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雨辰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着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探索，形成了包括生态文化体系、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生态经济体系等在内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与西方生态文明理论和生态思潮相比，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具有独特的价值取向，是中国生态文明发展道路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科学指南。

一、“人民至上”的政治价值取向

西方生态中心论的“深绿”生态文明理论和现代人类中心论的“浅绿”生态思潮尽管在具体理论观点上存在着分歧和争论，但是他们都割裂了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内在统一关系，脱离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不是去分析一定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下人类与自然的物质能量交换关系的实际过程，仅仅从生态价值观的维度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与解决途径，把原本是资本主义现代化和全球化所造成的生态危机归结为人类生态价值观的危机，要求所有人承担资本主义现代化和全球化所造成的生态危机的后果，客观上起到了为资本推卸全球生态治理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义务的作用，秉承的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立场。在“西方中心主义”价值立场的支配下，“深绿”生态文明理论和“浅绿”生态思潮的政治价值取向不是为了改善和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与生存品质，“深绿”生态文明理论把人类的利益与生态的利益绝对对立起来，不顾广大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通过绿色发展求得生存这一客观实际，反对人类任何利用自然的实践行为，即便这种实践行为是为了追求生存的问题。其进而主张破除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树立以“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为主要内容的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强调人类不过是地球生态系统中普通的一员，以贬损人的价值和尊严的方式来维护生态共同体的和谐和利益，由此提出了限制科学技术的运用和经济零增长的“稳态经济”的理论主张，代表的是不顾发展中国家力图通过追求可持续发展消除贫困愿望的政治价值取向，其目的在于维护中产阶级的既得利益和生活品质。“浅绿”生态思潮坚持现代人类主义价值观，把人类的利益置于生态利益之上，主张通过技术进步、经济增长和制定严格的环境政策，消除生态危机和实现绿色发展。但一方面他们所说的“人类利益”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类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而是资本和西方的利益，他们所说的“人类中心主义”本质上是“阶级中心主义”和“地区中心主义”；另一方面，他们把生态文明建设曲解为以维系资本主义再生产的自然条件为目的的环境保护，其理论目的是维系资本主义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种发展是放任资本逐利和缺乏道德的市场维系资本利益的发展，这种发展不仅难以撑起世界繁荣发展的大厦，而且其所造成的“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局面不仅难以持续，也有违公平正义”，[1]（p526）真正的发展应当是大家一起的发展。也就是说，“深绿”生态文明理论和“浅绿”生态思潮的政治价值取向都不是建立在人民共同发展和共同富裕这一目的上的，他们或者是以牺牲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生存权利，追求西方中产阶级既得利益和生活品质的激进生态文明理论，或者是为了满足资本追逐利润的需要的一种“绿色资本主义理论”。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政治价值取向，既体现在它所提出的“环境民生论”的理论主张上，又体现在它把人民群众是否满意作为判断生态文明建设得失成败的唯一标准上。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提出与形成是建立在对传统粗放型发展方式的反思和对当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换的科学分析基础之上的。从对传统粗放型发展方式的反思看，传统粗放型发展方式虽然使我国经济总量取得了迅速跃居世界第二的辉煌成就，但是其带来的结果是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快而不优，经济总量大而不强，发展的背后是巨大的生态创伤和生态代价，生态和自然资源的制约使得这种发展方式难以为继和不可持续；从当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看，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换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传统粗放型发展方式不仅造成了巨大的生态代价和生态创伤，“多年快速发展积累的生态环境问题已经十分突出，老百姓意见大，怨言多，生态环境破坏和污染不仅影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而且对人民群众健康的影响已经成为一个突出的民生问题，必须下大气力解决好”。[1]（p392）这种发展方式所造成的落后的产业结构已经无法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摒弃传统粗放型发展方式，瞄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矛盾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确立以维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为目的的生态文明发展方式和发展道路，从而凸显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强调生态环境问题既是重大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同时也是关系改善民生的重大政治问题，并明确提出了“环境民生论”和判断生态文明建设得失成败的唯一标准只能是人民群众是否满意。所谓“环境民生论”就是强调向人民群众提供良好的生态产品和优美的生态环境，就是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满足感，以及改善民生的重要途径。“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对人的生存来说，金山银山固然重要，但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是金钱不能代替的”。[2]（p4）“环境民生论”要求判断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得失成败的唯一标准只能定位于人民群众是否满意和是否具有获得感、幸福感，这种“人民至上”的政治价值取向要求各级政府和领导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放弃那种图一时的经济增长而破坏生态环境的做法，在转变粗放型发展方式和践行生态文明发展方式的同时，顺应人民群众对清新的空气、干净的水、宜居的环境的追求和需要等为内容的美好生活的追求，在生态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中应当尤其关注人民群众反映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从而把不断改善民生水平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归宿和目的。

