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宣布破產后，我做的第一件事，是和前同事们结伴去“旅游”。

第一站是同事莉莉的家乡衡阳。我们从深圳出发，先搭火车，再转大巴，抵达乡下时已是晚上八点。她父母要睡了，给我们留了饭。屋外一片黑，蛙声、虫鸣和拖拉机声占据夜晚。莉莉感慨，工作二十多年了，自己从没在这种时间段回过家。我们三个摸黑聊天，谈出路、养老和赡养父母到凌晨，越说越心慌。

15天前，6月20日，我们失业了。那天上午9点10分，公司微信工作群突然弹出一条消息：“这个月30号，请所有员工回公司办离厂手续，大家可以去找新的工作了。”这家已经上市的港资服装企业没能撑过疫情，终于申请了破产。

2001年，我从上海来到深圳打拼，成为这家厂子管理层的一员。同事大都是第一批到深圳打工的女性，我们共事超过十年。遭遇疫情以来，工厂停工，所有员工每月发1400元。我们平均年龄超过40岁，除了攥着工资留守在这个“家”里，别无选择。

从衡阳往北走，我带着两个同事回到合肥老家。父亲惊喜地抹了抹眼睛，问我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回来，我的回答和莉莉一样：厂里放假。如果我讲了实话，父亲一定比我还焦虑。

这是我参加工作以来第一次旅游。多年来，公司十一、五一长假只放三天假，为期五天的年假则被圣诞假和香港回归假期抵扣掉三天。平时，我们休大小周、盯货，随时随地回客户邮件。失业后，我和同事本想去国内的热门旅游城市转转，又觉得不回去看看父母，心里过意不去。最后，我们决定到彼此的家乡看风景。

八天后，我回到深圳的家。属于自己的房子和家庭，是我在深圳多年的成果。我的丈夫从事保险销售行业，女儿今年大学毕业。家里除了老人和我，不再有拿钱的人。

丈夫问我，今后有何打算？我反问：“ 你对我失业有什么想法吗？”他说：“我随便，反正还有几年你也要退休了，就怕你呆在家里着急！”

他说得没错，失业后的第一周，我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我从网上买了一摞励志书籍，没有看进去过一页。每天，我看书失败之后，便穿着睡衣在家里走来走去，和前同事打电话，相互鼓励。

没几天，在全家外出吃饭的路上，女儿笑着说，给你提个意见，你不要生气。最近你像个怨妇，一点都不注意自己的形象；还动不动就发脾气，我和我爸都有点害怕你。她说：“你是不是提前更年期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

“我有吗？上班上习惯了，突然停下来不适应。”我辩解。

一直没出声的丈夫说：“是的，要出去找个工作，你这样呆在家里的确不行，会出问题。”

那天过后，我在各个招聘网上都投递了简历。两个星期过去，我没有收到一家面试通知。

为了壮胆，我约了另外两位老同事阿芳和阿秀结伴巡街，找找出路。

我们在龙岗区一座工业区门口集合，里面厂区分类很杂，服装生产占很大比例。工业区门口的墙上，贴着多张招工广告。我看到一张招聘启事上写：“招聘高级外贸跟单经理”，岗位需求和公司名称好像在哪里见过。一查，原来两星期前，我曾往这里投过简历。

公司在一栋老楼的七层，电梯打开，我们正对着前台。好多年没找过工作了，我心里紧张，走进去打招呼。阿秀和阿芳装作不认识我，向另一头走去。

前台坐着一位年轻女孩，她给我一份招工信息表和一份试卷，让我坐在旁边的椅子上写。试卷内容很常规，考外贸跟单的基本操作，要求60分钟做完，我30分钟交卷。

她用欣赏的眼光扫了眼试卷，让我等一会。二十五分钟后，她从一间办公室走出来，对我讲：“我们老板说，让您回去等消息。”

我忍不住小声问，小美女，我两个星期前就给你们投简历了，一直没通知我来面试。麻烦你告诉我实话，免得我来回跑。

小美女瞧了一眼老板的办公室。也许是出于同情，她降低音量告诉我：“老板说40岁以上的女员工，不招。你以后先在网上查查招工单位的电话，打过去问问，通知你去面试再过去，免得白跑。”

