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行焱

谢觉哉是著名的“延安五老”之一，也是新中国司法制度的奠基者之一。在中央苏区，他曾先后任毛泽东的秘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秘书长兼中央政府机关党总支书记等职。延安时期，他先后担任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内务部部长、秘书长，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参议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部长、法制委员会委员，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无论何时何地，不管担任什么职务，谢觉哉都积极践行群众路线，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能多做事即心安

自参加革命以来，谢觉哉长期担任党和政府的重要职务。从中央苏区到延安，从延安到北京，他都一直坚守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坚持一切为了群众，心系群众冷暖，做人民的公仆。

对于群众反映的问题，谢觉哉从来都是高度重视、努力解决。在中央苏区时期，谢觉哉协助毛泽东工作，对来自苏区各地的同志总是热情接待，详询来意。为了使上下拧成一股绳，他对基层群众的要求无不竭尽全力，设法解决。即便解决不了，他也总是和颜悦色，耐心地做解释工作。前来办事的同志对谢觉哉这种认真负责、热情服务的精神无不感动于心，不管问题是否得到解决，都对他表示感谢。谢觉哉总是答道：“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简单的一句话，即可见谢觉哉心系群众冷暖，对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初心的坚守。

无论担任什么职务，谢觉哉都是一心为群众做事的“焦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谢觉哉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部长。消息传到他的家乡——湖南省宁乡县堆子山村，乡亲们议论着“穷山沟里出了个大官，真了不起”。谢觉哉的家人正琢磨着去北京奔个好前程时，谢觉哉给在家乡的儿子谢子谷、谢廉伯写信，告诉他们不能坐“便车”进京，要自己筹措路费，“因为任何人坐车，都要买票”，而且到了北京，“我又替你们搞吃的住的，也是件麻烦事”，所以建议他们暂时不要去北京。他还在信中说：“你们会说我这个官是‘焦官’。是的，‘官’而不‘焦’，天下大乱;‘官’而‘焦’了，转乱为安。”他还附诗一首：“你们说我做大官，我官好比周老官。起得早来眠得晚，能多做事即心安。”信中所说的“焦官”是湖南方言，指不挣钱的官、穷官。而“周老官”则是与谢觉哉同村的一位勤勤恳恳的老雇农。短短的一封信，深刻反映了谢觉哉的清正廉洁和为人民服务、“能多做事即心安”的崇高品德。在担任内务部部长期间，谢觉哉经常深入灾区，视察灾情，访贫问苦，了解人民群众的生活困难，及时发现并解决群众的问题。1955年6月，谢觉哉到山东视察灾区期间，沿着黄河南堤，在烈日之下行程360里，了解灾情，慰问灾民。在路途上，每遇到群众整修河堤的地方，他总要停下来，同群众热情交谈，询问他们的受灾情况和生产生活上遇到的问题。

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谢觉哉还身体力行，积极带领群众参加生产劳动。在延安大生产运动中，谢觉哉就是一位劳动模范。当时他居住的小院里，左边是靠着山脚的石崖，右边绕过礼堂门前是一大片空地。大生产运动开展后，他这个小小院落变成了养猪场、养鸡场和田间生产的“后勤部”。谢觉哉既是“后勤部长”，农忙还得下地干活。他除了处理政务外，就是烧水、送饭，抽空还得看管鸡、猪，不让它们跑出院外。在陕甘宁边区召开的一次劳动模范代表大会上，中央领导表扬了谢觉哉和夫人王定国的生产劳动成绩，毛泽东还亲笔题写了“再接再厉”的奖状。

除了自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谢觉哉还教育子女要从事生产劳动，自食其力，要为社会谋利益、作贡献。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他给儿子谢子谷、谢廉伯写信，要求他们要踏实工作，不能“吃伴进饭”。他说：“比如我在这当部长，不是官……孩子的母亲，也得自己做工作。吃伴进饭，是被人看不起的，除非是老了或者残废。”1950年，时任内务部部长的谢觉哉在致原配夫人何敦秀及儿女的信中写道：“要处处为社会谋利益，为地方谋利益。久之，合作会发达，人民也会赞成你。人民赞成你，也必不会亏你。”他还要求儿女不能做社会的寄生虫，“除开老小残废，可得到社会照顾外，一切能做事的人或者劳力或者劳心，都不要做社会寄生虫，寄生虫是没有地位的”。他在信中以儿子谢放当兵打仗的事迹来教育其他子女或孙辈：（谢放）“随军队由北打到南，又由南打到北，满以为看不到了，忽又出现在我面前，黑瘦得只剩几根骨頭”，而生活于和平年代的其他孩子“当不会再有那样险阻的关，但困难总是有的”，因此孩子们“必须锻炼身体与精神，服从组织，力求上进，老老实实，讲到哪里就做到哪里”，只有这样才会有前途。他告诫孩子们，“劳动是最神圣的事，不肯劳动是反动社会传下的坏观念”，要孩子们树立正确的劳动观。

