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军

（湖北经济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武汉430205）

在武汉早期建党史上，李汉俊的作用特殊而重要，但由于他的主要活动地在上海，是上海早期党组织的核心成员，又是党一大的主要组织者之一，因而人们对他的关注点多在上海早期党组织和党的一大活动上，对他在武汉建党过程中的活动虽有提及，但缺乏专门论述，这是党史研究中的一大遗憾。本文将拾遗补阙，主要论述李汉俊在武汉早期建党史上的重要贡献。

一、目前党史界的认识

长期以来，李汉俊与武汉早期党组织关系的研究，一直是党史研究的一个话题，但总体来说，目前研究成果一则系统性不够，二则评价不高。

早在1981年，谭玉轩和董良羽就在《关于武汉共产主义研究小组的创建情况》[1]一文中，对李汉俊如何引导董必武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做过论述，但对其他方面涉及不多。董良羽是董必武的长子，此文自然兼具史料性和论述性的特点。

作为研究武汉早期党组织和董必武的专家，胡传章对李汉俊与武汉早期党组织的建立进行过比较深入的探究，尤其是对李汉俊如何帮助董必武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者向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转变的过程，做过比较详细的考证，但对其贡献没有作整体评价[2]。他的这一观点虽在其著作《董必武传记》[3]中有所改进，但或许是因为传主为董必武的原因，传记中并未全面论述李汉俊在武汉早期建党史中的全部贡献。严雄飞在《李汉俊与湖北早期党组织的建立》①中也记述了李汉俊在武汉早期党组织建立中的过程，同样未做任何评述。这种情况在卢小平的《李汉俊与武汉党建》②中表现得更加明显，他在文章中仅提到李汉俊积极联络各地共产主义者，来信约请董必武筹建武汉党的早期组织，其他方面则未提及。

近几年来，研究风向已有所改变。藏金峰在《湖北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建路径探析》③中论述了上海发起组对武汉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启蒙和在建党中的指导作用，并将陈独秀、刘伯垂、李汉俊的贡献和作用相提并论。曾实在《中共武汉早期党组织成立的前前后后》④中认为，中共武汉早期党组织是在以董必武、陈潭秋为代表的革命知识分子积极寻求救国之道的曲折历程中诞生的，它的诞生也与中共主要创始人陈独秀和李汉俊有着密切关系。即便如此，这些成果对李汉俊的作用和地位仍没有给予完整而充分的肯定。

笔者认为，要客观而全面地评价李汉俊在武汉早期党组织建立过程中的贡献，首先要认清李汉俊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地位，以厘清其在武汉建党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内在素养和外在条件，其次要分析他在武汉早期党组织建立中所做的工作，最后才能作出整体评述。

二、李汉俊与国内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李汉俊，湖北潜江人，1890年出生于一个私塾先生家庭。受父亲“兴学救国”思想的影响，1904年，14岁的李汉俊在兄长李书城、挚友吴禄贞的帮助下赴日本留学，先后在东京经纬学堂和晓星中学学习，之后从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土木系学习。李汉俊通晓日、英、德、法等多种语言，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使他能广泛接受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这一时期，也正是日本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河上肇、堺利彦、山川均等大量翻译、撰写马克思主义作品之时，李汉俊阅读了他们的著作，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他的女儿李声馥回忆说：留学日本期间，她父亲李汉俊结识了河上（肇）先生，河上信仰马克思，曾将《资本论》译成日文，并著有《资本论入门》等马克思主义著作。他的一些书后来传入中国，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很大推动作用[4]。李汉俊后来信仰并传播马克思主义，无疑与河上肇先生的影响分不开。

在资本主义世界信仰马克思主义是有危险的。据日本档案馆现在解密的档案表明，当时同在日本留学的施存统与正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李汉俊，因与日本社会主义者高津正道、山崎今朝弥等时相往来，受到日本警视厅监视。日本《外事警察报》对李汉俊的个人情况掌握得十分清楚，说他是“留日学生总会副会长，李人杰（湖北人）又叫李杰，东京帝国大学工学部毕业，故黄兴的秘书长李书城的亲弟弟”[5]。也就是说，李汉俊的一切都被日本警察了解得十分细致。目前尚无证据证明李汉俊是否知道他当时的处境，但不管怎样，日本警察的行为并没有影响李汉俊对马克思主义的执著追求，却是可以肯定的。

