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林櫆，韩家炳

(安徽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2)

2020年5月25日，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发生了一起恶性警察暴力执法事件，非裔美国男子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在以德里克·肖万(Derek Chauvin)为首的4名白人警察执法过程中死亡。该事件经过媒体报道迅速发酵，最具标志性的是路透视频里白人警察单膝跪在弗洛伊德脖子上长达“8分46秒”①以及视频中弗洛伊德的临终之言“我无法呼吸”(I can’t breathe)。该事件发生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霸占美国舆论头条，打着“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口号的呼吁黑人人权的抗议活动轰轰烈烈展开，随即蔓延至美国所有50个州和60多个国家。[1]据不完全统计，美国约有1 500万至2 600万人参与了此次“乔治·弗洛伊德抗议”(George Floyd Protests)，这次抗议也被称作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运动之一。[2]据非盈利组织“致命遭遇”(Fatal Encounters)的统计数据，自2000年以来美国每年约有1 100人因警察使用武力而死亡，和弗洛伊德一样，这些被杀害的人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非裔美国人。[3]美国大小城市几乎每天都在发生着警察暴力执法流血事件，乔治·弗洛伊德之死何以引起全美乃至全球的强烈反响？[4]其实美国城市骚乱问题并非是学界眼中的“新生儿”，国内外已有不少学者较早对此问题展开相关研究，成果颇为丰硕。②不过“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学者们对城市骚乱的研究更多关注社会群体如何构建和组合”，而“当代学者更为关注的是各因素间的互相作用，以及何时、如何以及为什么会发生城市骚乱”的历史解释。[5]本文以弗洛伊德之死为切入点，拟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城市骚乱产生的缘由、表现以及影响进行析评，以求教于方家。

1 “骚乱”的涵义与“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的产生

美国历史上曾爆发过不胜枚举的种族冲突事件，但并非每一次的冲突和矛盾都可以称得上骚乱。在美国《刑法典》中，“骚乱”(riot)③的基本涵义是指“涉及3人或3人以上的1人或多人实施的一项或多项暴力行为的公共骚乱，这种行为或多项行为应构成明显和现实的危险，或应造成对任何其他人或任何其他个人的财产的损害或伤害，或对3人或多人中的1人或多人实施的一项或多项暴力行为并构成明显威胁”④。然而，鉴于“骚乱”的复杂性和涉及面之广，国内外学界尚未对“骚乱”有一个公认的或明确的学术定义。[6]蒂姆·纽伯恩(Tim Newburn)认为，“骚乱”在实践研究中往往集中在大的群体上，这些群体的行动涉及到大规模的社会秩序的崩溃。“骚乱”作为一个政治术语的时候，通常情况下由国家或其他具有权力的机构对其进行解释。而“骚乱”作为一个社会标签的时候，会出现一个十分常见的情况，那就是不被骚乱者所接受，他们更乐于用“抗议”(uprising)或者“反抗”(rebellion)这样的替代性词汇。这亦是不少学者在写文章时避开使用“骚乱”这个术语的原因之一。[6]概而言之，“‘骚乱’是一种复杂的政治现象，其爆发是更深层次社会问题的征兆”[7]，而“城市骚乱”的产生一定程度上是城市问题的映射。

受弗洛伊德事件的影响，愈来愈多人关注近年来日益壮大的“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Black Lives Matter Movement)，以及此次波及美国大部分城市的示威、抗议与骚乱。“黑人的命也是命”是“一项黑人为中心的政治意愿和运动建设项目”⑤，常被认为始于2013年的美国，由艾丽西亚·加尔扎(Alicia Garza)、帕特里斯·卡勒斯(Patrisse Cullors)和澳普·托梅蒂(Opal Tometi)3位黑人女性首先在线上发起。当时法院宣判杀害美国黑人男子特雷沃恩·马丁(Trayvon Martin)的白人凶手乔治·齐默尔曼(George Zimmerman)无罪释放，此事发生后，“黑人的命也是命”这一话题率先在社交媒体平台“脸谱网”(Facebook)上出现，[8]之后在全社交媒体平台持续发酵，于是一场主张“在这个仍深陷白人至上主义历史泥潭的社会里，黑人的生命并不是任由人随意处置”[9]的“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应运而生。“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在全美迅速吸引了许多青年有色人种和其他进步人士的参与，[10]经过几年时间的发展，这一线上发起的小规模倡议现已“存在于美国文化中的各个角落”[8]，并发展为影响力巨大的国际性社会运动，在打击种族主义和反黑人暴力斗争中，特别是反警察暴行斗争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2 美国城市骚乱问题产生的缘由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美国城市骚乱问题往往与日益严峻的城市经济资源分配不均、收入不平衡、医疗保健不平等以及教育水平悬殊等一系列极难调和的经济问题与社会困境相关。

