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 静

（中共武汉市委党校 党史党建教研部，湖北 武汉 43002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的中国所处的“是一个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时候，是一个愈进愈难、愈进愈险而又不进则退、非进不可的时候”，[1]更需要广大党员干部主动担当、自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规章条例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员干部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构建激励党员干部担当的体制机制提供了基本遵循。但是，如何在实践中建立与完善激励机制，形塑党员干部的担当意识，唤起其主动作为，还存在着理论探讨空间，本文就此从理论上理清一些重点问题，以期能够为激励党员干部担当作为，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提供不同的视角与思路。

一、担当的时代意义与基本内涵

中国共产党自建立以来就自觉担负起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其所领导的百年复兴史实质上就是一部担当实践史。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更加需要党员干部深刻理解担当的基本内涵并自觉践行。

（一）新时代特别需要干部担当。

党的十九大做出了到21 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要实现这一伟大目标，必然要求党员干部具备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早在2013 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就提出了“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2]（p412）的20 字好干部标准，而且特别强调敢于担当，这是因为对于所有人来说，贯彻落实新时代战略、方略、任务、要求，都是新活、难活、险活。它的新在于前人没有干过。历史性变革与历史性成就把中国推到了新的历史方位，在许多方面已从跟跑者逐步变成了领跑者。它的难在于，随着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领域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中国改革已经进入了啃硬骨头的关键期。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改变，人民群众利益诉求多样化，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诸多领域和层面，复杂程度变深，解决难度加大，对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提出了更大的挑战。它的险在于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蝴蝶效应尤为显著，某国某领域出现问题，都可能造成难以估量、难以挽回的全球性恶果。任务之新之难之险前所未有，在复杂多变的局势下许多事情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强，这就决定了新时代更加需要干部的坚定意志、主动担当、自觉作为。

（二）担当的基本内涵。

什么是担当？从词源上来看，“担当”语出《朱子语类》卷八七：“岂不可出来为他担当一家事？”《新华汉语词典》解释为：“<动>担负；充当；接受下来并敢于负责”；[3]《当代汉语词典》解释为：“<动>接受并负起责任；承受：～罪名｜～艰巨的任务”；[4]《汉语方言大词典·第三卷》解释为：“<名>承担责任的胆量”。[5]可见，担当的基本内涵是指承担、担负任务责任等，既作名词，也作动词，与使命、责任、自觉、意志、能力等密切相关。

本文更关注其作为动词的内涵，即担当行为。习近平总书记对于什么是担当行为有明确的描述：“敢于担当，党的干部必须坚持原则、认真负责，面对大是大非敢于亮剑，面对矛盾敢于迎难而上，面对危机敢于挺身而出，面对失误敢于承担责任，面对歪风邪气敢于坚决斗争。”[2]（p413）2020年2月23日，习近平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再次一针见血地指出，只有“关键时刻冲得上去、危难关头豁得出来”[6]的担当行为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就其影响要素而言，担当主要包含愿意担当、能够担当与便于担当，愿意与能够主要指向践行担当的个体，便于则主要指向践行担当的客观条件。

愿意担当是一种态度，由三个部分组成。一是对担当的认知，主要有使命认知、责任认知、党性认知等，以及在以上认知基础上形成的担当价值认知，表现为具有高度组织纪律性，能够主动承担责任，对待工作不计个人得失。二是对担当的情感，主要有与群众的同情同理心，对祖国的热爱，对党的事业的笃信与忠诚，表现为能与群众共情，尊重道德高尚的人，憎恨罔顾群众利益、徇私舞弊、奸诈狡猾等行为。三是对担当的意志准备，能够时刻做好矛盾冲突可能发生的思想准备，做好克服困难和挫折的自觉、果断、坚韧、自制的意志品质准备，表现为对工作、责任与使命的执着，迅速果敢的行动，以及敢于斗争的精神面貌。此三部分相辅相成，其中，对担当的认知成分是情感与意志准备成分的基础。