1918年底，李汉俊回国，“带回了许多日本的有关社会主义的文献”[6]，这为他与戴季陶等编辑《星期评论》，推介、宣传马克思主义，带来了很大便利。后来的国民党要人邵力子，当时亦信奉马克思主义，与李汉俊相熟，同为不久后建立的上海早期党组织的成员。在谈到李汉俊等人借助日文著作传播马克思主义时，邵力子也说：“那时，马克思主义书籍主要从日本传过来。”[7]

基于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对改造旧中国的炽热感情，李汉俊在此期间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坚信马克思主义是实现中国“社会革命”的理论武器。他说：“如何改造现在的中国？……唯有社会革命之一途”，如何发动社会革命呢？李汉俊认为首要的是通过理论宣传，唤醒民众[8]。

因此，他在《新青年》《星期评论》等刊物上发表了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李声馥说：“那时候他写了很多文章，大部分在他自己主编的《星期评论》上发表。《新青年》杂志迁到上海后，父亲也为它写了不少文章。”[4]他的理论修养为当时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所钦服，早期共产主义者多称他为“我们中的理论家”“最有理论修养的同志”[9]。

三、李汉俊对武汉早期党组织建立的贡献

除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外，李汉俊还担负着与各地早期党组织的联络工作。因为乡情关系，他与武汉先进知识分子有过较多的接触，也给予过不少帮助，最终还指导他们建立了早期党组织。归纳起来，这种贡献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他帮助董必武等人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

董必武是武汉最先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之一，董必武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经过了一个曲折的过程。

董必武于1914年1月东渡日本，就读于日本大学法律科。此时正值“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孙中山正在东京筹建中华革命党，董必武和同乡挚友张国恩推崇孙中山的坚定革命态度和中华革命党的严密组织措施，遂同往拜谒孙中山，聆听其教导，加入了中华革命党。“我和张眉宣⑤先生在谒见先生后，都成为中山先生的信徒”[10]27。这时的董必武，走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道路，但后来反袁斗争和护法运动的失败，尤其是好友、鄂西靖国军总司令蔡济民惨遭暗杀，而孙中山因军阀排挤无力施救，使他深刻认识到，孙中山领导的革命道路行不通。

十月革命的胜利，使董必武“看到了新的希望”[11]，也使他认识到了一条新的道路。1919年初，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这时，在中国国内，南方军政府和北京政府的代表开始在上海举行议和谈判，各省区先后成立善后公会。2月，董必武来到上海，在此遇见张国恩，湖北旅沪同乡公会鉴于他们曾留学日本，有攻读法科的经历，遂公推两人主持湖北善后工会，代表湖北发声。时孙中山租有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渔阳里的房子，尚未入住，董必武和张国恩遂借来作为湖北善后工会机关会址，住在这里，而李汉俊、詹大悲（湖北蕲春人）等也住在渔阳里路北，两地隔街相望。这四个湖北老乡很快熟络起来，几乎天天见面交流，共同探讨中国革命问题。李汉俊经常谈“社会活动情况”和“俄国的情况”，介绍“一些马克思主义”[12]14。他们研究了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道路问题，“反复探讨为什么俄国革命能够取得胜利，而中国革命却不断失败的原因。”⑥