首先，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城市骚乱的产生常直接与单一的突发性事件有关。骚乱不同于一般社会运动，它衍生于时间与空间分散的单一事件，常表现出非连续性的特征。[11]2020年“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能发展到顶峰并形成大规模骚乱，美国白人警察杀害黑人乔治·弗洛伊德就是公认的导火线，抗议者们四处走动，在街上有节奏地高呼着“阻止杀手警察”(Stop killer cops)、“我们无法呼吸”(We can’t breathe)和“警察非军事化”(Demilitarize the police)，他们的口号“照亮了”整座城市。[12]时间向前推移，1992年4月29日，在被指控暴力殴打非裔美国男子罗德尼·金(Rodney King)的洛杉矶警察无罪释放的消息放出后，爆发了声势浩大且影响深远的洛杉矶骚乱，[13]此类突发性事件往往被认为是“骚乱”发生的前兆和诱因，也“被视为点燃潜在火种的必要成分”[6]。大众长期以来积累的对警察以权谋私、滥用职权和暴力执法行为的仇恨情绪，以及积重难返的怀疑与不信任心态，[14]使得原本维护社区安全和城市稳定的正义代表成为颠覆既定社会秩序的催生剂。[5]此类突发性事件也被一些学者称之为“混乱的导火索”事件，其出现赋予了普通民众参与骚乱的一个空间上和社会背景下的意义。[6]

其次，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城市骚乱爆发的根本原因来看，经济的不景气及民众生活水平的不均衡是两大罪魁祸首。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虽然有约翰逊政府的“向贫穷宣战”(War on Poverty)，里根政府的“涓滴经济学”(trickle-down economics)以及后来克林顿政府的“福利改革”(welfare reform)，美国“贫民区的经济和社会状况依然没有显著改善”，大批少数族裔生活艰辛，许多社区成为“毒贩的天堂”[13]，而20世纪90年代更被学者称之为“仇恨的十年”⑥。“2020年黑人和白人之间的资产差距仍然和1968年一样大”，今天“黑人的平均收入仍比2000年低了2000多美元”[15]。美国经济化与城市化的背后，“是黑人和棕色人种被驱逐和清除出城市核心地带”[16]的残酷现实。一项研究数据表明，“容易发生骚乱的城市”通常情况下“人口密度高，教育水平低，失业率高，相应的人口支出也高”[5]。人口密度高一定程度上反应了城市资源竞争压力大，失业率高也意味着消费能力降低，人口支出高更侧面体现了收支的不平衡和生活水平的下降。这类“容易发生骚乱的城市”往往绝对贫困率较高，贫困程度也较高，“换句话说，骚乱发生在有大量穷人的城市，这些人与不贫穷的人生活得更紧密”[5]。他们每天面对高昂的租金和其他生存成本的无奈，承受着和富人生活差异所导致的心理落差，让他们有了参与城市骚乱的勇气与动力。美国是2020年世界新型冠性肺炎疫情的重灾区，大批企业和商铺关门，直接导致大批人员失业。[15]而乔治·弗洛伊德这样一位刚刚失业的黑人父亲，却在白人警察的膝下绝望地乞求着他的生命，恳请路人的援助。这一幅场景通过视频的形式展现在大众面前，极易引起大批同样刚失业的美国黑人同胞的共鸣，“社会的各个阶层的成员似乎已经从被动中觉醒，并开始一起行动，不止是在明尼阿波利斯，而是在美国和世界各地的城市”[4]。