二、“德法兼备”和“环境正义”的生态治理价值取向

在如何展开生态治理的问题上，“深绿”生态文明理论和“浅绿”生态思潮既存在着“德治主义”和“技术主义”路向的分歧，也缺乏“环境正义”的价值追求。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则秉承“德法兼备”的生态治理观和“环境正义”的价值追求。他们之间的不同根源于其理论基础的区别。

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以及生态科学等自然科学的兴起，促使人们反思和批判近代机械论的哲学世界观、自然观和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正是在这种反思和批判的过程中，人们形成了生态共同体思想。生态共同体思想又可以划分为伦理话语和历史唯物主义话语两种类型的生态共同体思想。伦理话语的生态共同体思想的特点是反对近代机械论的哲学世界观和自然观，坚持人与自然构成有机联系的生态共同体，同时也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强调人类是生态共同体中的普通一员，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仅仅承认人类具有内在价值，并把人类之外的存在物排除在道德关怀之外，是一种“物种歧视主义”和“利己主义”的伦理学和价值观，导致了人类对自然的滥用，并引发生态危机，这就意味着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在于摒弃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树立以生态科学等自然科学为基础的“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的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伦理话语的生态共同体思想的特点是将自然观与历史观割裂开来，不去考察在一定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下人类与自然之间实际的物质与能量交换过程，而是单纯考察人类对自然的看法，即生态价值观来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和解决途径，导致了以伦理话语的生态共同体思想为基础的“深绿”生态文明理论在生态治理问题上呈现出浓厚的“德治主义”价值取向，因为他们主张通过生态价值观的变革和个人生活方式的改变展开生态治理。“浅绿”生态思潮从追求资本主义经济可持续发展这一目的出发，在反思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缺陷的同时，对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展开修正和辩护，批评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沉醉于追求感性需要而忽视人类应当承担的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使得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沦为一种“人类专制主义”的价值观，由此提出了基于人的理性需要和人类长远利益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并提出了应当通过技术革新和制定包含严格奖惩机制的环境制度展开生态治理，呈现出浓厚的“技术主义”的价值取向。

历史唯物主义话语的生态共同体思想则是在吸收生态科学等自然科学成就的基础上，肯定人类与自然构成有机联系的生态共同体。历史唯物主义话语的生态共同体思想坚持自然观与历史观辩证统一的关系，一方面，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必须依赖自然，另一方面，人类又根据自身的需要，通过实践活动利用和改造自然，从而构成了人类与自然在实践的基础上相互制约、相互作用，构成了具体的历史统一关系，呈现出“自然的人化”与“人化的自然”、自然史与人类史之间的有机统一关系。历史唯物主义话语的生态共同体思想强调人与自然关系的性质取决于人与人关系的性质，这就意味着不能脱离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谈论生态价值观的作用，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和解决途径必须从分析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入手，只有协调好人与人之间的生态利益关系，才能真正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正因为如此，以历史唯物主义话语生态共同体思想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坚持从制度维度与价值维度来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与解决途径，并在生态治理问题上秉承“德法兼备”的社会主义生态治理观。所谓“德法兼备”的社会主义生态治理观就是既强调制定严格的生态法律法规和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从外在方面硬性规定人们的实践行为，保证生态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底线，又强调培育和树立生态文化价值观和生态道德观使得外在的生态法律法规和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内化为人们的道德自觉。“德法兼备”的社会主义生态治理观超越了“深绿”生态文明理论和“浅绿”生态思潮的单纯“德治主义”或“技术主义”路向生态治理观的各自片面性。社会主义生态治理观中的“法治”主要包括通过建立完善的自然资源资产使用、分配、管理体制，在保证自然资源使用效率的基础上实现自然资源使用的责、权、利三者的辩证统一；建立完善的生态补偿制度，切实维护环境受损人的生态权益；在正确的发展观和政绩观的支配下，建立严格的环境追责制度和绩效考核体制，保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社会主义生态治理观中的“德治”主要包括以“生命共同体概念”为基础，强调树立有机论和整体论的生态世界观和自然观的重要性；强化以“和”为核心的生态文明文化观和道德价值观的教育与培育，使全社会形成珍爱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加强生态文明理念的教育和宣传，形成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节俭与环保的绿色生活方式。“德法兼备”的社会主义生态治理观把生态法律法规、生态制度建设和生态文化道德价值观的建设有机结合起来，从而把对人们实践行为的外在强制逐渐内化为人们的道德自觉。