依靠人民前景大

在那个波澜壮阔的革命年代，经过一番思想的洗礼，谢觉哉从晚清秀才成长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1905年，21岁的谢觉哉考中秀才，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科秀才。1925年，谢觉哉由何叔衡、姜梦周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从封建秀才到共产党员的转变。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谢觉哉一直坚持唯物史观，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观点。他在日记中写道：“共产党员绝不能剥人以自肥，但也不是靠剥己去肥人，而在使人人都能自肥。”他认为，国家的发展、生产的发展要依靠人民群众，个人的进步和幸福要靠自己的努力，也要靠人民群众的帮助。

面对工作中的问题，谢觉哉非常注重发动群众共同参与、共同解决，这既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又可以进一步团结同志，更密切地联系群众。1938年9月至11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举行。会后，谢觉哉被任命为中央党校副校长。当时的中央党校学习、生活条件都比较差，学员听课、开会、娱乐都在露天的山坡场地，不避风雨。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谢觉哉和同事们研究，决定自己动手，建造一座礼堂。他亲自参加设计规划，选择地址，组织全体学员和教职员工齐动手，上山伐木材，下河扛石头，能干土工的干土工，能做木工的做木工，日夜备战，终于在一片河滩荒地上建起一栋可容千人的礼堂。这是延安当时的一座大型建筑，可以说是“延安精神”的象征。谢觉哉说：“要认定共产党员不可能且不应有特殊享受，不要忘记传统的艰苦作风。”

在写给家乡干部的信中，谢觉哉也多次强调，领导干部要践行群众路线，生产建设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自1925年起，谢觉哉离开家乡，先后在长沙、洪湖、上海、中央苏区、延安等地从事革命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长期在国家机关担任领导职务。远离故土的谢觉哉非常关心家乡的建设。1954年，他主动给当时的宁乡县县长写信，表示“想知道故乡的一些情况”“希望有人和我通信”。此后数年间，谢觉哉与时任宁乡县委书记李学良、县长张润清等家乡干部一直保持通信，经常询问家乡生产建设开展情况，了解家乡发展变化。1961年，在写给李学良、张润清的一封信中，谢觉哉说，在一个生产队或大队，应该做到“没有偷摸事发生，社员和干部劳动同商量”，只有这样，生活才能得到改善，生产方式才能改进，人民的劳动热情也才能高涨。对于生产中的问题，他要县委书记、县长“亲自去看，而且会看，不可只听汇报要数字。要知道这几年听假话说假话惯了，一时间不会全断绝”。“要深入地考察原因，耐心去听取社员群众不敢说出的心里话，然后又和群众商量，取得群众同意（即通过‘社大’‘社代’）改进办法。”他特别要求领导要深入群众，听群众讲真话，因为上面爱听假话，下面就讲假话。

在当时的宁乡县，群众可以直接到张润清的办公室反映问题，县长也曾驻生产队工作。谢觉哉对县长这种深入群众的作风予以肯定，但他要求，县委县政府要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然后想想群众是不是说了真心话，说的是不是全对，群众的问题该如何解决。只有这样，才是深入群众，才不至于常听假话。对此，谢觉哉以亲身经历作了说明。他去宁乡县的流沙河看鱼，发现河里的鱼是从别处抓来摆样子的，而且一位当地干部还说，公社办公所在地的一口塘每年可出一万斤鱼。作为“本地人”的谢觉哉一听就知道是假的，于是当面戳穿了这位同志的假话。在致李学良、张润清的信中，谢觉哉写道：“上面爱听假话，下面就讲假话，这是一个规律。”

谢觉哉身为高级领导干部，却反复强调自己并不特殊，并教育晚辈要树立正确的观念。1951年，他在写给何敦秀的信中说，家乡人民应当“知道我是在做‘工’，而不是做‘官’”。他坚决反对家属、子女搞特殊化，对何敦秀说道，“共产党是一种特别的人，他不能多拿一个钱，他的生活不能比一般人高”。儿子谢子谷办学校，要谢觉哉打电话托当地领导予以“照顾”，谢觉哉一口回绝：“你有意把学校搞好，不在困难面前屈服是对的，但要我们打电给郭专员关顾，就不对。”他还说，无论对谁，都要公事公办，“如说有情面，就必然办得不好”。同时他还告诉何敦秀：“现在是新社会，不是要地位高，而是能把事做好，如果子谷能把那中学办好，他就会被人看得起。不要被目前的困难骇倒，只要看清前途。”谢觉哉谆谆教诲道：“应该知道一个道理，你们现在与将来的进步和幸福，是依靠革命，依靠政府，依靠党与团的帮助与教育，也即是依靠人民，前景非常大。”谢觉哉告诫晚辈，个人的幸福和进步要靠自己的努力，靠党与团的帮助、教育，靠人民，而不能靠某种地位与特权。