再次，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城市管理的中存在的问题以及“目光短浅、没有充分代表性的地方层面政治”的失败也是引发美国城市骚乱的重要原因。正是决策层的无能以及他们在特定领域工作中的缺位，[17]才让城市骚乱有了繁衍土壤。而“骚乱所发生的城市社区面临的结构性难题以及这些问题所引发的民众的不满情绪是骚乱者行为的重要动机解释”[6]，正因如此，才使得单一独立事件有机会演变为大规模骚乱。以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局为例，警员的流失很大程度上加剧了本次弗洛伊德危机。2020年第一季度，除了平均每年因年龄或疾病离开的42名警察之外，超过100名警察离开了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局，该警察局现约剩830名警员。而据明尼阿波利斯市市长雅各布·弗雷(Jacob Frey)的最新预算报告显示，2021年警员人数还将从830人减少到770人。弗雷市长承认裁员将“导致人员严重短缺，导致反应时间增加，对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局的运作产生负面影响”。该市不少居民已经注意到警察局警力减少的情况，最近的民意调查发现，50%的当地黑人居民反对削减明尼阿波利斯警方的规模，并且公众普遍对该地犯罪率上升现象表示失望。[18]据《明尼阿波利斯明星论坛报》(theMinneapolisStar-Tribune)的一项分析发现，与近5年平均水平相比，明尼阿波利斯的抢劫和财产犯罪率上升了11%，严重袭击比例上升了25%。2020年该市已发生了59起凶杀案，是1998年以来最多的。[18-19]而在弗洛伊德被杀害的片区，暴力犯罪事件比近五年平均水平上升了近50%。[18]面对美国警察暴力执法问题，一代又一代政府内外进步人士呼吁改革，但根深蒂固的文化习俗很难改变，尽管种族主义暴力执法者违背了良好治安准则与基本人权，警察部门(police departments)和民事审查委员会(civilian review boards)还是在很大程度上都站在执法人员一边。[20]如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局一类的执法机构的工作缺位正是美国政府最被诟病之处，也是抗议者力求修正的关键诉求。

最后，9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错综复杂的种族问题为城市骚乱提供了充足的“养分”。美国社会除了充斥着原生的种族矛盾之外，“黑人和白人范式之外的群体相结合的矛盾”[17]也使种族问题变得复杂化。早在20世纪中叶，即使没有正当理由，美国白人种族主义们仍擅用私刑来惩罚黑人，包括黑人妇女和儿童。[20]今天美国的种族问题与以往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面对种族比例严重不等的监禁率，学者米歇尔·亚历山大(Michelle Alexander)将美国现在所处的时期称之为“新吉姆·克劳”(the New Jim Crow)时代。[9]据一份统计数据显示，与美国白人男性相比，像弗洛伊德一样的非裔黑人因为肤色原因更容易被警察拦截和搜查，也因此要面临着更大的警察暴力风险。[21]美国《华盛顿邮报》(TheWashingtonPost)自2015年起记录了超5 000例美国本土警察枪击致死案件，通过这些个案比较分析可知，美国黑人被枪杀的比率要远高于白人。[22]由此亦可管窥当今美国社会黑白矛盾的尖锐。自2014年黑人男子埃里克·加纳(Eric Garner)在纽约被白人警察“锁喉”致死以来，已有多名黑人男性、女性或儿童被警方使用暴力手段杀害，从加纳之死发出的“我无法呼吸”口号一直延续至今，这期间能被统计在案的警察暴力执法致死案件当然仅为冰山一角，而更多因种族主义引发的流血冲突或是种族“仇恨犯罪”事件皆不为人知，我们所知道的代表美国现代私刑的案件或许仅因为碰巧出现在“旁观者的手机视频或警方的网络摄像头里”[4]。而鉴于视频记录的时效性与直观性，“警察暴行的录像片段构成了一种新的历史记录和法律证据形式，不但有可能使种族主义施暴者对其罪行负责”[20]，而且经过社交媒体的广泛传播，也使地域性冲突升级为全民热点问题，引发进一步社会思考，为城市骚乱的扩大埋下伏笔。黑人将骚乱视作一种与和平变革相悖的制度性种族主义导致的不可避免的暴力现象，而白人则用暴力来为黑人贴上禁锢的标签，认为黑人是不明智的暴力违法者，应该为自己的从属地位受到指责。[23]虽然美国每一次城市骚乱发生的原因不尽相同，但种族冲突尤其是黑白矛盾一直是最为常见的影响因素，“美国国内长期以来罪恶的种族主义，是比自杀炸弹更加邪恶的象征”[24]，而这类由种族主义诱发的城市骚乱则通常与日益高涨的黑人民权运动密不可分。

3 美国城市骚乱问题的表现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美国城市骚乱虽不似民权运动时期一般频繁与激进，但总的来说，骚乱规模仍较大，参与人数众多。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骚乱传播形式从传统的纸质媒体向新兴的社交媒体转变，抗议方式从线下到线上线下相结合转变，在这一过程中，青年有色人种的话语权得到明显提升。[10]