仅仅有担当的意愿还不足以承担起责任，或者说还不能够顺利、精准地完成任务，通俗讲，可能会好心办坏事，因而，还必须要能够担当。能够担当一是要求个体具有相应的思维能力，核心是辩证思维能力，能在纷繁复杂的现实中准确把握事物的本质，同时还要有战略、创新、法治、底线思维能力，能够科学研判行动方向，找准行动路径与方式方法。二是要具有相应的工作才能，一般包括三个方面，其一是能力，即依附于个体身上的诸如观察力、记忆力、智力等使个体能顺利、有效地完成某种活动所必须具备的心理特征；其二是符合不同岗位要求的专业知识与技能；其三是个性与岗位的适配度，此点要特别注意，尽管理论上说个体的气质、性格并不能决定个体是否能够担当，但不少研究以及实践已经表明，个性与工作越匹配，个体的工作意愿、行动效率会更高，反之个体则会有心理负担，经常感到烦恼，对工作产生消极的影响。

愿意、能够担当等主观条件的达成还不足以实现担当，客观环境能否匹配是实现担当的必备条件。便于担当一是要求体制机制科学完善，如干部队伍优化、权责设置清晰、工作机制顺畅、激励政策有效等。二是要有倡导担当的党政、社会文化。

愿意、能够、便于担当是一个整体，三者紧密联系、缺一不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其中愿意担当是核心，能够担当是基础，便于担当是保障。愿意担当最关键，这是由于人具有主观能动性，愿望、动机往往对行为起着决定性作用。现实中不少党员干部不是不能、不便担当，而是不愿意担当。研究也表明，愿意担当的个体往往学习动机更强，能够更快使自己能够担当，也更能够主动克服体制机制上的某些客观短板。

二、马克思主义人学视域下党员干部践行担当的逻辑理路

马克思主义是观照人的科学，关于人的存在、需要、价值等重要观点是深刻理解党员干部担当课题的理论支撑。以马克思主义人学为基础，交叉运用心理学、管理学等不同学科理论将担当嵌入具体实践中去分析，不难发现，推动担当必须要抓住促进党员干部愿意担当这个关键点，这就要求科学研判党员干部的基本需要，以满足与塑造需要为主线，建立与之相匹配的激励担当体制机制，形成与巩固担当之于党员干部的价值效用关系，从而不断提升党员干部的担当意识与能力，推动自觉践行。

（一）建立与巩固担当价值是提升党员干部担当意愿的关键。

找到人心密码是解决不担当困境的必由之路。新时代特别需要干部担当，然而在现实中确实出现了一些党员干部不担当的消极现象。主客观原因很多，从党员干部个体来看，主要有理论水平不足、党性修养不够、担当本领不强等；从体制机制上来看，主要有国家治理体系还不完善、基层党组织建设有短板等。尽管表现不同，但归根结底还是没有抓住人的问题，从而没能激发出党员干部愿意担当的内生动力。

正如前文所述，愿意担当是影响党员干部践行担当的关键。愿意担当是不易的，因为就本质而言，担当最核心的品质是利他，即表现为在一定程度上自觉让渡自身利益。愿意让渡利益（担当）就需要在理性上认识到让渡利益（担当）的价值，在情感上与被让渡利益者共情共振，从而对让渡利益（担当）本身产生崇高道德感与美感，在意志上做好克服困难的准备。认知、情感与意志是一个有机整体，其中，对让渡利益（担当）的价值认知是基础。理论与实践一再表明，让渡利益（担当）本身对党员干部的价值至关重要，担当价值量越大，党员干部越愿意去让渡利益（担当）。理论上而言，在党员干部自身拥有强大担当意愿的同时，为党员干部提供践行与担当相匹配的客观条件，就能有效推动党员干部践行担当。换而言之，党员干部能否践行担当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具有担当意愿及其强度，而是否具有担当意愿及其强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担当之于党员干部的价值及价值量。就此，关于推动党员干部践行担当的课题就聚焦于担当价值这个问题上来了。

接下来还要进一步追问党员干部担当价值的实现问题，其两大核心问题是：党员干部担当价值的建立与巩固是应然的吗？它能从应然走向实然吗？毋庸置疑，担当价值是共产党人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共产党人价值观根源于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以人民至上为根本价值准则，以奉献与牺牲为生命意义价值追求，以四个服从为基本组织遵循，集中体现为忠诚干净担当的实践行为标准”[7]（p15），可见，担当之于党员干部具有应然价值。那么从共产党人的应然价值转向实然价值是否有可能呢？其中最基本条件就是该价值观是否与中国本土文化相适配。答案是肯定的，中华传统文化精华是中国之根，其中就包括如“修齐治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精忠报国等担当精神，这种对集体、民族、人类的家国情怀与世界格局，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吻合。以上可见，党员干部担当价值的建立与巩固是应然也能成为实然。

