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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域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应对

2021-01-12常雪峰

科教创新与实践 2021年24期
关键词:法治社会党的领导现代化

常雪峰

摘要:全面依法治国需要社会治理现代化,市域对上承担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要责任,对下指导基层一线工作,是推动基层治理的组织者、领导者。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将社会治理的重点放到市区,充分利用市级的统筹能力解决社会发展带来的新挑戰,不断提高市域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水平。但是目前市域社会治理仍存在治理方式单一、治理效率低下、治理手段不合理等问题。我们需要在党的领导下,探索现代化市域社会治理的新模式。

关键词:市域社会治理;法治社会;现代化;党的领导

一、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指以设区的市为基本治理载体,以治理体系、治理理念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主要内容,努力提高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的社会治理方式。[1]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逐步推进,当前在部分突出的矛盾和问题都汇集在市域,防范化解矛盾最坚实的力量支撑也必须在市域。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将社会治理的重点放到市区上,充分利用市级的统筹能力解决社会发展带来的新问题、新挑战,不断提高社会治理的专业化、法治化和现代化水平。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既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战略抓手,又是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市域治理做得怎样,事关人民安居乐业、事关社会安定有序、事关国家长治久安。

二、市域社会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社会治理过程存在明显短板

一方面,社区作为市域社会治理中的最小单位,其实质是城市居民自治组织。社区的治理效果直接能够反映出市域社会治理水平。但是在实践中,社区并没有完全发挥出在基层自治中应有的功能和作用,行政力量依旧占据主导地位,治理方式缺乏创新。另一方面,社会组织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并不充分,治理方式单一、治理效率低下等问题较为突出,这使其没有能力满足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各方面需求。

(二)多重不稳定因素的交叉重叠

由于历史原因,一些涉及征地拆迁、企业改制等问题的上访人员总是在重大活动敏感节点期间越级上访,采取这种特殊方式试图向政府施加压力以寻求救助。一些地方政府盲目追求政绩,经常采取不合理的维稳手段以保证短期内不会出现问题冲突,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种急功近利的维稳手段不仅不符合社会治理的根本原则,还会导致当事人产生错误的维权理念,提高后续类似问题解决的难度和成本,对市域社会治理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三)地方立法缺位

由于地方缺乏立法经验,市域法律规范体系并不完备,仅依靠国家政策性规范很难有效的指引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具体表现在社会关注度较高的一些领域;以及随着经济发展出现的新兴产业领域;还有一些虽然已有制定法,但是缺乏具体施行细则的领域,在这些领域,现有的政策性规范或者是法律规范难以对其中涉及的问题提供有力的法律支撑。

三、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措施

(一)自治、德治、法治共融

一方面,要在自治的基础上,充分激发居民的积极性,号召居民参与到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中来,努力提升居民的参与感和归属感。另一方面要把德治作为导向,通过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方式实现对公民的道德教育,并进而形成对公民的道德约束。最后,要以法治为保障,在解决社会纠纷,化解社会矛盾的过程中,要时刻坚持以法治思维去看待问题、以法治方式去解决问题,培养公民形成遵法守法的良好习惯,集中力量提升市域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水平。[2]围绕市域社会治理急需、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新期待必备的制度需求,结合实际制定务实管用、便于操作的地方性法规规章,构建市域社会治理法律规范体系。用法治思维破解治理难题,立“明规则”、破“潜规则”,用法治规范社会行为、引领社会风尚。

(二)大数据智能治理

在新冠肺炎战“疫”中,大数据智能治理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可以方便公民及时高效地了解疫情相关资讯,还能够准确提供“密切接触人群”信息,以及中高风险地区预警等,对疫情防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由此可见,加快大数据等先进科学技术与市域社会治理方式的深度融合以及构建共创共享的现代化治理新模式,对城市公共资源的高效配置和智能化服务水平的提高尤为重要。因此要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现代科技与市域社会治理深度融合,打造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化治理新模式,实现对城市运行的超强感知、公共资源的高效配置、异常情形的及时预警和突发事件的快速处置,推动设施联通、信息互通、工作联动,建设大整合、高共享、深应用的智能化平台,构建微端融合、服务联动的智慧政务网,提升智能化服务水平。

(三)强基固本坚持党的领导

在市域社会治理中,首先需要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要求党员强化身份意识和带头作用,在市域社会治理中以身作则,引领群众遵守法律法规以及各项规章制度,增强服务意识和大局观,能够为社会和集体利益牺牲个人利益。其次,要将党的领导落实到具体。基层党组织在市域社会治理中具有基础性的引领作用,这是因为城市社区党组织覆盖广泛,拥有良好的组织基础。[3]应该加强小区党组织对业主委员会和小区物业各项工作的全方位监督,保证党的领导落实到基层社会的各项工作之中。以党组织为纽带,搭建区、街道、社区、小区一共四级区域化党建联席会议平台,构建双向需求征集、双向提供服务、双向沟通协调、双向评价通报机制,打破思想观念、行政级别、行业分割,凝聚基层治理的党组织合力,壮大区域发展的外部协调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全面依法治国需要社会治理现代化,市域对上承担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要责任,对下指导基层一线工作,是推动基层治理的组织者、领导者。“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社会秩序的基石,也是社会治理的途径。社会治理与法治建设互为表里、相互依存,推进社会治理法治化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必然目标,也是法治中国前景的应有之义。

参考文献:

[1]徐汉明.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内在逻辑与推进路径[J].理论探索,2020(01):13-22.

[2]张晓燕.法治、德治和自治视野下的法律疆域[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62(01):1-12.

[3]杨妍,王江伟.基层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现实困境实践创新与可行路径[J].理论视野,2019(04):78-85.

[4]姜晓萍,董家鸣.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理论认知与实现途径[J].社会政策研究,2019(04):2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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