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共五大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重要会议。会议提出了非资本主义前途和社会主义革命口号，同时要求与汪精卫为首的小资产阶级政府合作，并在其领导下，开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从而在理论和实践上出现了两难困境。这种两难困境产生的原因，一是共产国际内部在中国革命的性质上意见不统一，即以斯大林、布哈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主张社会主义，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鲍罗廷等人主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二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对中国革命性质的认识不明晰。陈独秀等人主张与汪精卫合作，继续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瞿秋白、蔡和森、罗亦农等人主张实行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中共五大没有很好地解决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即中国的革命究竟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因此，中共五大不可能挽救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命运。要获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即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实行新民主主义革命。

[关键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中共五大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21）06-0094-11

中共五大通过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指出：从“五卅”运动到汉口无产阶级的反帝国主义斗争这两年里，“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中站在最主要的地位上。如今他已取得斗争的领导权。工人阶级在中国革命中这样的地位，足以保证革命的前途，将来不会开出一个资本主义发展的时期，而是直接走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1]P38。该《议决案》认为，现在已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但同时又认为共产党与国民黨的关系比以前应当更加密切。“共产党不仅与国民党共同担负责任，而且共同担负政权。共产党一定要使一切革命政策、政纲与策略之决定中，都考虑到工农的利益。共产党不能做国民党的旁观者或反对者。这革命的联盟，必定要立在一个共同的国民革命的政纲上。”[1]P44即现阶段的革命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仍然需要与国民党合作。这就导引出一个问题：中国的革命究竟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

作为共产国际指导中共五大会议召开的代表罗易在这个问题上，也持模棱两可的态度。从他发表的《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中国革命的前途和性质》等一系列讲话可以看出：他一方面认为，中国革命客观上只有一个前途，即非资本主义前途，“当消灭封建主义的任务不是由资产阶级分子而是由更加革命的阶级领导的殖民地革命所完成时，那么消灭封建主义的目的就不再是为了建立资本主义……就革命消灭封建主义意义上说，它客观上仍具有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但是它的结果超出了建立资本主义。它开创了一个直接走向社会主义的非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时期”[2]P397。而且他指出中国的革命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他认为：“但是现在，中国革命正朝着建立这样一个政权的方向前进，这个政权不仅不利于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而且会导致建立社会主义。因此，中国革命正在成为世界革命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严格说来，中国革命是当代世界革命斗争中最重要和最有影响的参加者。它不仅间接地支援了世界无产阶级为实现社会主义的斗争，而且它已成为全世界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直接工具。”[2]P399另一方面，他又认为需要与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合作，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业已参加革命民主联盟（也即国民党）的中国共产党，将根据客观情况的要求，实现这个革命纲领，并在斗争过程中力求巩固这个革命联盟。这里没有矛盾，不存在产生矛盾的可能性，因为国民党正在进行反帝斗争，所以它现在是一个革命组织，将来也是一个革命组织。正由于这个原因，无产阶级要同国民党合作，直到最后胜利。”[2]P407

而中共五大是严格按照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全会所作的决议《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的指示召开的。蔡和森指出：“五次大会主要的任务便是接受国际决议。”他认为五次大会是正确的，不承认五次大会的正确性，就是不承认国际决议的正确性。[3]P96罗易也认为：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已经同意共产国际决议案，并以此为基础开始工作，中国革命史开始了新篇章。因为共产国际的决议案在这里既没有遭到反对也没有引起严重怀疑。[4]P235-236而前面罗易的讲话基本上表述了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中心观点：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是开展土地革命。中国革命的前途是向非资本主义即社会主义发展轨道过渡，[5]这就又导引出一个问题：当时的中国革命是在共产国际指导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是共产国际指导下的社会主义革命？

要回答上述问题，有必要先对中共五大的研究和时人对五大的评价进行学术性的梳理，然后在此基础上，从大历史的视野进行学术性重构，以拓宽中共五大研究的学术范围和深度。

一

在中国共产党历届党代会的研究上，中共五大的研究略显薄弱。一个重要的原因除了如李颖所说：这次大会事实上没有解决任何问题。[5]此外，资料的缺乏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但随着苏联共产国际档案文献资料的公布，对中共五大的研究有所突破和深入。

一是探讨了几个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和共产国际代表与中共五大的关系。如陈独秀与中共五大、瞿秋白与中共五大、蔡和森与中共五大、董必武与中共五大、鲍罗廷与中共五大、罗易与中共五大等论文。这些研究中基本上充分肯定了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如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董必武等和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和罗易对中共五大的贡献。但对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和中共五大一个核心问题：中国革命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没有进行深入的探讨。虽然曾成贵在《鲍罗廷与中共五大》有所涉及，他认为：在中共五大中，“共产国际指示中共要努力使中国革命走上非资本主义前途，这从共产党的历史使命而言是必要的，但作为现实方案提出来，无疑大大超前，脱离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实际”[6]。但没有进一步深入下去，探讨其背后的原因。

