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 蕾

(株洲市委党校,湖南 株洲 412000)

一、统战新形势对治理现代化提出挑战

(一)社会阶层多样化对治理适应性的挑战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结构可以分为社会经济、社会政治和社会意识三个层次。[1](P82)以此为前提,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段治文博士在《我国社会结构变化对统一战线内部关系的重大影响》一文中将社会结构的变化划分为社会体制结构的变化、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化、社会价值结构的变化以及社会意识结构的变化[2],四者相互影响和促进。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随着城乡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过去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以及知识分子阶层”的简单结构逐渐演化为更加丰富多元的阶层结构。到了新的历史时期,私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新媒体从业人员构成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社会阶层的多样化给社会带来活力的同时又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以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为例,这一群体普遍呈现较高的教育背景,具有宽广的国内外视野、通畅的信息来源渠道。一方面,掌握社会资源和发声渠道的他们有着参与国家和社会治理的能力,另一方面,该群体多元的价值观念也倒逼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主动增强适应性和时代性。

(二)利益诉求差异化对治理兼容性的挑战

随着新的阶层不断发展成熟,阶层内部形成了各自的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不同的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使得各阶层之间形成相互区别的利益诉求和政治诉求,进而对国家和社会治理提出了不同的主张。如部分私营企业主基于生产要素快速流动的需求,提出“996”“大小周”等与八小时工作制相左的劳动制度,而私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从业人员等阶层提出“打工人”“内卷”概念对抗快节奏、高强度的劳动形式,多种渠道发声要求政府劳动监管部门加强对私营企业的监管。基于政治诉求差异化这一现实基础,新时代的现代化治理必然是统筹兼容各阶层合理诉求的治理形态。这就要求一方面畅通各阶层各群体表达政治诉求的渠道,另一方面需形成对其中合理诉求的研判落实机制以及不同合理诉求之间矛盾调和统筹机制。

(三)资源配置市场化对治理协作性的挑战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体制的改革,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也在不断的调整变化。政府不断简政放权,向以服务和引导为主的新型政府转变,而政府退让出来的空间将由社会和市场去填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强调,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资源配置模式意味着经济主体拥有更多的自由空间、更多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需要面对更快速的生产要素流动和更激烈的市场竞争。从国家和社会治理的视角,一方面,不同阶层、不同经济地位的群体为了获取更多的经济和社会资源,会更加积极主动参与国家和社会治理。另一方面,各阶层、群体在市场的主导下形成共生关系,彼此联系更加紧密,交往更加频繁,互相依存、互相需要程度更加深刻。内部矛盾和共同利益纷繁交叠,整体显现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态势,迫切需要充分尊重个人和群体作为治理主体的自主性和共生性的治理体系,在保障秩序的同时保护活力,在调和矛盾的同时强化共性,促进治理主体之间形成有序竞争和协作共赢。

(四)文化群体多样化对治理导向性的挑战

美国科学家尼尔·J·斯梅尔塞提出“团结和认同的革命”概念,认为团结和认同的革命是一场求整合的革命,包括国家层面之下的各种群体和运动——以地区、宗教、民族、语言、性别和生活方式为基础的各种亚群体及其分别发起的争取各自权利的运动等。[3]具体来说,各种各样的变量使得人们在共同的社会生活中表现出各种各样的心理特征和行为模式,而人类的聚集心理和求同心理又进一步促使个体在心理特征和行为模式的引导下互相认同、相互吸引并聚集、团结到一起,进而在国家这一整体层面之下自然形成各种相对独立又彼此重叠的亚群体,这一点在文化领域体现十分明显。随着物质文化生活的极大丰富,社会以不同的文化形式、文化内容为标准,分成了不同的文化圈子和文化团体,每个文化群体展现出多样的群体性格。如私企、外企的青年从业人员,一方面自我标榜“宅”(即反感社交)、“丧”(即负面情绪)等消极出世的群体特征,另一方面又是创作传播优秀文化和弘扬社会正能量的重要力量。总之,各种文化群体中蕴含了丰富的能量,如果以科学的治理体系善加引导,这种能量可以发展成为正能量,对国家和社会治理起到正面的推动和促进作用。要实现这一目的,就必须增强治理体系的导向性。