我们继续巡街。看我伤感，阿芳愤怒地说，40多岁，不休产假，不轻易辞职，这不正是女人最黄金的年龄段吗？那些年轻人，刚学一点经验就跳槽，招他们进来，不是浪费人力和物力吗？做外贸跟单又不是搞科研，真不知道老板们是怎么想的！

我们突然想到，是不是我们自己也可以当老板呢？！做了这么多年服装贸易，我们知道怎么拿到最便宜的货。如果我们几个凑钱合租，自己接单，有什么不可以？阿秀补了一句：“董明珠不也是40岁以后开始卖空调的吗？！”

三个人振奋了一些，开始观察街边的店铺。眼前的街道上，有一半商铺关门。为了确认没有看错，我们又从街尾转回数了一遍：共三十四家商铺，关门的有十六家。我们又走了三四条街，发现受疫情影响，工业区附近的临街店面半数关门。自己当老板，至少现在不是时候。

过了一天，我在煮饭时听到深圳卫视在报道就业市场中的年龄歧视问题。里面讲到，有位男性46岁了，他到一家公司应聘成功，但在报到那天又被拒绝了。他找媒体，想投诉这家公司搞歧视。有观众在评论区讲，就算投诉成功，再进去公司，谁能担保老板不给你穿小鞋呢？

我才明白，原来这些公司都不想要40岁以上的人，而且，投诉也没什么用。

两天后，原来在公司做后勤主管的晓红宣布自己找到了新工作。她到一家私立幼儿园做保育员，打扫卫生加上照顾孩子，一个月几千块。

这给了我新思路。我开始在网上搜索“保育员”、“保洁员”、“前台接待”。果然，一个离我家几百米远的儿童教育机构招正招聘前台接待人员。每月工资三千至四千，不包吃住。我估量，在深圳市区，这些工资只能勉强维持生存，工作又没有技术含量，年轻人应该没兴趣和我竞争。

我拨通上面的电话号码，告诉人事我就住在附近。對方让我当天下午三点带着简历去面试。中午，我草草吃了饭，用心地收拾打扮，两点半到达，三点整敲门。

一位看上去三十几岁的女性很热情地让我上楼去谈。她笑着接过我的简历。看到我的出生年月，她的笑容凝固下来，眼睛扫了扫履历部分。

她看着我说：“你一进来，我还以为你只有三十几岁呢，我们现在就想招一个前台进来，这工作对你来说绰绰有余。”接着话锋一转，“但是老板要求招35岁以下的女性。招您进来，到时总公司问责下来，我连自己都保不住。很抱歉，我在电话中没问清楚您的年龄，害您白跑一趟。”她把简历递回给我。

我走到附近一家肯德基，对着空调狂喝冷饮，希望消除烦热的绝望感。

我打开手机通讯录从上往下翻，下意识向熟人求助。我拨通徒弟王芬芳的电话，她在十几年前大学毕业时来我们公司应聘，是我面试后执意留下她的。我们一起工作五年后，她跳到另一家更大的公司。

她听到我的近况很吃惊，劝我，不如趁这个机会，找自己喜欢的事做做。

这个问题，我也不是没想过。失业以后，我想起自己在工作之前有过很多梦想。我想当作家，还想过开自己的服装店。但是打拼多年以后，这些东西都离我好远。

我说，“除了工作，我都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了。”

她停顿了几秒，说：“我们组有一同事上个月休产假，要招一个过来。工作比你原来的简单，工资也没你原来的高。还有一点，你会是我的组员，你能接受吗？我去找经理说说。”

十分钟后，王芬芳回电话给我，让我去她们公司面试。

我进了王芬芳所在的小组，同事们都知道我的来历。

组里还有另外一位员工小许，今年37岁。一天中午，我听见她和丈夫打电话，边骂边哭。挂上电话，她就赶回去给孩子做午饭了。同事们告诉我，她来公司三年，活得谨慎，很少主动说话。她家里有两个孩子，父母都在农村，大部分花费靠她承担。

