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宣布破產后，我做的第一件事，是和前同事们结伴去“旅游”。

第一站是同事莉莉的家乡衡阳。我们从深圳出发，先搭火车，再转大巴，抵达乡下时已是晚上八点。她父母要睡了，给我们留了饭。屋外一片黑，蛙声、虫鸣和拖拉机声占据夜晚。莉莉感慨，工作二十多年了，自己从没在这种时间段回过家。我们三个摸黑聊天，谈出路、养老和赡养父母到凌晨，越说越心慌。

15天前，6月20日，我们失业了。那天上午9点10分，公司微信工作群突然弹出一条消息：“这个月30号，请所有员工回公司办离厂手续，大家可以去找新的工作了。”这家已经上市的港资服装企业没能撑过疫情，终于申请了破产。

2001年，我从上海来到深圳打拼，成为这家厂子管理层的一员。同事大都是第一批到深圳打工的女性，我们共事超过十年。遭遇疫情以来，工厂停工，所有员工每月发1400元。我们平均年龄超过40岁，除了攥着工资留守在这个“家”里，别无选择。

从衡阳往北走，我带着两个同事回到合肥老家。父亲惊喜地抹了抹眼睛，问我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回来，我的回答和莉莉一样：厂里放假。如果我讲了实话，父亲一定比我还焦虑。

这是我参加工作以来第一次旅游。多年来，公司十一、五一长假只放三天假，为期五天的年假则被圣诞假和香港回归假期抵扣掉三天。平时，我们休大小周、盯货，随时随地回客户邮件。失业后，我和同事本想去国内的热门旅游城市转转，又觉得不回去看看父母，心里过意不去。最后，我们决定到彼此的家乡看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