二、党的统战实践对治理现代化的历史性回应

(一)审时度势的务实作风回应适应性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马克思主义审时度势的务实品格融汇到各项工作中。在任何历史时期,党都始终善于把握社会的主要矛盾,以全局性的辩证视角看待不同政治身份的社会群体,形成契合时代的理论方针。不断校准各个阶级或阶层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定位,最终保障党的方针、政策和战略能够不断适应独特的时代背景和现实状态。以革命时期的土地政策为例:在以阶级矛盾为主要矛盾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敏锐地认识到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通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章系统阐述了工农联盟思想和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并在八七会议上发言,强调通过坚决的斗争来实现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目的。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为尽可能团结广泛的抗日力量,1940年,党中央提出兼顾农民和地主两方利益的方式——减租减息政策,并强调注意纠正“左”的倾向,仅对顽固不化的地主给与坚决打击,而非一概打倒。总之,对主要矛盾的精准把握、对矛盾双方的审时度势和工作方式的灵活调整是唯物辩证法在中国共产党工作策略和方法上的鲜明体现。新的历史时期,国际社会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发生,国内各项改革不断推进,挑战与机遇并存,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也不断考验着治理的灵活适应性和快速应变能力。对此,中国共产党的百年统战实践中有许许多多优秀的理论和经验,可以为今后国家和社会治理提供参考。

(二)统筹兼顾的全局思维回应兼容性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要矛盾体现为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与此同时,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也逐渐向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环境、安全等多方面延伸。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以及更加丰富多元的美好生活需要,二者同时考验着国家和社会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对于不同主体之间利益的兼容。统筹兼顾各方利益,并实现利益的优化与整合,在党的百年统战实践中也有不少成功的范例。如抗日战争时期通过普遍开展减租减息运动,适当调节了根据地内各阶级的土地占有关系和经济地位,使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缓和。一方面,贫雇农的户数有所减少,每户平均占有土地数量有所增加,经济地位显著上升,其中一部分上升为中农。另一方面,引导鼓励地主把资产向工业转移,并积极接纳和动员开明乡绅与其他阶层代表以“三三制”为原则,参加抗日社会工作和政府工作。以民族利益为原点,通过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的适当调节,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团结了各个阶层,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发展。新的历史时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需要把握好发展这一原点,以共同利益为半径画出最大的同心圆,使得各方主体的合理利益都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兼顾和调整。对此,党的历史经验证明,必须将统一战线所体现的统筹兼顾的全局思维融入到国家和社会治理体系之中。

(三)共同富裕的发展观念回应协作性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繁荣逐渐拉开了公民之间的贫富差距,丰富了社会的阶层结构,对国家和社会治理带来的改变是深刻复杂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就敏锐地观察到了这一现实,并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衍生出的新群体、新现象、新问题保持密切关注,不断创新统战工作的方法和形式。1994年,在全国工商联的调动下,非公经济人士代表开展了以扶贫开发为主题的“光彩事业”。光彩事业旨在帮助老、少、边、穷地区开发资源、兴办企业、培训人才,以实现共同发展、共同富裕。截至2020年底,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共牵头举办35次光彩行,吸引1.23万人次民营企业家参加,落地项目1483个,实际投资额7959.07亿元;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与全国工商联、国务院扶贫办于2015年9月共同发起实施的民营企业“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组织动员12.7万家民营企业精准帮扶13.91万个村(建档立卡贫困村7.32万个),共带动和惠及1803.85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中国光彩事业基金会累计接收捐赠37.08亿元(含本金1.125亿元),捐赠支出33.07亿元。[4]光彩事业的成功,证实了在党的领导下,各类统战对象把自身利益与人民利益置于同一立场,可以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共赢。在这一过程中,党的引领作用是关键。新的历史条件下,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多次向非公经济人士释放积极信号,引导非公经济人士提高政治站位,强化社会责任感。如在2020年召开的民营企业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社会是企业家施展才华的舞台。只有真诚回报社会、切实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家,才能真正得到社会认可,才是符合时代要求的企业家。”事实表明,中国共产党确实具备在市场经济中统筹协作、实现共赢的能力,而这一能力的根本核心在于永远坚持人民共享的治理观,在紧紧锚定人民利益的基础上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引导各方力量走共同富裕、共同发展之路,为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提供最优方案。