第一个表现是规模较大，参与人数众多。以2020年美国大骚乱为例，起先仅是一件发生在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的单体个案，最后竟出人意料地演变成一场全国性群体骚乱。除了响应的城市多，美国城市骚乱的响应人数也经常成倍增长。2020年美国国内新冠肺炎疫情非常严峻，但依旧阻止不了大规模的示威、抗议与骚乱。6月3日，大批抗议者们穿越城市，面带口罩，聚集在美国国会大厦。这里也成为全国人民“发泄原始情绪和愤怒的目的地”[12]。这日下午约6点30分，国会大厦前的抗议大军中出现了一个戴着粉色亮片猫耳朵的10岁黑人女孩贾琳娜·利森比(Jalena Lisenby)的身影，此起彼伏的“让她过去！”(Let her through!)的呼喊声在人群中荡漾。这个女孩用自己最大的声音告诉警察她的愤怒与恐惧：“我的兄弟姐妹死得太多了。”她喊道：“我才10岁，就已经厌倦了！”接着指着她12岁的哥哥贾马利·利森比(Jamari Lisenby)戴的N95口罩上写着的“黑人的命也是命”标语。“每天我都在想我的哥哥、爸爸或妈妈会不会死，”她哭着说。说完后，周围的大人们纷纷过来和她握手，然后她回到了一同前来抗议的爸爸妈妈身边。[12]像利森比一家一样举家参与抗议的例子还有很多，来自各地的抗议者们“倾巢出动”，上至老人，下至孩童。有研究数据表明，由于此次抗议和城市骚乱是在温暖的户外进行的，病毒“扩散步伐”没有减慢或停止，在夏天的几个月里都随着抗议大军四散蔓延。[25]美国城市骚乱包括个人和群体组织在内的参与人数一贯众多，同一社区或同一群体在骚乱中的集中性也大大增加了美国城市骚乱的规模。

第二个较明显表现是传播形式从传统媒体向新媒体转变。随着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新媒体的兴起，[10]尤其是互联网社交媒体前所未有的传播范围和传播力度，使得近二三十年以来的美国城市骚乱力度更强，范围更广，影响更大。“社交媒体现在就像是一个大舞台”，“普通民众”(the average citizen)可通过这个“舞台”宣传或参与抗议活动，并且可在线上进行团体互动，包括“讨论一场运动的合法性”等。[8]线上交互形式的拓展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21世纪社会运动的新特色，但也存在着难以规避的现实问题。“最近的一项研究揭示了种族主义不仅仍以复杂和毁灭性的方式影响着美国”[17]，更与资本相结合，通过城市骚乱这一新形式的社会变革达到自身目的。社交媒体作为信息传播和获取的一个重要途径，却常会“遭到提供商的某种类型的内容限制，这意味着社交媒体很可能在信息获取方面高度倾斜或受到严重限制”[26]。

第三个突出表现是抗议形式从线下抗议示威到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转变。新媒体尤其是互联网的崛起不仅为各类社会运动起到了强有力的宣传和推动作用，[8]更是突破了固有的上街游行抗议的形式，线上的表态和声援也被视为参与骚乱的一种新鲜方式。通过对美国青年学生群体的抽样调查，超过三分之二的人通过互联网获知“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的相关信息。[26]相比传统的上街举牌游行示威而言，网络舆论导向或更能左右一场城市骚乱的前进趋势，因此对于骚乱者而言抢占网络阵地十分必要。

4 美国城市骚乱问题的影响

频发的城市骚乱告诫我们，美国城市虽然“年轻、热情、活泼”却又充满了“忧虑”。[27]美国城市骚乱的爆发不仅会对美国政府的执政方式造成影响，还会对影响各级政府的财政支出。美国城市骚乱虽被视为“灾难性”变动，直接造成人员伤亡与城市重大经济损失，但不可否认的是，骚乱发生之后，社会常会关注到骚乱者的诉求并开始反思现实存在的问题。

