”的周珏、傅有僧计入。更可笑的是，傅有僧根本不是南社社员，也被南社开除了。须知柳亚子长期担任南社主任，南社社友入社书以及《南社姓氏录》都历历可查，竟然发生如此乌龙，可见其仓促荒谬。

不妨再考察一下“猪仔榜”中的19位南社社员：高旭、景耀月、马小进、叶夏声、饶芙裳、陈家鼎、席绶、骆继汉、蔡突灵、狄楼海、景定成、赵世钰、李安陆、陈九韶（以上皆为同盟会员），王有兰、于均生（二人疑为同盟会员），彭昌福、陈祖基、易宗夔。这份名单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至少有14人是同盟会员，其中高旭、赵世钰还是曾经担任同盟会支部部长的骨干。如果说这么多老资格的革命党人都能被区区5000元收买，那同盟会真是何足道哉。二是其中有不少人是法政专业人士，例如高旭、叶夏声、易宗夔，均曾就读于日本法政大学；陈家鼎、景耀月则曾于早稻田大学攻读法学，后者更曾参与制定《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马小进也曾为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事实上，民初革命党人中的稳健派或曰理性派，颇有学习法政的专业人才（宋教仁也就读于日本法政大学），其共同的特点就是希望通过正常的议会斗争来实现目标。这种思想倾向或者被讥为幼稚，但的确可谓当时的一股清流。就高旭而言，很可能也存此心理。其实早在贿选之前，高旭曾有《致金山教育公会函》，略云：“政变陡兴，是非淆乱，曹锟欲用金钱贿买总统，罪大恶极，令人发指。所幸投票之权实操诸我，旭之铁腕尚在也……至人格之保存与丧失，以留京赴沪定之，要非探本之论矣！”（《申报》1923年11月6日）这份公函是金山教育公会在贿选事后公布的高旭手迹，目的是“打脸”和划清界限。但是且不说高氏向为金山望族，饶有家财，会不会因为区区五千元就出卖自己，单从函中也可以明显看到高旭寄望于议会斗争的意图，而且以“留京留沪”判断是否被收买，也的确失之简单化。

事实上离京的议员中也不乏投机分子。当时反曹派为了鼓动议员离京，也曾为他们提供旅费及月费，“世因此称京方为贿选，沪方为贿不选云。”（见刘以芬：《民国政史拾遗·贿选与贿不选》，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截至九月十五日，在天津领旅费者五百零三人，到上海领费者三百八十五人。”（见刘楚湘：《癸亥政变纪略·议员离京》，泰东图书局1924年）“南下议员，每人可领川资五百元，闻后来陆续增至千数百元至二千元不等。议员中有真诚响应中山先生的号召、南下后不再北返的纯洁分子，也有钱领到手仍复北返的，且有冒他人之名重领、与托辞为朋友代领实际入了私囊的。”（陈九韶：《众议员十二年亲历记》，见《湖南文史资料选辑》修订合编本第4辑）“议员中确有参加投票而未受污染的人。籍忠寅登报不受酬，余知广东徐傅霖（政学会人）确未受贿而投了票。还有两面拿钱，往来津沪间，表明正派，而终向曹党卖身投靠的亦不少。”（韩玉辰：《政学会的政治活动》）总之，有人见利忘义，有人爱惜羽毛，也有人我行我素，而无辜受辱的恐怕也有。

高旭和柳亚子虽同为南社发起人，但实则高的资历、声望及才名均在柳之上，高还是柳加入同盟会的介绍人。其后因为柳多方运动欲独掌南社（详参拙文《柳亚子主盟南社之路》，见《文史天地》2010年7期），二人遂至失和。如今得此良机，柳之急于占据道德制高点与高旭划清界限自不足怪。但是陈去病身为南社另一发起人，向来老成持重，与高旭也是多年至交，竟然也对老友失去信任而作此亲痛仇快之举，这恐怕更令高旭寒心。所以贿选风波之后，高旭即回乡蛰居不出，也没有作任何辩白，年余即郁郁而终，不能不令人叹惋。

其实即便不从“贿不选”的角度来看，民党议员离京的举动也是值得商榷的。因为投票的民党议员越少，曹锟越容易得到想要的结果，事实也正是如此。而民党议员之所以号召南下，无非是想让选举因为不足法定人数而流产，可见民党多数人根本就没有存合作之心。其实如果民党议员都参与投票而且不被收买，曹锟也很难拿到超过四分之三的法定多数票。换言之，民党本来完全可能通过正常的和平手段达到目的。可惜历史不能假设，贿选之后接踵而来的是生灵涂炭的内战。

政治的艺术在于妥协，即尽可能求得各方都能接受的某种平衡。而中国历史上的党争，几乎都是欲置对方于死地，这就逼得对方也拼死反抗，最终结果往往是两败俱伤于事无补。毋庸讳言，民初的很多所谓革命者，政治上都非常不成熟，往往仅凭简单的爱憎来判定是非，坚持“道不同不相为谋”，甚而至于“你支持的我就反对、你反对的我就支持”，斗争、破坏有余，合作、建设不足，行事也多逞血气之勇，一不合意就诉诸武力，这种激进做法事实上造成和加剧了民国时期军阀割据的局面。而高旭的悲剧，或者也正是淹没在激进洪流之中的少数理性派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