有群众就会安全

谢觉哉坚决反对官僚主义的作风，反对脱离群众的现象。他说，中国是一个“官国”，长期以来，官僚主义现象非常严重。他对“官国”的流毒和弊病洞若观火，时时口诛笔伐，动员大家起来扫除这种封建遗毒，足见谢觉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和纯洁的灵魂。

身为领导干部的谢觉哉善于运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经常跟群众在一起，深入群众、教育群众、发动群众。他在延安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时，看到当时学员吃饭，不论春夏秋冬或日晒雨淋，都是在露天场地，几个人围在一起蹲着吃，就决心盖一间食堂。于是，他发动学员，上山伐木，进沟烧砖，干部群众自己动手盖起大食堂，解决了学员没有食堂吃饭的问题。为了改善党校学员生活，增强学员体质，谢觉哉发动大家开荒种地，在偏远山区种粮食，在近河滩种蔬菜，还养鸡、喂猪，以增加副食生产。他还常常抽出时间，亲自动手，帮助党校炊事员喂猪、打扫猪圈，还到菜地协助党校生产科干部黄理德松土、施肥。在谢觉哉的培养教育下，通过自己的刻苦努力，黄理德后来被选为边区劳动模范，受到毛泽东的接见。

对于脱离群众的现象，谢觉哉深恶痛绝。1957年3月，谢觉哉回到阔别30多年的家乡。谢觉哉时常去学校、农村视察访问。为了领导的安全，县里都派公安人员跟随保卫，他发现后，再三劝说撤去公安人员，说这样做会使群众不敢接近。当他回到老家时，当时的县公安局局长又亲自出马，带领公安人员，在他家院子门前屋后加强保卫。有些群众要去见谢觉哉也难以进门，但还是有一位70多岁的老人闯了进去，见到了谢觉哉。谈话中，老人提到“进门难”的情况，谢觉哉便坚持劝说公安人员返回县城。可是公安局局长还要亲自守卫，夜间睡在谢觉哉卧室门口的屋檐下。谢觉哉恳切地对他说，“只要有群众就会安全的”，便拉着他睡到屋里来。第二天，来见谢觉哉的群众拥满屋子，直到深夜还不舍离去。于是群众议论说：“谢胡子哪里像个大官，除了多一副眼镜和多一根拐杖外，和乡里人不是一样吗？”1962年1月，谢觉哉到长沙视察。老战友姜梦周烈士的儿媳从乡下来找他，但是两次上门都被警卫人员阻拦，没有见着谢觉哉，只能失望而回。谢觉哉是上了回北京的火车后听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起才知道的。他深感内疚，立即写信道歉，并嘱咐工作人员说，别说是老战友的儿媳来访，就是一般群众来访，不传达也是很不好的。

谢觉哉身体力行践行群众路线的同时，也教育晚辈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作贡献，报答人民。在1962年写给子女的信中，谢觉哉就教育他们：“你们好些是大人了，应该懂得道理：一、看看自己，看看广大人民，作个比较。二、人民培养了你们，你们将来怎样报答人民，即学习好本事，能做个好的人民勤务员。”同时，谢老要求他们在生活上、在享受上，要与过去比，要与广大老百姓比，“不能超过群众或超过太多，如超过或超过多了就要自己警惕”。他还要求做小学老师的孙子谢金圃，要向广大人民群众学习。他说：“农村的先生多，广大勞动人民是你的先生，报纸书籍是你的先生。问题只在你自己肯学肯想。”他对侄女婿吴岂凡于教学外积极参加一些社会工作予以肯定，认为这样做得很好，但也要求他“必须注意同群众关系好，同乡的社的干部关系好，取得其信任”。在1955年写给侄女婿吴岂凡、侄女谢寄祥的信中，他再次强调：“从事生产劳动，就是为人民服务。穿绿长衫、吃轻松饭的时代，早已被打倒了”，要晚辈诚实劳动，为人民服务。

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基本方面之一。我们党的最大的政治优势就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谢觉哉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典范，是新时代共产党人学习的榜样。★

题图 谢觉哉在工作

（作者系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博士研究生、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 / 陈 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