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茵

1949年3月28日，毛泽东进入北平刚刚第三天，收到了柳亚子的一首诗。在诗中，柳亚子向毛泽东提出要回老家当诗人去。三天前，柳亚子还作为三十名代表之一去机场迎接初到北平的毛泽东，他是与沈钧儒、李济深、章伯钧等“同乘第一号车，检阅军队而返”的。当晚，毛泽东还派车接他出席颐和园晚宴，优礼有加。怎么突然之间，柳亚子要“退隐”，其间包含了什么隐情？

按照史料，一般都认可了下面的说法，即柳亚子是在“发牢骚”。他感到自己不仅在文坛上未受重视，更令他不安的是他觉得在参与新政协及自己创建的民革也受到排挤——李济深被民革推选为新政协代表，而自己却被排除在外（后来民革代表由六人增至十六人，他才被补入）。不到一年前，在中共中央邀请各党派代表、民主人士到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的名单上，柳亚子名列第五，现在却连代表都不是，就连“文联”、“作协”这样的文化团体的领袖职位也没他的份儿，他很是失意。

（一）

军旅作家郝在今在其著作《协商建国：1948-1949中国党派政治日志》一书中，描述了期间发生在颐和园里的一件很难让人相信的事情：

管理员恭敬地请示晚餐食谱，柳亚子突然怒吼：“我不吃干菜，给我买鲜黄瓜！”

“鲜黄瓜？”管理员为难，“那得7月以后……”柳亚子随手甩了管理员一个耳光！

管理员从来没有受过这种侮辱。这个管理员在部队当过副指导员，是中央机关从军政大学调来的。管理员想不通，革命队伍哪有领导干部打人的？

此事很快报到周恩来那里。周恩来立即带了一桌酒席来到颐和园，在听鹂馆宴请柳亚子。

周公礼遇，柳亚子十分高兴，柳亚子正要向中共进言李任潮（即李济深）那样的人不能重用，新政协的人事不能大权旁落！ 周恩来与柳亚子干杯之后，却说：“柳老，我给你提个意见，可以吗？”周恩来严肃地说，“柳先生，打人，在我们人民队伍里是不允许的。”柳亚子举杯的手顿时僵住……

周恩来见柳亚子尴尬，又和蔼地说：“柳先生，我们进城不久，许多事情安排不周。今后，有的是工作请你做，请你还要多加保重。”未及柳亚子反应，周恩来起身说：“不当之处请您原谅，我还有事，先走一步，由邓颖超同志陪你们。”说罢，竟然离席而去。

别以为周恩来总是一团和气！柳亚子与周恩来相交多年，从来没有受到如此批评。然而，此事又确属自己没理。邓颖超赶紧为柳亚子添菜。

离开听鹂馆的周恩来向管理员交代：“柳老是我们党的老朋友，帮过我们许多许多。他的生活你们一定要照顾好。”

管理员感动得流泪：“周副主席，您别批评他，还是我工作没有做好……”周恩来叮嘱：“凡是柳老要求的，必须完成，他没有提出来的，我们也要想到。不要限制经费标准，这里不是陕北，也不是西柏坡，北平有高级市场嘛！”

这次宴请，周恩来表现出了人们很难想象的不客气的一面，竟然在批评之后拂袖而去！这次宴请，又起因于柳亚子令人意想不到的打人。这两件事情都是那么难以置信！

（二）

1949年3月18日抵京当天，柳亚子有意到西山碧云寺参拜孙中山的灵堂。当时解放军初入北平，百事待举，车子不够用，他只得写信给相关负责人，并附信交周恩来。但相关负责人觉得当时车辆不够分配，而且他也很难同忙得脚不沾地的周恩来见上一面，因此就连信也无法转交。

柳亚子4月1日在日记中感叹：“夜，餐时谈得很起劲，约明日同往北京饭店赴民盟例会，可叹出无车矣。”对无车一事，柳亚子是有意见的。10月15日，爱国民主人士柳非杞写信说他一位朋友想请柳亚子做证婚人。10月18日，柳亚子复信：证婚可以，但要解决用车的问题，“不过借车的事情，我不愿做，因为借车事，我已写信骂过老周，现在不愿意再和他借。除非你有办法，直接由你和他交涉”。