(四)文化搭桥的工作思路回应导向性

尽管中国政党政治的概念和理论深受近代西方政治的影响,但中国共产党基本是中国文化的产物。[5]从新文化运动中走出来的中国共产党本身就代表着中国最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都十分重视发挥文化的联结和导向作用。早在1927年,中国共产党团结郭沫若、蒋光慈等革命作家,以“革命文学”的新形式引导因大革命失败而苦闷彷徨的广大青年重新探索中国革命的新道路,先后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等左翼文化团体,并进一步成立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在党的领导下,左翼文化、文艺界工作者以革命文化为桥梁,努力与中间派文化界人士合作,形成一支团结在党周围的浩浩荡荡的革命文化大军,为党的革命事业扩大了影响力。到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在两岸关系方面,中国共产党也以“弘扬中华文化,加强精神纽带”为战略思想之一,以优秀传统文化为媒介寻求共识,以两岸经贸文化论坛为路径展开对话。历史的经验证明,一方面最先进、最科学、最优秀的文化能够超越阶层、民族、政见的有限视野,实现跨群体的共识;另一方面,先进文化能够发挥意识对于物质的正面能动作用,调动社会群体积极发挥自身的优势,有效参与到社会治理进程中。所以无论何种时代背景下,中国共产党都必须紧跟最先进、最科学、最优秀的文化,通过发挥文化的导向作用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三、新时代统一战线对治理现代化的作用路径

(一)党的领导是统一战线助推治理现代化的根本前提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统战史表明,中国革命惟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取得胜利,且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是保证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因素。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才能得以实现。因为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也是人民分享权力的过程,必须保障权力科学地、真实地配置到人民的手中,即通过什么样的人民权力,保障多数人获益而不是少数人专利,最大限度地实现和保障公共权力被用于公共事务与活动,切实推进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权为民所享。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要不断完善治理体系建设,使最广大群众能够有效参与到治理中;另一方面要不断做好作为统战工作对象的不同社会群体的工作,使趋向于利益多元化的社会群体能够在国家的治理体系中找到最合理的位置和最科学的参与方式。而要完成这样一项长期、复杂的过程,必须有一种以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为根本导向的领导力量,同时具备深厚的治理能力和经验。谁才能承担这一重大使命,只有中国共产党,这是不言而喻的事实,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必须坚持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因为中国共产党是彻底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政党,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利益,以人民的根本意志为意志,并坚持历史的、辩证的、彻底的唯物主义,基于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的不断探索与认知,不断完善和修正前行的路径、具体的策略、治理的方式方法。这种哲学高度和治理能力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保障深入嵌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中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能够始终沿着符合人民根本利益和客观规律的正确方向不断向前推进。

