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凯

（西南政法大学 民商法学院，重庆 401120）

一、问题的提出

现代公司法所确立的公司设立制度以及营商环境的不断改善，为公司提供了适宜的社会发展环境，公司也日渐成为重要的市场主体。但商事公司繁荣发展的背后却包含着不容忽视的隐忧。从社会层面看，公司规模的壮大与数量的激增逐步扩大了企业家于社会的影响力，人类的长远利益愈发与企业家及其财富息息相关，[1](p4)如何看待、引导企业家的行为成为我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从制度层面看，在所有权观念的指引下，公司治理机制的设计主要以股东利益的保护与实现为宗旨，而为了达至这一目的，公司法将公司对经济功能的追求作为公司法律制度设计的主导思想。由此，公司治理机制呈现为金字塔形“单峰”制度架构，股东会则处于公司内部治理的权力“塔尖”。至于公司作为社会主体应承担的社会功能，公司法中只存在宣示性的“社会责任条款”，而没有促进其实现的制度设计。

2019年底，新冠肺炎疫情（以下简称“疫情”）席卷而来。中国的疫情防控中，公司发挥了重要作用。许多公司在疫情之初就迅速响应政府号召，发挥自身技术、渠道和资源上的优势，为疫情防控做出了积极的贡献，①相关报道可参见《抗击疫情食品企业在行动》，载http://www.xinhuanet.com/food/2020-01/29/c_1125509917.htm，2020-1-29；《中国企业全力支援抗击疫情》，载http://finance.people.com.cn/n1/2020/0201/c1004-31566149.html，2020-2-1；等。彰显了公司承担社会功能的重要意义。但转而审思，这些公司疫情期间的行为似乎不符合传统的公司经济功能与股东至上的制度设计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