得力于李汉俊的引导，董必武从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出发，开始如饥似渴地研读当时能找到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各种新思潮的书刊，如日文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这些书刊观点不一，或介绍马克思主义，或传播无政府主义，或宣传基尔特社会主义，或推介合作主义和新村主义，但不拘形式，各呈新见。董必武在甄别比较中，从自己的革命斗争实践中，从俄中两国革命成败的鲜明对比中进一步认识到：此时的中国已发生毛病了，旧观念、旧道德必须要改变了[13]。虽然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是极其模糊的”[12]14，但俄国革命的成功，“就像牛顿发现万有引力的定律一样，无疑是对社会主义之所以正确的科学依据。”[6]他同意李汉俊说的搞“俄国的马克思主义”[12]15，终于认定，“列宁党的宗旨和工作方法与孙中山先生革命的宗旨和工作方法迥然不同”[10]38，中国革命必须“走十月革命的道路”⑥，必须像俄国那样实行由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武装革命”⑦。他开始相信，孙中山“总是靠军阀”的“路子不对头”[12]14，国民党那套旧的发动军事政变的革命方法已经不起作用了，“应改为一种能唤醒群众、接近群众的方法”[10]38，应该把革命胜利的希望寄托在新势力的参与之上，而这个新兴势力，就是他在此期间通过五四运动看到的已经开始觉悟了的英勇的中国工人。

就这样，在李汉俊的帮助下，董必武的思想发生深刻变化，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思考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由此走上了马克思主义道路，逐渐由一个虔诚的民主主义革命者，发展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几乎与此同时，作为武昌高等师范学院英语部的学生、湖北五四运动游行带头人的陈潭秋被推选为武汉学生代表之一，到上海联络各地学联。经湖北黄安人倪季端介绍，陈潭秋得以与董必武相识，董必武对这位聪明能干、有改造社会抱负的同乡十分赏识，转而向他推荐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新青年》等杂志，陈潭秋亦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李汉俊间接地影响了陈潭秋思想的改变。

而湖北鄂州人刘伯垂早在李汉俊就读东京帝国大学时，也在明治大学学习，两人意趣相投，过从甚密。受李汉俊的影响，刘伯垂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这样，在李汉俊的引导下，一批湖北籍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转变思想，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二）他积极推动武汉建立党组织

1919年8月从上海回武汉后，董必武和张国恩开始准备办报纸，宣传马克思主义，唤醒民众，后因经费没有着落作罢。其间，他们住在武昌巡道岭湖北省教育会内。时教育会由谢石钦任会长，谢是董在武昌文普通中学堂读书时的学长，参加过辛亥革命，但是后来思想趋于保守，视新思潮为洪水猛兽，致使湖北的教育会运作得很糟糕。董必武很苦闷，就和张国恩一道给李汉俊写信，表示要改造教育会。

10月6日，李汉俊回复了一封1.5万字的长信，表明自己“不信局部的改良”，“要救中国”就要“破除”“违反自然法则”的社会制度，要“大破坏”“大创造”“大建设”[14]。董必武当然赞同这种制度性的改造社会的办法，可他更主张从点滴小事中去积蓄革命力量，认为虽然缺经费办不成报纸，但是办学校培养革命人才却是他们可以做得到的。于是他和张国恩积极筹办武汉中学，延聘陈潭秋、曾雨村、熊连城等为教员，通过课堂、学生刊物和校外报纸等，宣传十月革命，介绍马克思主义，主张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武汉中学和此前由恽代英、林育南、李书渠等人创办的利群书社，成为武汉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双子星座”。

1920年8月，在共产国际的积极推动下，上海早期党组织正式建立，地点就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内，组织的名称定为“中国共产党”，李汉俊是其中的主要成员之一。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后，积极联络、指导全国其他地区党组织创建活动，发挥了“中共发起组”[15]的作用，李汉俊又是其中的主要联络人。

拥有一批有先进马克思主义思想觉悟的知识分子和良好革命基础的武汉，是李汉俊主动联络、积极推动建党事业的重要地区之一。1920年六七月间，正在筹建上海早期党组织的李汉俊就写信给董必武，约请他与张国恩相商，筹建武汉共产党组织。董必武接到来信后，首先找陈潭秋征求意见，接着又介绍曾就读于省立一师的教员赵子健（湖北黄安人）参加。陈潭秋同意组党，并推荐包惠僧（湖北黄冈人）加入，又由包惠僧发展校工郑凯卿为成员。不久，董必武复信李汉俊，表示愿意承担武汉的建党任务。李汉俊接到董必武的回信后，迅速从上海赶来武汉，与董必武、陈潭秋、张国恩等人面商此事。