二是分析了中共五大路线未能贯彻执行和中共五大未能挽救大革命的原因。李兴革认为：没有贯彻执行五大路线方针，不是因为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而是共产国际指导中共实行土地革命的基本指导思想是依靠国民党进行和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坚持统一战线高于一切的方针政策。[7]问题是，共产国际为什么要依靠国民党进行？为什么要坚持统一战线高于一切的方针政策？如果这样，共产国际指导下的中国革命岂不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和中共五大所要求的社会主义革命岂不互相矛盾？张荆红等认为，中共五大未能挽救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有三：一是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错误指导，使得五大的决议根本不具备执行的可能性;二是鲍罗廷消极对待土地革命;三是年幼的中国共产党面对艰难复杂的斗争环境，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尚有欠缺。[8]在这三个原因中，张荆红等的研究没有涉及革命的性质和对象。问题是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为什么是错误指导？鲍罗廷为什么消极对待土地革命？中国共产党面对艰难复杂的斗争环境，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真的欠缺吗？张荆红等人的研究没有很好地回答这一问题。从这点来说，张荆红等的研究还有继续深入进行的必要。

三是从党建的视角，阐释中共五大的重要贡献。重要的文章有谢撼澜的《中共五大在党的建设上的成就》、张秋实的《中共五大召开前后共产国际与中共组织建设状况之考察》、李鉴的《中共五大前后党的组织体系调整》和韩云宵等的《中共五大对加强纪律建设的探索与创新》等。从这些文章来看，充分肯定了中国共产党在组织建设和纪律建设取得的重大成就。重要的是，这些成就与党的政治路线密切相关。中国共产党在五大是实行的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政治路线？还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政治路线？对这一问题，也有必要进行深入的剖析。

总之，在中共五大的研究中，尽管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和突破，但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尚需解决，即当时的中国革命的性质是什么？如果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的对象是什么？如何进行这一革命？如果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对象又是什么？又如何进行这一革命？基于这一点，有必要对中共五大进行重新研究。

同时，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在中共五大的评价上，也存在意见分歧，这更需要对中共五大的革命性质进行深入的剖析。

瞿秋白认为第五次大会的积极意义，是大会议决了一些关于中国革命根本的原则的问题。它包括革命前途、领导权及土地革命的意义等方面。但是，这些原则也不过是形式上的接受罢了。“于是第五次大会除已形式上接受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决议案以外，只落得模模糊糊一种概念：以前仿佛也并没有什么机会主义（孟塞维克主义）存在，以后也仿佛并不是需要在党内思想上、新的改变。”[9]P404在这里，瞿秋白认为中共五大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徒然地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路径，但实际上进行的仍然是陈独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路线。

在这一点上，李立三完全认同瞿秋白的观点。他也认为中共五大是一次机会主义的大会。“虽然表面上接受国际决议，但在实际策略上完全是尾巴。”[3]P248

与瞿秋白、李立三稍微不同的是，蔡和森在充分肯定共产国际提出社会主义革命建议的同时，对共产国际提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进行了充分肯定。“五次大会后接受国际的指示，肯定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和工农小资产阶级民主独裁制是正确的。注意取得小资产阶级领导也是对的。因为小资产阶级最广大的群众是稍有田产的自耕农、手工业、店员及小商人等。中国是这类小资产阶级群众占多数的国家。这类小资产阶级下层的广大群众，在革命及革命后都是应相当注意的。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原则是无可非难的，问题在领导的政策和态度。”[3]P96在这里，蔡和森明确提出无产阶级要去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夺取领导权。因此，蔡和森对中共五大既肯定，又进行了一定的批评。他认为五次大會“没有执行政治纪律，没有解决党的组织问题，没有征服机会主义首领的基本观念和思想”，让机会主义继续其生命和发展。[3]P98这里的“机会主义”指的是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早期领导人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过低估计无产阶级的地位和作用的一种思想。也就是说，蔡和森对陈独秀“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持强烈异议的。

