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飞海

(华东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江西 南昌 330013)

自1941年在“孤岛”时期的上海，首次将巴金的《家》和张恨水的《金粉世家》改编成同名电影以来，根据巴金的《家春秋》《憩园》、张恨水的《金粉世家》、林语堂的《京华烟云》、老舍的《四世同堂》和张爱玲的《金锁记》等一批业已经典化的中国现代家族小说改编成影视作品已有了80年的历程，改编成不同类型的影视数量已达27部之多。中国现代家族小说之所以不断被改编成影视，除了本身具有召唤接受主体在审美体验和文化心理上易于接受的特质内容外，还当与其“戏剧性”因素有关，因为“戏剧作为一门综合表演艺术，与影视的血缘关系是显而易见的”[1]。

何谓“戏剧性”？目前学界尚无定论，对其研究“既有从戏剧人性表现的价值和特点的角度来展开思考的，也有只是就戏剧表现的诸多形式因素甚至手法和技巧来具体描述的”[2]193。本文对中国现代家族小说的“戏剧性”分析还主要基于后者，如故事场面的集中安排、人物关系冲突的设置、人物对话的动作性等，由此探讨其影视改编的可行性。

一、家族故事叙述的集中性与明确性

戏剧故事虽可以跌宕起伏、一波三折，甚至可以充满神秘性和巧合性，但故事的叙述却不能过于枝枝蔓蔓、冗余拖沓，否则难以全面展演。正所谓“头绪繁多，传奇之大病也”[3]。这表明戏剧叙述的故事应做到集中性与明确性，要有清晰的情节线索。不必说推崇“三一律”原则的古典戏剧，就是注重探索人心理世界的现代戏剧，也需符合这一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