(二)团结协作是统一战线助推治理现代化的主要方式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如何让十四亿不同民族、不同阶层、不同政治身份的人民有序参与国家和社会治理,是世界上最复杂、最艰难的人类文明创新工程。要做好这一工程,必须完善民主政治建设,畅通参与治理的政治渠道。民主政治建设的难题之一就是如何协调处理好民主政治的功能性、国情性、世界性这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6](P134)从民主政治功能性视角来看,未来中国现代化治理必须有利于增强国家的政治活力,有利于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有利于促进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进步。从民主政治国情性视角,未来中国的治理现代化必须坚持政治稳定、政治包容、政治公平、政治效率、政治可持续等原则,处理好政治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关系、政治建设与社会包容的关系、政治公平与政治效率的关系。从民主政治的世界性来看,未来中国的治理必须顺应人类社会民主政治潮流的发展方向,建设与现代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信息化、全球化相适应的更具文明、开放、包容性的中国特色治理体系。要兼顾功能性、国情性、世界性,从民主政治的维度必须保障治理体系体现不同民族、不同阶层、不同政治身份的兼容和公平,凝聚各个群体的能力和活力。而以大团结、大联合为主题的爱国统一战线,本身就具有协商民主、团结协作的底蕴和品格,应当作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民主政治领域的主要实现路径之一来进行完善和加强。

(三)共同发展是统一战线助推治理现代化的基础逻辑

实现全民共同发展和富裕,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根本奋斗目标。现代化的治理体系与能力面向的是人民共建共治共享的新的历史阶段,更加要努力追求社会发展的公平、均衡、共享,实现城乡之间、区域之间、阶层之间的共同发展,其核心思想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坚持人民共建共享共同富裕发展原则。以经济视角来看共同发展问题,如何全面推进国民财富结构均衡建设,全面缩小社会阶层贫富差距、精准管控财富两极分化,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面临的重要的国家治理议题之一。光彩事业、精准扶贫的实践证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前提下,以统一战线为媒介,可以主动引导资源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阶层之间的再次流动和分配,搭建不同统战工作对象与贫困区、贫困户之间协助共赢的媒介和桥梁,缩小市场引起的经济差距,促进共同发展的实现。要实现共同发展,引导非公经济人士、私营企业主、新媒体从业人员等掌握更多社会资源的阶层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投身公益事业,为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输送发展要素、培育发展能力,其核心是探索各类统战工作对象与民同利的发展路径,引导他们去广大农村地区开发产能和市场,把自身的发展与广大群众的发展结合起来。由此可见,在共同发展的视角中,统一战线所倡导的共同发展对治理现代化所追求的共同发展是同质、同源的,是完全可以实现并轨的。所以治理现代化必须将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嵌入到国家治理体系中,成为以“共同发展”为目标的治理现代化驱动力。

(四)核心价值是统一战线助推治理现代化的内生动力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仅仅需要制度层面和组织层面的物质力量,更需要一种直抵人心、增强认同、引领团结的精神力量。2018年1月5日,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指出,中国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拥有13亿多人口而又精神上文化上高度团结统一的国家,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中国连绵几千年发展至今的历史从未中断,形成了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价值观念和文明体系,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在所有文化的形式和内核中,核心价值观是灵魂,是塔尖,是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最深层次要素。百年的统战工作经验表明,核心价值观念是形成最大同心圆和最大公约数的思想基础,是社会共识的凝结核。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核心价值是不同的,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新时代,爱国就是当下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的核心价值。在文化交流更加频繁、价值观念更加多元的新时代,包括“爱国”在内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强化团结统一、抵御西方意识形态攻势的思想和文化根基。如果将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的磅礴力量合理配置到国家治理体系中,并以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驱动力,各民族、各阶层、各社会团体实现以价值观念和文化体系为基础的同频共振,那么治理现代化进程必然能进入全速推进的快车道。

虽然全新的统战形势对国家和社会治理提出了历史性的挑战,但是百年历史的中国共产党已经足够成熟去引领新形势下的治理现代化,因为百年统战史体现出的适应性、兼容性、协作性和导向性深度契合了治理现代化的时代需求。这种理念层面的深度契合并不是偶然和巧合,而是中国共产党对治国理政根本规律的深刻把握和对民主政治的不懈追求。站在新的历史关头展望治理现代化之未来,党的百年统战史已经给出了建设性的参考答案——将统一战线嵌入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中,以统一战线之磅礴能量助推治理现代化之伟大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