（二）满足与塑造需要是建立与巩固担当价值的核心环节。

理论上，党员干部担当价值的建立与巩固是应然也能成为实然，但还须进一步深入探究如何从应然到实然。价值是客体以其自身属性满足主体需要的一种特殊效用关系，简而言之，担当是否有价值就是看党员干部践行担当的结果能否满足其需要，结果满足需要的程度越高则价值量越大。可见，找准与担当属性相匹配的党员干部需要是前提条件。

找准与担当属性相匹配的党员干部需要就必然要求先理解人的需要。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自然的存在物”“社会的存在物”“精神的存在物”“类的存在物”“现实的、感性的存在物”等多维立体总体存在的“现实的人”。党员干部也是“现实的人”。尽管党员干部群体有其自身特征，需要遵循特殊规律，但归根结底首先是遵循作为“现实的人”的一般规律。

马克思认为需要是包括人在内的一切有机体进行积极活动的内在动因，人的需要是人的本性，他说：“在任何情况下，个人总是‘从自己出发的’，但由于从他们彼此不需要发生任何联系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不是唯一的，由于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以及他们求得满足的方式，把他们联系起来（两性关系、交换、分工），所以他们必然要发生相互联系。”[8]（p514）这意味着，尽管需要是人类和动物共有的机能，社会性才是人的需要的本质特征。从需要产生的来源看，人的需要有社会创造的需要和自然的需要，但彰显人的本质的还是在多层次多方面的社会实践中产生的社会创造的需要，而随着实践活动的不断扩大，需要的内容和范围也在不断丰富；从需要满足的方式看，需要的满足主要是靠人发挥主观能动性去改造自然与社会，从而创造各种成果来满足自己，即使是自然的需要，也是以社会实践方式来提供和满足的。可见，人的需要根源于社会实践活动，实践既满足需要，实践也塑造需要。

人的需要有哪些呢？陈志尚等提出人有六类基本需要，即生存、情感、服务、社会生活、享受、发展需要，这六种基本需要是一个整体，“生存需要是基础，情感、服务和社会生活需要则是现实的人所不可缺少的，也是生存需要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而发展需要则是各种需要的延伸和持续得以实现和提高的保证。”[9]（p208）但也必须看到，这种需要层次结构是相对的、动态的，从某一时间点横切面来看，各类型需要之间相互制约、相互渗透，从纵向历史来看，它们又相互促进、相互转化。

党员干部必然也有以上基本需要，但有其特殊性，集中表现为六种基本需要在需要体系中的比重较其他人有所不同。由于担当的最核心品质是利他，那么要推动党员干部建立与巩固担当价值、践行担当，就必须要聚焦于服务、社会生活与发展三类需要，但也正如以上所述，六类需要是相对、动态地统一于社会实践中，因而关注高比重需要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其他需要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既然只有符合“中国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标准者才会被吸收入党，那么党员干部应然拥有较普通人比重更大的服务、社会生活与发展需要。但由于复杂的主客观原因，现实中的党员往往不必然在当下或未来是完全符合此要求的，从这个角度而言，也要求在重点关注服务、社会生活与发展三类需要的同时，必须重视其他类型需要的满足。

总而言之，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需要是人们活动的内在动因，人是“现实的人”，需要受制约于社会实践活动，实践既满足需要，实践也塑造需要。人的需要是一个由多种基本需要组成的整体，不同类型的基本需要以不同比重统一于个体。党员干部也是“现实的人”，服务、社会生活与发展三类需要应然占较大比重，就此与担当相匹配而形成担当价值。在实践中，就要充分认识到人的需要的整体性、层次性与动态特征，以三类需要为核心来满足与塑造党员干部的需要体系，从而激发担当意愿、巩固担当意志、推动担当作为。