柳亚子为什么不直接向周恩来明言呢？

抗战胜利初期，在柳亚子、周恩来之间也发生了一件有关汽车的重大事件。1945年10月8日下午，柳亚子从渝郊沙坪坝寓所专程前往曾家岩五十号“周公馆”——中共南方局部分机关驻地。不久，周恩来的英文秘书、廖仲恺女婿李少石从外面返回。当时，中共南方局可供调用的小车只有四辆。因当晚张治中为毛泽东举行欢送晚会，用车很紧张。曾家岩五十号仅有司机熊国华临时开的那辆小轿车，而此车当晚还安排他用。考虑到柳亚子住沙坪坝路程较远，熊国华受命先将柳先生送回，然后再赶赴军委礼堂执行任务。在一再的催促下，柳亚子将李少石拉进车子，陪他一路，以尽谈兴。

送完柳亚子，返回疾驰的汽车不慎撞伤了在路边休息的国民党新兵，着急赶路的熊国华没太注意，没听到那批新兵的叫停声。一个新兵班长当即举枪，子弹穿过汽车恰巧从李少石的后背穿入肺部。熊国华立即加速把李送到医院，将车子开回曾家岩后，未向办事处报告便消失了。

李少石之死，引起了柳亚子与廖仲恺之女廖梦醒、周恩来之间关系的微妙变化。

李少石、廖梦醒的女儿李湄在《梦醒——母亲廖梦醒百年祭》中说：“爸爸出事后，妈妈很怪罪他。柳亚子是个性情中人，他总是想找机会向妈妈赔罪……随着时间流逝，妈妈和柳亚子的关系渐渐恢复正常，但见面时还是有点尴尬。”

李湄的回忆录还提到了周恩来：“爸爸下葬后，周恩来让汽车直接把妈妈和我从墓地送到红岩小住……关于柳亚子的事他也劝过妈妈，但完全没有责备的意思……”

李少石事件发生后，内心痛苦的柳亚子还专门给周恩来写过一封信，信的内容一直没有公开。但我们可以从多年后在北京“周总理革命事迹展览会”上公开的周恩来回信中推断出一些内容。

周恩来的回信中有这么一段：

少石之死，大家哀痛。但我党从无一人、从无一语怪先生者。反之，我等常自责不应催车太急，致闯车祸。伯仁之痛，痛在我方，岂有责先生之理？！至汽车够用与否，非一语所能答，先生应相信，我等非官僚，毛同志在此，汽车用以尽保护之责及接友谈话之用，决非专供来及若飞乘坐也。

我们可以推论，柳亚子在写给周恩来的信中，可能还在一再表达自己对“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的自责，另外也在问周恩来等为什么要那么急地催车，难道车子不够用。这就是前面柳亚子所言“因为借车事，我已写信骂过老周”。也因为诸多种种，柳亚子不愿意再向周恩来开口提及车子的事了。而一向心细如发的周恩来也似乎极少主动考虑到柳亚子的实际情况，或许柳亚子老是要用车的事情，总是令他时时回想起当年李少石的憾事。

周恩来和柳亚子交往最多的是在抗战结束后，尤其是1945年毛泽东重庆谈判期间，可也正是这时发生了李少石之事。1946年5月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国共谈判的中心也随之转移到南京和上海，中共中央代表团也迁到了南京梅园新村并设立驻沪办事处。周恩来不时往返于两地之间，且与民主党派主要人士频繁会晤，但我们却不能找到这期间他与柳亚子接触的记录。其时，柳亚子因被国民党排挤出政协会议，正失意地暂居上海。5月柳亚子六十大寿之际，周恩来和中共中央代表团一起发来了贺电，除此没有其他行动。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与柳亚子的接触，大多是按毛泽东的意思行事，几乎没有什么主动的、过分的介入。

（摘自《读书文摘》）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