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广永

(肇庆市委党校,广东 肇庆 526070)

一、问题的提出

“社区”一词最早由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提出,滕尼斯认为,社区是人们生活在一起富有情谊的团体,是一个范围较小而且更富有情感的社会。“社区是具有认同感和归属感的人组成的社会组织的空间或地域单元”[1],“社区是最小的人群的地域单位,它包括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一地方团体包括各种主要的社会制度、社会职能和社会利益,而且成为一个完整的社会”[2]。然而,与西方学者所描述的充满社会属性的社区不同,我国的社区显示出更多的国家属性。受到我国社区建制的历史背景、有限实践以及体制特点等影响,我国社区治理并没有走向“理想中的自治”。相反,社区更多的是作为实现国家行政管理的末稍单元,表现出浓厚的行政色彩。中国传统的基层社会组织以家庭为主体,也就是说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同时,家和国是联系在一起的两个不同范畴却意义相当的概念——国是大的家,家是小的国。个人与国家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并没有形成西方社会(社区)以契约作为个人与国家之间互动纽带的社会契约现象。当前,我国社区是在国家和社会逐步相分离的历史大背景下形成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替代单位制和人民公社制建立起来的。尽管社区成立了居民委员会,有一定的社会参与、居民自治特点,但在社区治理实践中,国家行政力量管控依然呈现“大包大揽”局面。社区作为现代社会的基础单元,要实现有效的社区公共物品供给、维护社区秩序、提升社区幸福感等目标,社区治理仅依靠行政力量远远不够甚至是难以为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