李维汉认为，中共五大“不但没有对险象环生的局势作出清醒的估计，甚至有一种盲目乐观的情绪，简单地认为资产阶级脱离革命，不但不会削弱革命，反而减少革命发展的障碍。这种观点，导致我党中央把希望寄托在以唐生智等武装力量为支柱的武汉国民政府和武汉国民党中央身上，给以信赖和支持，到后来更是节节退让。‘五大’以后，我党仍然不作两手准备，没有大力去抓武装，特别是不抓军队，而只是单纯地片面地强调纠正工农运动中的‘左’倾幼稚病，以维持同武汉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军事首脑的联合”10]P113。换言之，中共五大一方面大力提倡社会主义革命，另一方面又维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种观点与上述蔡和森的观点类似。

作为大会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易高度评价中共五大。他说：中共五大“证明以无产阶级取得领导权的中国革命，必能超越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达到最终的目的。……我们敢说，中国共产党之第五次大会是世界社会主义斗争史上的一个新界标”[11]P272-273。 而鲍罗廷指出：中共五次大会并没有解决当时的迫切问题，即无产阶级如何领导革命挽救危亡的问题。他认为：五大“几乎把两个月时间都耗费在代表大会以前和代表大会期间的争论上，而在代表大会之后分歧依然没有消除”[4]P509。

张国焘同意鲍罗廷的看法。他认为：中共五大在听取各代表那些冗长的报告，枝枝节节的提出一些这样或那样的检讨和主张上浪费了许多时间。而对真正紧急的问题，代表们在鲍公馆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经常争论不休，相反，中共五大似成了无关重要的装饰品。人们多觉得不宜在人多口杂的大会中讨论这样一些带机密性的紧急问题，也有人觉得在这紧急关头，举行大会从容讨论，在时机上根本就不适宜，一切应该当机立断，才能应付非常。

从上述的评价来看，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以罗易为首的中共五大代表充分肯定五大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就;二是与会代表瞿秋白、李立三、蔡和森、李维汉等人一方面肯定五大社会主义革命的提出，另一方面对陈独秀等人放弃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领导权没有进行“征服”表示不满;三是鲍罗廷、张国焘等人对中共五大争论不休，没有解决革命的实际问题持否定态度。无论哪一种，都牵涉到当时的中国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考量。《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对中共五大作的评价为：“这次大会虽然提出了争取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的一些正确的原则，但对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革命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如何对待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特别是如何建立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等问题，都没有提出有效的具体措施，这样自然难以承担起挽救革命的任务。”[12]P132实际上也牵涉到中国的革命，究竟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及无产阶级在这两次革命中究竟如何去领导的问题。

基于上述梳理与检视，非常有必要对中共五大进行重新认识与研究。

二

罗易曾说，在中共五大时期，“在革命的根本问题（即土地问题、工人运动问题、军事行动方向问题、西北方针问题、共产党与国民党的问题、共产国际代表机构问题）上同鲍有分歧”[4]P242-243。这种分歧，决不是罗、鲍二人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私人分歧，而是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性质在罗、鲍二人身上的反映。

同样，针对殖民地和附属国的革命前途问题，1920年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罗易指出，在俄国无产阶级的帮助下，东方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阶段，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过渡到共产主义阶段。[13]P1211927年5月，罗易在中共五大上又认为：“在革命现阶段，共产党的基本任务是组织有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参加的革命联盟，建立民主专政，领导中国革命走非资本主义道路，并把国民革命转变为争取社会主义的一场斗争。”[11]P225二者观点的相似，决不是个人思想简单的回归，而是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性质问题上的回归。

基于这一点，有必要对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看法进行学术上的梳理。我们知道，列宁领导的俄国的革命经过两个阶段，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二月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十月革命”。以此为参照，共产国际在论及中国革命性质的时候，基本上围绕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大问题展开。

1920年7月，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指出：“共产国际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的全部政策，主要应该是使各民族和各国的无产者和劳动群众为共同进行革命斗争、打倒地主和资产阶级而彼此接近起来。”[13]P114罗易认为：“共产国际是世界革命无产阶级集中化了的意志。它的使命是组织全世界工人阶级推翻資本主义制度，建立共产主义。”[13]P120在这里，列宁和罗易都赋予共产国际的任务是在世界各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基于这一诉求，共产国际派出斯特拉霍夫、维经斯基、马林等人去中国了解中国革命的情况。在他们看来：“脱离中国工人运动的中国共产主义小组，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也没有联系。……它们把自己局限在单独的独立小组中，不大能从事实际革命工作，满足于像在温室里那样栽培共产主义。”[14]P87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基本目标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正如所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理解的那种社会主义革命，但是作者附带说明：中国情况特殊，中国需要摆脱封建制度，需要完成工业资本主义革命，然后才开始进行社会革命。然而这些革命相近似，犹如一个链条上的环节，作者并未提供如何分清它们的方法。这就是中国社会党——国民党的策略原则的主要模糊不清和相互矛盾之处”[14]P59。在选择革命同盟者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上，他们当初选择的并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