三、协同推动党员干部担当作为的现实路径

上述分析可见，党员干部能否表现出担当行为，关键在于担当意愿，核心在于建立与巩固担当价值，根源在于践行担当能不能满足党员干部“现实的人”的基本需要，换言之就是要求在实践中为践行担当提供以塑造与满足服务、社会生活与发展三类需要为重点的合理条件，激发其内生动力。这就要求必须以满足与塑造党员干部的需要体系为主线，综合施策，建立多层次、全方位的体系架构，实现协同效应。

（一）以人为本，坚持科学选用与培养，以助力党员干部的个人发展。

个人发展是党员干部基本需要体系中的核心之一，助力个体发展是推动党员干部担当的必然要求。

第一，助力个体成长必须要建立以胜任素质为导向的选人任用机制，从源头上把愿意担当、能够担当者选出来、用起来。

从源头上把担当者选出来、用起来，首先要明确担当者的标准。党的干部标准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关键在德。对干部而言，德就是政治素质。政治素质的核心是为民，这是由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所决定的。具体来说就是要选拔任用具有一定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与群众有深厚情感，对民情有深刻认知，具有担当所需的思维能力、一般能力、专业知识、职业技能，以及保障担当的性格特征、心理素质、精神状态等素质的干部，五个条件缺一不可，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其次，合理使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进一步提高选拔任用干部的科学性。考量干部运用何种方法，取决于其信度与效度。当前主要有档案考察、考试、面试、民主测评和民意调查等方法，尽管已逐渐重视大数据识别，但总体而言方法依然比较传统，考量有效但也还存在着局限性。要探索适当引入心理测试、管理评价水平测试、项目竞争等新方法，就岗位特征对干部的特定素质进行全方位、多角度、近距离的日常与经常考察，降低选拔方法单一而带来的片面识人用人风险，务必做到人尽其才，避免大材小用、小材大用、是材不用、非材强用。再次，让干部队伍的动态成常态，鼓励担当者担当起来，把不担当者分离出去。一是要进一步疏通人才交流渠道，既将优秀者选用起来，同时形成鲇鱼效应激活人才队伍的活力；二是贯彻落实干部能进能出制度，“能出”既是最大的危机感，也体现了对担当者最大的公平。

第二，助力个体成长必须要提升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科学化，以巩固担当意愿、提升担当能力。当前干部教育培训工作还普遍存在需求定位不精准、内容体系建设不全、支撑体系不实、评估机制不优等问题。

教育培训一是把握完整性，既要加强理论与党性教育，也要增强能力教育。二是把握系统性，牢牢扣住干部教育以提高政治素养为核心的原则。理想信念宗旨必须始终贯穿于能力教育中，必须时刻保持清醒。三是把握阶段性，新时代教育培训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核心，继续加强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巩固群众路线教育成果，不断提高八大执政本领教育的效能。四是把握对象性，始终以科学需求分析为导向，将教育培训的普遍性和党员需求的特殊性结合起来。五是把握好阵地，充分发挥党校、高校、媒体、政治生活、实践锻炼等阵地与渠道的优势与长处，实现协同效应。六是做好统筹安排，加强顶层设计，明确基本原则，层层推进，导向追溯保障落实。七是推动基层出实效，建立教育培训沙漏型协同机制，提升党务人员专业素质，加强教育过程规范建设，鼓励培训单位特色创新。八是完善长期培养体系，对干部实行源头培养、跟踪培养、全程培养，形成对个体的个性化关爱。九是建立培训成果转化机制，为受训干部及时提供运用新知识、新技能的机会，并在运用时给予及时的反馈和指导。十是持续优化培训评估机制。综合运用访谈法、调查法、考核法、实验法等方法对培训开展四个层次评估，既要评估培训活动本身，又要评估受训者的学习收获，还要评估训后一定时期内受训者对新知识、新技能的运用程度，最后再评估培训效用，通过一系列指标来衡量培训项目是否达成了培训预期。

（二）要高效协同，不断完善体制机制，以实现党员干部的工作价值。

不断完善体制机制以实现党员干部的工作价值，是推动担当的又一必然要求。当前不少地方还存在着干部队伍结构不优、权责设定模糊不清、科学奖惩水平不够、管理机制不够通畅、容错纠错机制不顺等问题，要以高效协同为原则不断提升管理体系科学化水平，当下要重点关注绩效管理与激励两方面，为担当提供体制机制保障。