第一个主要影响是美国政府的执政方式发生了微妙变化。城市骚乱的爆发之际也正是考验美国地方政府执政能力之日，面对暴力对抗，由人民选举产生并对人民负责的领导人该如何回应少数群体的诉求？[28]当权者的适时反应是小规模个体性暴力对抗事件是否最终会演变成大规模群体性骚乱的关键性因素。[13]美国各级政府在面对抗议或集体暴力威胁时，一直采取维持治安的举措来压制城市骚乱的扩大。有研究显示，近年来，警察使用军事装备对抗议者实施暴力的情况激增。[29]这就可能导致抗议和暴力的进一步升级，甚至会造成抗议本质发生变化，[6]而美国一些地方政府“承认和表达对弱势群体的同情的做法却可以缓解双方紧张局势，带来暂时的缓和局面”[7]。相比个人或社会组织的发声或行动，美国当权者的一举一动能够很大程度上可以教育和改造下一代美国青年，赋予他们摒弃偏见和仇恨思想的能力，真正从源头上缓解社会矛盾危机，大大破坏“仇恨犯罪”的生存土壤，[24]但是在固有的民主政治体制之下，小规模城市骚乱的影响非常有限。

第二个主要影响是直接造成了城市重大经济损失并影响政府财政支出。城市骚乱中浑水摸鱼的投机者借着抗议混乱的环境，沿路抢劫商铺、餐馆，大发横财，这也导致大批店铺关门，一些零售商和中小企业倒闭。[30]当一场骚乱发生后，该社区内许多类似于超市的零售机构会直接关门离去，甚至几年内都不会回归。[31]骚乱对城市社区的产品、劳动力和房地产市场的需求都会带来持久的消极影响，甚至远超重建基础设施所需的成本。[32]例如，在弗洛伊德抗议中被暴徒抢劫与烧毁的明尼阿波利斯市湖街区(Lake Street area)现依旧是一片废墟，与几个月前的繁荣景象大相径庭。⑦城市骚乱会直接对美国联邦政府、州政府或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情况产生影响。一项基于超5万个美国大小城市的研究表明，和没有发生骚乱的城市相比，经历过骚乱的城市在短中期内会明显增加控制和惩罚骚乱者相关领域的财政预算，[33]741，757比如说增加警察人数，扩大监狱的储备以及加添城市市政管理人员的岗位等。此外，为更好地应对城市骚乱，美国各级政府在财政预算上常会增加社会福利、公共住房、城市复兴与重建等方面的支出。[28]

第三个主要影响是美国社会舆论和风向发生倾向性转变。虽然一部分骚乱者采取的示威方式十分极端，但大部分的人会秉承自己的原则，期望通过抗议示威来达到改善现实的目的。以2020年美国大骚乱为例，乔治·弗洛伊德之死不啻直接导致美国全国范围内爆发反对种族主义和警察暴行的“乔治·弗洛伊德抗议”，引发线上线下声势浩大的“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更激起美国国内个人和社会组织一边倒的谴责与发声。[24]“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较为成功地让大众重新思考和关注美国存在的各类种族现实问题。例如“种族不平等、警察暴力执法以及黑人医疗保健问题”[8]等。在社交媒体平台广为传播的弗洛伊德暴力致死视频也使得美国普通民众开始思考黑人生存问题。许多原本对现实持积极态度的乐观主义者也因为看到真实死去的弗洛伊德而表示深深的担忧，他们期望结束种族暴力和制度上的种族主义，结束现实中各方面的不平等，尤其是结束警察暴力执法的现象，而人们对警察部门工作的看法也影响到他们居住社区的选择，不仅如此，一些进步人士也开始呼吁包括“家庭、商业、工厂、政府、体育、娱乐、医药和高等教育”[34]在内的社会变革。

此外，美国城市骚乱可能会造成人员伤亡，而这些伤亡者不一定是骚乱参与者，他们也许是无辜百姓。城市骚乱大概率还会影响当年联邦和地方的选举，[35]骚乱问题会成为从政者难以回避的社会热点。另外，美国城市骚乱的影响还直观反映在美国各地的新闻媒体上，其发布新闻报道以及播放的影视作品会更具倾向性。美国每次城市骚乱发生的原因以及演变过程不尽一致，造成的影响也有一定差别，但是上述几项主要的影响大体相似。