以伦理话语生态共同体为基础的“深绿”生态文明理论和“浅绿”生态思潮在如何看待生态危机的根源和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上虽然存在着争论和对立，但他们在理论上都是把自然观和历史观割裂开来，在价值立场上都是秉承为资本推卸全球环境治理责任和义务的“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要求所有人承担由资本主义现代化和全球化所造成生态危机的后果，缺乏“环境正义”的价值取向。以历史唯物主义话语的生态共同体思想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始终坚持自然观与历史观的辩证统一关系，坚持从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入手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与解决途径。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不仅造成本国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关系的断裂，而且通过殖民活动造成了生态危机全球化发展趋势，提出只有建立一个合理协调人类与自然关系的自由联合体的社会，才能真正解决生态危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在指认资本主义制度本质上是反生态的结论的同时，提出应当破除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建立以所有权正义为主要内容的、以环境正义为基础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在此基础上展开生态文明建设，使技术运用、经济增长促进人和自然的共同和谐发展。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则始终强调应当以“环境正义”为价值诉求，强调只有合理协调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不同民族国家在生态利益问题上的和谐关系，才能促进生态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顺利展开。之所以要合理协调人与自然的生态利益关系，是因为人与自然构成一个“生命共同体”，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尊重自然规律、顺应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利用自然规律，我们应当认识到“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只有尊重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1]（p394）之所以必须协调好人与人之间的生态利益关系，是因为在历史唯物主义话语的生态共同体思想看来，人与自然关系的性质取决于人与人关系的性质，只有协调好了人与人之间的生态利益关系，才能真正解决好人与自然的关系，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由此主张生态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必须以环境正义的价值原则为基础，建立健全生态补偿制度来保障环境受损人的权益，并协调好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不同行业之间的生态利益矛盾，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并切实展开生态文明建设。之所以必须要协调好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生态利益关系，是因为资本主义现代化、全球化和资本所支配的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不仅造成了生态资源在不同民族国家使用、分配和占有上的矛盾和不公正的现实，而且也是造成生态危机的真实根源。在当前生态危机全球化发展趋势日益危及人类生存的情况下，为了保护人类唯一的地球家园，必须摒弃赢者通吃的零和博弈的思维方式，应当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通过相互尊重和平等协商的方式，每个民族国家都应承担保护地球生态环境的责任和义务；同时，又应当按照造成生态危机的历史责任和现实发展水平，特别是要关切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以“环境正义”为价值诉求，按照不同民族国家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责任、义务和能力，遵循“共同但有差别”的原则展开全球环境治理，进而探索保护环境和发展经济、消除贫困和全球共同发展的有效途径，加速全球绿色生态转型，把全球环境治理、发展中国家通过绿色发展消除贫困以及全球的共同繁荣有机结合起来。

三、“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就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发展价值观

