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淑莲

钟君安：广东日升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最高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案件咨询专家、广东省检查机关规范司法行为监督员，荣获“全国公共法律服务工作先进个人”（司法部）、“2012—2016年度广东省优秀律师”等称号。

马克思曾说过科学技术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是“一种在历史上起着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要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需要加强国家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建立与功能定位相匹配的体制、运行机制和符合科技规律的法制体系，但迅猛发展的科学技术虽然有力推进了社会的进步，也对我国现有的法制体系，尤其是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为此本刊记者专访了广东日升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最高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案件咨询专家钟君安，就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展开探讨。

2020年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发布“机动车刮水器”案，这是2019年中国法院10大知识产权案件中关于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中较为典型的一个案子：“机动车辆的刮水器的连接器及相应的连接装置”的中国发明专利的专利权人瓦莱奥清洗系统公司向上海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诉讼称厦门卢卡斯汽车配件有限公司等制造、销售的雨刮器产品落入其专利权保护范围，请求判令卢卡斯公司、富可公司、陈少强停止侵权，赔偿损失及制止侵权的合理开支。瓦莱奥公司同时提出了临时行为保全（又称临时禁令）申请，请求法院裁定卢卡斯公司、富可公司、陈少强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卢卡斯公司、富可公司等不服上述部分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这个案例具有非常典型意义：第一，本案由最高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并当庭宣判，敲响了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的“第一槌”，标志着技术类案件统一上诉机制顺利启动，也是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审判职能的首次展现。第二，最高人民法院还在本案判决中首次探讨了判令停止侵害的部分判决制度和临时禁令制度的关系，阐明了判令停止侵害的部分判决尚未发生效力时临时禁令的价值，倡导人民法院在做出部分判决的同时，支持专利权人关于责令停止侵权行为的保全申请。通过裁判引领了提升司法保护力度和降低维权成本的良好导向。第三，功能性特征是专利案件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本案判决对于功能性特征认定标准的详尽阐述，有助于澄清司法实践中的认识偏差。

虽然这个案子最终以胜诉而告终，但纵观我国知识产权保护中存在的问题，还是较为突出，钟君安律师认为有以下几点：一、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不够、知识产权激励制度不够健全，管理体系和管理手段比较落后;二、科技成果转化存在较高风险;三、维权举证难、周期长、成本高、赔偿低;四、科技成果转化方面未能形成系统的法律体系。

钟君安建议首先要完善知识产权激励体制，建立知识产权高端化、效益化管理模式，加强管理和国际合作。其次，国家应成立专门机构来解决科技成果转化過程中的资金方面的问题，增强科技成果转化率。同时，我们应该积极推行专利政策法律化，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用法治手段来完善市场的缺陷，从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在完善立法之外，还应完善执法和司法方面的不足，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当然，知识产权法院应大力推行司法改革，重点破解产权人举证难、维权周期长、维权成本高等问题。最后，还要加快知识产权信用体系建设，惩戒严重失信行为，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不管是上述提到的案例，还是近些年其它知识产权案子，不难发现国家对知识产权保护越加重视，也可以看出无论是法官还是律师，如想处理好知识产权纠纷案件，不仅需要拥有丰富、专业的法律知识，而且也要具备知识产权相关技术领域所涉及的专业知识。因此，我国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还要培养专业型以及复合型的人才，以满足科技创新需要。

最后，提到新型科技手段在专利维权中的运用，钟君安认为新型科技手段的运用像硬币一样，存在不同的两面，其有维权的作用，亦存在侵权的风险。在知识产权侵权事件发生后，新技术诸如AI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举证难的问题，例如：在5G网速遍布人群、信息流通飞速的时代，针对网络平台的知识产权侵权，靠人工搜集证据的话，存在巨大的工作量及难度，而人工智能则可以轻松解决搜集抄袭证据等这些耗费大量精力的工作，可以迅速解决维权人诉讼中举证难的问题;此外，人工智能和新技术还可以在很多细节方面帮助原创者维护自己的权力。关于侵权方面，其实网络上已经层出不穷，很多侵权人将原创者的作品运用新型技术手段进行简单的“加工”，就是模棱两可的“再创作”式抄袭，其实已经对原创作者实施了侵权行为，而很多人对证据的侵权行为并不知情，很有可能引来猝不及防的诉讼风险，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我希望国家能够加强科技立法体系建设，依法保障和推动科技创新，能建立高效行政执法体系，加大知识产权行政保护，能妥善协调司法保护和行政保护的关系，优化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体系。而我们作为公民，也应增强知识保护意识，建立良好守法体系。我深信中国越加健全的司法体系尤其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一定会更好促进我国科技飞跃发展。”

责编/马铭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