约在这一年的8月，经陈独秀介绍入党的刘伯垂，带着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拟定的《中国共产党宣言》，即党组织纲领草案来到武汉，帮助建党。为掩护建党活动，董必武和张国恩在武昌抚院街（现民主路）97号租用了一处房子，合办律师事务所。1920年秋，刘伯垂、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张国恩、郑凯卿、赵子健等七人，聚集在律师事务所，由刘伯垂主持，宣布建立了武汉早期党组织。

这样，在李汉俊的积极推动下，武汉的革命斗争从此有了党组织的领导。

（三）他介绍共产国际与武汉早期党组织建立联系

武汉早期党组织的建立，有共产国际、俄共（布）使者的秘密身影。据李达回忆：“1920年4月，第三国际东方局派了维经斯基（他的夫人同行）来到了北京。”[16]在北京，维经斯基首先访问了李大钊等人，李大钊又将他介绍到了上海，“访问了《新青年》、《星期评论》、《共学社》等杂志、社团的许多负责人”[16]，陈独秀、李汉俊等人也就是在此时与维经斯基相识的。从现有资料来看，维经斯基没到过武汉，但是他了解武汉进步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1920年6月9日，维经斯基在上海给东方局海参崴分局外国处写信说：“现在实际上我们同中国革命运动的所有领袖都建立了联系，虽然他们在汉口、广州、南京等地尚未设代表处，但我们在那里的工作可以通过一些朋友及当地的革命者立即得到反映。”[6]在这封信中，他还表示，“在汉口，我们有可能吸收一位编外副教授参加我们的工作。”此人是谁呢？他说此人“在中国生活了好几年，通晓中文，毕业于东方学院，是鲍立伟教授推荐的”[6]。他还谈到了他们目前的主要工作是把“各革命团体联合起来，组成一个中心组织。群益书店可以作为一个核心，把这些革命团体团结在它的周围”[6]。这里提到的“东方学院”，始建于1899年，地址在海参崴，1920年改为国立远东大学东方系。这里的“群益书店”，应该指的是活动于武汉以恽代英为首的一批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创办的利群书社。从这段通信可以看到，武汉早期党组织的工作是受到共产国际、俄共（布）关注的。

另外，他们曾派人来武汉活动，帮助指导武汉党组织的工作。据考证，具体派到武汉的使者可能包括“编外副教授”、马曼也夫和鲍立伟等三人，而有明确证据的是，马曼也夫夫妇来到武汉是经李汉俊介绍的。

董必武回忆说：“李汉俊介绍了一个叫马曼也夫的第三国际的人来武汉找我。”[16]包惠僧也回忆说：“后来维金斯基的助手马曼也夫、俄文专修馆的鲍立伟来武汉了解情况，我向他们汇报了湖北学生运动的情况。”[17]“我们做过两次长谈，地点是在武昌多公祠五号。他谈了很多关于十月革命以后的苏俄情况。他能说一点不熟练的中国话和英国话。”[17]据《董必武传记》记载，马曼也夫夫妇来到武昌后，受到了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人的欢迎，他们住在董必武、张国恩的律师事务所里，商谈武汉建党问题。董必武等不懂俄语，双方改用英语交流。其实董必武等人的英语也很有限，他们就把英汉字典放在膝上，边打手势边交谈，不懂就查字典。他们拟请马曼也夫在武汉办一所英文补习学校，以合法途径作掩护，宣传马克思主义。因当时英语在武汉并不盛行，很少有人补习英语，这一计划遂未实现，马曼也夫夫妇于是很快离开武汉，回到上海。