在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问题上，当代生态文明理论和生态思潮是存在着争论的。具体说：以伦理共同体思想为基础的“深绿”生态文明理论把维护生态共同体的利益置于人类利益之上，反对人类任何利用和改造自然的实践行为，实际上是将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对立起来，强调正是由于以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为基础的科学技术运用和经济发展造成了生态危机，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就应当拒斥科学技术的运用和经济增长，进而把生态文明的本质理解为人类屈从于自然的生存状态；以人类中心论为基础的“浅绿”生态思潮把生态文明的本质理解为维系资本主义再生产条件的环境保护，其目的在于维系资本主义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他们把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看作是解决生态危机的基础和前提，但一方面他们把生态文明建设混同于保护资本主义再生产条件的环境保护，另一方面他们所理解的“发展”，不是以满足人民生活需要和对美好生活追求为目的，而是为了满足资本追逐更多的利润这一目的，不是一种大家一起发展的“真发展”，而是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假发展”。以怀特海过程哲学为理论基础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基于其后现代主义的价值立场，立足于生态共同体价值观，将生态共同体的利益置于人类的利益之上，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技术运用和经济增长，把生态文明理解为拒斥现代技术运用和经济增长的自给自足的农庄经济，实际上把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对立起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理论强调生态文明是利用工业文明的技术成就，超越工业文明机械论的哲学世界观、自然观、发展方式、管理方式和生存方式的新型文明形态，并强调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性质，认为只有建立以生态理性和生产正义为基础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才能真正展开生态文明建设。在他们看来，由于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是以真正的集体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为基础，以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为目的，因此，技术运用和经济增长不仅不会造成生态危机，反而是解决生态危机的基础和前提，并能够带来人与自然的共同和谐发展。可以看出，在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问题上，当代生态文明理论和生态思潮存在着两个层次的分歧与争论。具体说：第一个层次是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或者把二者对立起来，或者认为二者是统一的，由此形成了以“深绿”生态文明理论、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为一方，与“浅绿”生态思潮、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为一方的争论，它们反映的是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分歧与争论；第二个层次是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目的和归宿到底是为了追逐资本的利益，还是为了满足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这种分歧又与如何理解生态文明的本质这一问题密切相关，即生态文明的本质到底是维系资本主义再生产条件的环境保护，还是有别于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新型文明形态，它们反映的是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分歧与争论。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发展价值观是建立在对以往生态文明理论和生态思潮探索的反思和批判的基础上的。体现在：第一，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首先反对把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对立起来的做法，一方面强调实现经济发展既是解决当代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又是展开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和前提，离开了经济发展的生态文明建设无异于缘木求鱼；另一方面又强调这里所讲的“发展”不是以粗放型发展方式为基础、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单纯数量型、不协调、不可持续的发展，而是那种有质量、有内涵的质量和效益有机统一的可持续发展。第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强调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之间是存在矛盾的，但同时又是可以统一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把二者的关系形象地比喻为“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关系，并认为它们之间的关系必然经历三个发展阶段，强调我们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认为人们对“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之间的关系的认识必然会经历用“绿水青山”换来“金山银山”、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三个阶段，上述三个认识阶段分别对应不考虑环境代价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力图实现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可持续发展方式和以生态文明理念为指导的生态文明发展方式三个阶段。上述三个认识阶段说明，“经济发展不应是对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竭泽而渔，生态环境保护也不应是舍弃经济发展的缘木求鱼，而是要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2]（p19）第三，对于如何使生态资源顺利地转换为经济财富和社会财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提出了应当坚持和践行“生态生产力发展观”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的生态文明发展道路。所谓“生态生产力发展观”，就是遵循生态文明理念，在尊重自然规律、顺应自然规律和保护自然生态系统和谐的基础上，认识到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就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使生态资源融入劳动过程中，建立与生态资源相一致的发展方式，从而使生态资源真正发挥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实现低碳发展、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基于以上“生态生产力发展观”，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要求我们必须认识到“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生态财富，又是社会财富、经济财富。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自然价值和增值自然资本，就是保护经济社会发展的潜力和后劲，使绿水青山持续发挥生态效益和经济社会效益”。[3]（p361）要使自然资源发挥其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不仅要求践行“生态生产力发展观”，而且要求我们始终重视科技创新和科学技术生态化的重要性。因为只有实现科学技术创新和科学技术的生态化，才能真正促进和实现从投资驱动型的粗放发展型发展方式向可持续发展方式的转换。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生态观强调“不能想象我们能够以现有发达水平人口耗费资源的方式来生产生活，那全球现有资源都给我们也不够用！老路走不通，新路在哪里？就在科技创新上，就在加快从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发展为主向以创新驱动发展为主的转变上”。[4]（p120）第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强调要使生态资源转化为经济财富和社会财富，要求各级政府和领导应当树立正确的发展观和政绩观，并把生态文明建设的目的和归宿建立在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上。从树立正确的发展观和政绩观的角度看，生态文明建设并不是否定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而是要求各级政府和领导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以粗放型发展方式追求一时的经济增长和政绩，而应当采取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的生态文明发展方式，实现低碳、绿色和可持续发展，并打破长期流行的唯GDP 的政绩观，建立生态环境终身责任制；从生态文明建设的目的和价值归宿看，就是要避免“深绿”生态文明理论和“浅绿”生态思潮不把满足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生态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目的和归宿，而是要求把生态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目的和归宿始终定位于满足人民的需要上，始终致力于提升人民群众生活的幸福指数上，从而践行共产党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宗旨。

总的来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与西方生态文明理论和生态思潮的本质区别在于它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政治价值取向，在生态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中始终坚持“德法兼备”和“环境正义”的价值取向，并始终坚持以“生态生产力观”和科技创新为基础的发展价值观，把生态文明建设的目的和价值归宿定位于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上。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上述价值取向的特质根源于它反对把生态文明理论建立在割裂自然观和历史观辩证统一关系抽象的伦理话语的生态共同体思想上，要求生态文明理论应当建立在自然观与历史观辩证统一的历史唯物主义话语的生态共同体思想上。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与西方生态文明理论和生态思潮之间的分歧和争论反映的是西方中心主义与非西方中心主义、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区别，体现了共产党人“以人民为中心”的宗旨和价值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