第一，进一步提升绩效管理效能。一是明晰权责划分，既不越位，也不错位，更不缺位，健全履职正负清单，让行动有理有据。二是完善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统一的管理体系，充分运用压力型体制优势，并着力避免压力下容易出现的唯上、避责等负面问题，用制度保障各环节都有来自上下左右的真实声音。三是精准考核、规范问责、科学容错。考核、问责、容错制度是避免压力型体制弊端的重要制度设计。要推动问责制度科学化，让纪律刚性与人文关怀柔性融为一体，同时提高问责制度与其他制度之间的协同性，从体系设置、程序安排等层面封闭过度问责、问责结果使用泛化等通道，避免问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科学容错关键在于容错能否落地，重点是理顺影响操作层面的各要素关系，容错内容既要具体化，容错过程、结果更要透明化，同时还要建立容错与纠错的衔接机制。

第二，进一步创新激励的方式方法。根据激励理论，激发个体做出超越履职的积极担当行为，就需要改善与成就感、个人发展等与满意因素有关的方面，这就要求在提升绩效管理效能的基础上，着力于做到以下三点：一是进一步畅通干部晋升通道。坚持实事求是分类分层进行制度设计，要特别关注基层干部，让扎扎实实服务群众成为晋升通道的最重要钥匙，通过科学设计把由群众掌握钥匙变成制度，打通群众参与决策干部晋升、降职的渠道，运用来自于日常、经常的大数据使之具体化、常态化，由其可追溯性来减少人为操作的可能，既保证了群众意见的真实性，也通过加入较长时间段等变量提高信度与效度。二是综合运用其他措施以激励不具备晋升能力或没有晋升机会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加强教育培养使干部获得成长感，实施工作轮换使干部保持进取与创新激情，改善硬性、软性工作环境提高干部的归属感。三是充分运用大数据、绩效分析等方法进一步帮助干部建立“我的工作”行动与群众幸福感、治理业绩等结果之间的归因链接，进一步激发干事创业的激情。

（三）要文化浸润，建设与巩固担当文化，以和谐党群关系。

建立和谐的党群关系，受到社会大众的肯定，是党员干部基本需要体系中的核心之三。和谐的党群关系既是促进党员干部践行担当的前提条件，也是党员干部践行担当的必然结果。影响党群关系的主客观因素很多，这里我们主要侧重于文化认同问题。担当文化为个体标示了伦理尺度、形成了相互之间的告诫机制、营造了担当作为的氛围，并进一步促使与担当相适应的社会价值观念与价值取向的形成，最终影响个体的价值判断与行为。建设担当文化以增强全社会的担当认同感、责任感与荣誉感，在巩固与提升担当者自我价值的同时进一步和谐干群关系，是推动党员干部担当的另一必然要求。

建设担当文化必须要坚持政治文化与社会文化相互促进。政治文化在文化体系中起主导作用，它以掌握公权者在工作、生活中的行为、做派等为载体影响着社会文化，但社会文化并非单方面被动接受改造。实质上，政治文化与社会文化如双生子，在政治文化强势形塑社会文化的同时，社会文化也在长期、和缓、隐形地浸润政治文化。因而，建设廉洁奉公勇于担当的文化，不仅要旗帜鲜明地建设政治文化，更要因地制宜引领社会文化。建设廉洁奉公勇于担当的政治文化，最关键是领导干部要带头担当。领导干部要主动担当起自身的政治担当、历史担当与责任担当，积极进取，不推不绕，该决策时决策，该行动时行动，敢于为担当者担当，为容错担当，为担当作为者撑腰解忧。建设廉洁奉公勇于担当的社会文化，必须要充分挖掘、利用具有地方特色的地方优秀文化，批驳落后文化，其核心是倡导光明正大、办事公道、诚实守信、创新作为的职业精神；倡导健康阳光的生活方式，建立友善、互助、互爱的人际关系。干部要把心、眼、手、脚都放在群众事业上，在真心实意关心群众疾苦中不断提高与巩固党和政府公信力，将人民群众紧密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从而在共同体意识中激发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形成人人担责、人人履责的伦理道德，让徇私舞弊、奸诈狡猾、损害群众利益者受到谴责，让道德污浊者自惭形秽，提高社会自我净化能力，共创共享廉洁奉公勇于担当的社会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