5 结 语

“国家是创建公民和归属制度的主要行为者，这些制度决定了少数族裔和边缘化群体融入社会的环境”[5]，而美国社会生存环境的原生矛盾和不断增加的新问题则让他们很难通过正规途径达到自己的意图，故示威、抗议和骚乱有了存在的可能。无论从国家制度角度还是社会现实角度看，参与“骚乱都(似乎)是他们表达不满和关切的绝望方式”[33]。美国城市骚乱的强度、规模及影响力使其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区分，具有明显的代表性。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近30年时间里，发生在美国各个城市的骚乱显现出新特征。以前多以大城市作为骚乱阵地，而现在人们往往选择自己的家园作为示威和抗议场所。新媒体的广泛普及也让参与骚乱的形式从线下拓宽到线上，于是参与骚乱的弱势群体有了一个平等的发声平台。美国城市骚乱的发生不仅仅是城市问题的激化，更是美国原生矛盾的体现。社会阶层中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文化，是导致城市种族骚乱频发的主要因素。当然美国司法制度和执法部门中存在的种族主义也为骚乱的扩大推波助澜。美国城市骚乱问题错综复杂，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全解决，也不可能仅凭单一社会势力就能做到。鉴于美国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以及“联邦政府脱离城市中心，试图解决种族和阶级不平等的种族政治联盟的局限性，只会加剧许多现存的问题”[17]的悖论。今天，频发的城市骚乱问题正进一步撕裂着美国社会。[36]

注 释：

① 美国媒体和抗议者多采用“8分46秒”的说法并将之用于示威抗议并成为标志性口号，而后检察官在约三周后将时间修正为7分46秒。同年8月警察执法记录仪公布数据，弗洛伊德受害时间长达9分30秒。参见Prosecutors say officer had knee on George Floyd’s neck for 7:46 rather than 8:46[N].Los Angeles Times，June 18，2020;Willis H，et.al.New Footage Shows Delayed Medical Response to George Floyd[N].The New York Times，August 11，2020.

② 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有：聂万举.美国1992年洛杉矶骚乱的爆发及其后果[J].东北师大学报，2000(5):52-56;谢国荣.1960年代中后期的美国“黑人权力”运动及其影响[J].世界历史，2010(1):40-52+157;刘卫东.弗洛伊德事件与美国社会的撕裂[J].当代世界，2020(8):4-10;GOODING-WILLIAMS R，ed.Reading Rodney King，Reading Urban Uprising[M].New York:Routledge，1993;BALDASSARE M，ed.The Los Angeles Riots:Lessons for the Urban Future[M].Boulder，CO:Westview，1994;ABELMANN N，and LIE J.Blue Dreams:Korean Americans and the Los Angeles Riots[M].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JOHNSON A K.Urban Ghetto Riots，1965-1968:A Comparison of Soviet and American Press Coverage[M].Boulder，CO:East European Monographs，1996;GILJE P A.Rioting in America[M].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6;WOLCOTT V W.Recreation and Race in the Postwar City:Buffalo’s 1956 Crystal Beach Riot[J].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2006，93(1):63-90;TROTTIER D，AND FUCHS C，eds.Social Media，Politics and the State:Protests，Revolutions，Riots，Crime and Policing in the Age of Facebook，Twitter and YouTube[M].New York:Routledge，2014;LEVY P B.The Great Uprising:Race Riots in Urban America during the 1960s[M].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8.从学界对于美国城市骚乱研究的侧重点来看，尚存较大探索空间，“正如史蒂文·威尔金森(Steven Wilkinson)所指出的那样，迄今为止对骚乱问题的分析大多集中于影响因素上，如经济、政治或人口因素，而对于理解国家对骚乱的反应、暴力的变化以及一些人选择参与骚乱的原因等方面则较欠缺”，详见GADINGER F，OCHOA C S，and YILDIZ T.Resistance or Thuggery· Political Narratives of Urban Riots[J].Narrative Culture，2019，6(1):90.

③ “riot”一词可译为“骚乱”“暴乱”，也有学者将其译作“暴动”，笔者认为译作“骚乱”或“暴乱”更为准确。

④ 参见18 U.S.Code §·2102.Definitions.https://www.law.cornell.edu/uscode/text/18/2102.

⑤ 参见“黑人的命也是命”官网，https://blacklivesmatter.com/herstory/.

⑥ “仇恨的十年”指的是美国历史上“仇恨犯罪”问题典型的20世纪90年代。人们普遍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是“仇恨犯罪”流行期，并在90年代渐趋严重，这十余年期间“仇恨犯罪”事件数量飞增。1994年美国权威期刊《国家法律杂志》(National Law Journal)率先发文称20世纪90年代为“仇恨的十年”，至少是“‘仇恨犯罪’的十年”。参见ROVELLA D E.Attack on Hate Crimes is Enhanced[J].National Law Journal，August 29，1994，p.A1.

⑦ 湖街长达5公里，原本是许多小型移民企业的所在地，参见MINTER A.Where George Floyd Died，Immigrant Businesses Are Suffering[N].Bloomberg，October 4，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