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自豪 ，王 鹤

（1.武汉体育学院 研究生院，湖北 武汉 430079；2.武汉体育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3.湖北体育产业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9）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体育事业在社会加速转型背景下，应运“体育强国”“全民健身”等战略政策的落实推进，取得明显进步成效。 据《经济学人》（2017）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已有34%以上的人口经常参与体育锻炼， 较2010 年28.2%的数据已有大幅提高， 表明中国积极从事体育活动的人口已高达4.34 亿。 “考虑到中国社会发展所催生的诸多‘自下而上’因素的作用，以及政府政策鼓励所产生的‘自上而下’的效应，未来这个百分比还会有进一步增长”［1］。与此同时，作为群众参与体育活动重要载体和体育公共服务与治理新兴主体的体育社会组织数量也在不断高速增长。

据民政部《2017 年社会服务统计公报》和中国社会组织网大数据显示， 我国体育社会组织已由2012 年的2.3 万个增至2017 年的 4.8 万个，5 年实现数量翻番，增幅达到 104%［2］。 苏曦凌认为，“我国社会组织内生于社会系统自身的较少， 主要因循‘由外而内’的路径，由政府从外部向内植入社会”［3］。刘国永、裴立新调查得出，“截止2016 年底，我国各类草根、网络等未登记的体育社会组织至少存在600 万个以上”［4］。显然，具有体育社会组织核心特征的草根体育组织， 正在以边缘结社的形式在基层社会异军突起， 有力助推我国基层体育事业的进步。 然而，正如我国体育社会组织整体高质量培育发展仍然处于初步探索阶段， 长期处于体制边缘和社会基层的草根体育组织，同样存在“有数量缺质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