我和小许的关系由于新的裁员计划变得紧张。这家公司主营奥运会商标产品，同样受疫情的影响，今年的订单减了大半。公司规定，每组裁掉一个人，这意味着我和小许只能留一个。

八月十八日，王芬芳出差去验货，我收到的一批有特殊要求的订单，不知道如何操作信息分类。

我拿着订单走到小许工位旁边说：“小许，我不知道怎样将这些订单拆分录入公司系统，你教教我，谢谢哈！”她看了看递过去的订单，说，这不算复杂，我手上的订单一份就有十几页纸，要录入来自三个国家的客户的系统。接着，她找出那份十几页的订单给我看。

此前，我想到小许的难处，动过辞职的心思，也想找机会把消息透露给她。我沉默了几秒钟说：“哦，这样呀，要不你先教我把这单录入电脑。好难呀，我都不想在这干了。”

小许将信将疑地看了我一眼，“我进来时他们也没有教过我，都是我自己摸索的，做多了就不复杂了。”

在我的央求下，她开始在电脑里录入这批特殊要求订单的资料，一句话没讲。我在旁边默默看了一个多小时。

第二天下班后，我跟王芬芳讲了自己的纠结：我不想把小许挤走，但也生气她这么防我。我吐槽了一阵，气又消了，还是决定退出竞争。

8月25日，我把辞职信交给了经理。那天中午，经理过来劝我，让我不要嫌钱少，毕竟工作难找。我推辞说，只是因为每天通勤时间要花四个小时，我身体实在吃不消了。

离职宴那晚，当着全公司的面，经理又提了一次我离职的事情。她对我说，你的能力和反应都不比年轻的同事差，但如果不是王芬芳，你也没机会呀！要不要再考虑一下，这次裁的不是你。

我用余光瞄了一眼旁边的小许，她低着头假装喝水，神情不自在。同事们听了，纷纷附和经理，劝我留下。

我端起酒杯，站起来说：“郑经理，这杯酒我敬您！虽然我才来不到两个月，但我觉得您和同事们真的很好。可是，我家离公司实在太远了，真的吃不消。”经理也端起酒杯说：“我们到这个年纪，能不拼就不拼。”

我刚坐下，小许和我碰了下杯子，轻声问：“敏姐，你真辞职啦！”我点头。她问了一圈我的情况，表情放松下来：“像你这样的条件，都不用出来工作的。”

晚上九点半，离职宴散了。九月初，深圳的夏夜风很大，灯光从树叶中穿过，在马路上映出影子。我和新同事们边走边聊，心底涌出依恋感。很多年轻人从我身旁略过，我想掏出手机拍他们的背影，又怕同事看到，没有拍成。

我心里想，明天，又是不用上班的一天。

持续的压力下，在离职后的第一个周末，我就打定主意去做房产中介。虽然没有底薪，也没有合适的客户群，但经理没有拒绝我以全组最大的年龄入职。

这家公司是深圳知名的连锁房产公司。我学着90后和00后同事，对着网站客户的电话号码连打七天，终于有人说要买房。

我把电话捧在耳边，生怕漏掉任何信息点。放下电话，我激动地加班到十一点半， 共找到了七套备选。如果卖出房子，佣金会比我之前工作的年薪还高。

第二天，九点四十五分，一位中年男性踱步进来，盯着最年轻的同事小黄，满脸笑意地问，昨天打电话的是不是她？当我站起来说“是我”时，他的眼皮忽然下拉。

凭我这些年的经历，我觉得他只是来找乐子的。没等我介绍完，他便说对房源没有兴趣，不看了。经理责备我没尽力，我说这个人不是来买房，就是想来撩一撩漂亮的小姑娘。经理不相信。

第二天下午，小黄又打电话邀请他看我介绍的那七套房子，对方答应了。晚上九点左右，小黄回到公司，把公文包往桌上重重地一放：“这人总想占我便宜，有几次他想拉我的手，都被我躲开。还说今天看的房子不理想，但要保持联系，我信个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