尽管如此，通过李汉俊的介绍，武汉共产党的早期组织成员开始接触共产国际在华人员。

（四）他为武汉党员普及马克思主义思想

武汉早期党组织建立后，董必武和陈潭秋等又在武汉中学和其他一些他们兼职代课的学校，如启黄中学、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等，发展青年学生，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0年11月7日，在武汉早期党组织的领导下，18位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在武昌召开第一次会议，正式成立了半公开的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党组织因此有了后备力量。14日，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举行第二次会议，刘伯垂和董必武在会上均讲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17]。不久，党组织又在武昌、汉口建立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公开地组织、开展活动。研究会吸引了不少青年，成员由十余人发展到二十余人，黄负生、刘子通、施洋、许鸿等一批先进知识分子思想活跃，成为研究会的骨干。此外，武汉早期党组织还领导、组织了青年读书会，通过读书、座谈、撰文等形式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知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为方便大家学习，研究会和读书会设法购买了《阶级争斗》《马格斯〈资本论〉入门》《工钱劳动与资本》《列宁传》《国家与革命》等著作和《共产党》等读物，供大家阅读、讨论。这些组织的周围，因此聚集了大批进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读书会成员还把学习理论与从事革命活动结合起来，利用办夜校、识字班等形式，与工人建立感情，了解工人生活状态。

为提高成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1920年冬，研究会、读书会借李汉俊从上海回潜江老家省亲，路过武汉之机，专门请他在抚院街的律师事务所内，为成员们讲《唯物史观》等课程，介绍马克思主义在各国的表现，以提高成员们的马克思主义辨别能力。

四、对李汉俊在武汉建党史上贡献的几点评价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在武汉早期建党史中，李汉俊发挥了特殊作用，做出了重要贡献。

首先，他是武汉先进知识分子的引路人。地域因素是李汉俊和武汉知识分子最初联系的主要纽带。胡中秋在《试析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员的内在结构》[18]中，曾对此做过详细的分析。确实，在中国这个熟人社会里，乡土观念成为人们相互交往的先天条件，同乡、同学或同事成为他们相识的基础。但对这些革命者而言，他们友谊的开端，既不是私情相重，更不是江湖义气，而是共同的信念和追求，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为改造中国而奋斗的一致的理想。李汉俊与董必武、陈潭秋的相识，基于他们同是湖北人，但董必武、陈潭秋认同李汉俊，则是因为李汉俊把他们引上了马克思主义道路，董必武后来称李汉俊为“我的马克思主义老师”。因此，说李汉俊引导武汉先进知识分子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是他们革命的引路人，可谓名副其实。

其次，他是武汉早期党组织建立的助产士。作为上海早期党组织的主要创建人，李汉俊也是与全国其他党组织保持联络的联系人。在武汉早期党组织的建立中，他写信帮助董必武等人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还亲自赶来武汉指导他们工作，武汉能在全国较早地建立党组织与李汉俊的帮助密不可分。

再次，他还是武汉早期党组织与共产国际建立联系的介绍人。共产国际在中国共产党的初期革命斗争实践中犯过严重错误是事实，但在早期党组织的建立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也是事实。武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能结识共产国际使者，主要依靠的是李汉俊的推介。虽然共产国际使者对武汉早期党组织的建立并没有过多的实际帮助，但武汉早期党组织开始引起共产国际的关注却也是不争的事实。

最后，他是武汉早期党员普及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导师。武汉早期党组织建立之前，为普及成员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李汉俊一方面在自己参与筹办的《武汉星期评论》上撰写《中国思想界的寒暑表兼晴雨表的梁启超先生》等文章，推崇梁启超等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一方面利用回乡探亲、路过武汉之机，专门给武汉党组织成员讲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他们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解决世界问题。

尽管在党的一大之后，李汉俊因观念不同，与陈独秀、张国焘发生争执而脱党，但他在武汉建党史上的贡献是伟大的。

注释：

①团结网，2020年05月16日。

②《武汉宣传》，2003年02月。

③湖北党史网，2017年06月06日。

④《党员生活》，2020年07月。

⑤张国恩，字眉宣。

⑥董必武：对外广播词，1957年。

⑦田海燕记：《董老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