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厚杰

(山西财经大学 晋商研究院,山西 太原 030006)

藏书流散是历代藏书家都难以摆脱的宿命，因此成为传统藏书史研究的焦点课题之一。需要指出的是，既有研究聚焦于传统经典古籍藏品在不同藏书家之间的流转与传承等方面，但是对近代时局变革后私家藏书流散的新特点、新方式和新影响关注不足，未能充分揭示藏书流散与藏家群体、文教机构之间的多重关系。

作为明清民国时期藏书家群体中的一股新生力量，晋商藏书家积聚了数量庞大、版本精善的古籍文献[1]。自光绪三十一年(1905)开始，至新中国成立初期(1955)，晋商私家藏书经历半个世纪的流散过程，为学界提供了分析近代私家藏书流散过程、方式、特点和影响的绝佳案例[2]。鉴乎此，笔者挖掘清末民国时期山西图书馆档案资料和方志等地方及民间文献，并以田野调查发现的手抄本《祁县人民文化馆收藏古书登记册》为基础，结合民国时期祁县晋商藏书家渠仁甫的个人日记资料，系统地揭示20世纪前期晋商私家藏书的流散过程，并重点探讨其流散特点和流散影响等历史问题。

一、晋商藏书流散过程

(一)清代末年

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政府废除科举考试制度，“读书—科考”式的社会上升渠道被废弃，旧式教育场域的文化资本分配面临新的格局，包括山西商人在内的地方士绅开始投身新式教育的革新。在这一过程中，晋商私家藏书成为山西商人参与新式教育实践的文化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