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共产国际才真正意识到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力量。1922年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任务就在于，要以在民主基础上实现中国统一的倡导者的身份开展活动。中国共产党人要提出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口号，为实行同唯一不追求帝国主义目标的大国——苏维埃俄国结成联盟的独立自主政策而斗争，应该在这些集团的相互角逐中，支持那些给予工人阶级以发展和建立组织的充分自由，并拒绝与内外反革命势力联合的集团。”[14]P162在这里，共产国际明确肯定了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作用与地位。但同时又指出：“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是国民党，它既依靠自由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小资产阶级，又依靠知识分子和工人。”[14]P27共产国际又充分肯定国民党的地位和作用。在中国革命的性质上，共产国际经历着一个从社会主义革命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过程。

在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即与国民党的合作中，谁是领导阶级？谁是被领导阶级？共产国际也经历了一番斗争。马林等人认为：“在争论过程中我发现，过去我只是从第三手材料中得知：在民族主义运动中和国民党领导层中有一些具有马克思主义素养的人，他们决不比在我们共产主义团体中工作的马克思主义者逊色。我认为，这个团体完全有理由说，共产主义团体的活动只有在民族主义运动内部进行才可能得到发展。”[14]P182-183言下之意，中国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应由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来领导。而维经斯基认为：“要坚持我们早先采取的立场，即‘中国的中心任务是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及国内封建走狗的民族革命’，同时对民族民主政党国民党的基本要求应该是无条件地支持中国北方和南方的工人运动。”[14]P252言下之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要服从无产阶级的领导。这样，在马林与维经斯基中间，出现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由谁来领导的问题。布哈林赞同维经斯基的观点。他认为革命的领导权应当归于工人阶级的政党。并指出，共产党人的首要任务是巩固共产党，使其成为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在工会中聚集工人阶级的力量。[14]P255

根据布哈林的意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1923年5月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中，要求确立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可以说，中共三大《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中“我们须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以应目前中国国民革命之需要。同时我们特别的工作，须努力促进全国总工会之独立的组织，从事经济的及政治的争斗。我们须努力引导劳动群众由日常生活的争斗到政治的争斗”[15]P11和中共四大提出的“若要民族革命运动得到较彻底的胜利，固然需要最革命的无产阶级站在领导地位，同时这领导阶级也要能够抓住被压迫的各社会阶级的力量，向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国内军阀及地主买办阶级）——作战，才免得处在孤立地位，这是一个重要问题”[16]P278，这些主张无不打上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性质争论的烙印。

同样，鲍罗廷作为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长驻代表，对中国革命性质的理解也受共产国际的影响。刚开始时，鲍罗廷对国民党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持怀疑态度。他说：“过去国民党的不幸不仅在于它的纲领没有建立在劳动群众基础之上，或者说它没有一个建立在党的纪律之上的章程（能要求小资产阶级的政党成为一个好的、团结一致的、有纪律的组织吗？），而且在于它缺乏足够的民族主义色彩，缺乏彻底的反帝精神。国民党不是任何一个阶级利益的代表，更不是劳动群众利益的代表;它不代表中国的真正民族利益，而这种民族利益要求同帝国主义进行无情的斗争。”[14]P423在他看来，国民党既不代表劳动群众的利益，也不代表中国真正的民族利益。因此，要加强共产党对国民党的领导，从而领导国民革命。他认为：要把国民党造就成为一个真正革命的政党，成为国民运动的代表，必须警惕右派并同他们进行斗争，且是最终能够取得胜利的斗争。“同这个派别的斗争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你们能够加强左派，是因为他们在加强左派的同时能够巩固国民革命党并使之具有战斗力，能够领导国民运动并达到目的。”[14]P445但鲍罗廷这一主张，受其上级加拉罕的影响，马上变成由国民党来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加拉罕认为中国的国民党是一个生气勃勃的、真正积极的、组织良好的国民革命党。“正是国民党处于我们的影响之下，正是国民党对我们的威望充满尊敬和崇拜，正是这个党，它如此驯服地接受我们的指示和共产国际的决议。……但是应该最坚决地放弃对国民党的一切批评，因为这种批评会妨碍实施我们早已决定向它提供的援助。”[14]P414而加拉罕这一观点，又受共产国际领导人季诺维也夫的影响。季诺维也夫提出：“我们认为，国民党是人民的政党，它代表那些为争取自己的独立而斗争的民族力量。在这个意义上，即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认为，国民党也是革命的政党。在中国，共产党人（现在还不是）一个强有力的因素。”[14]P337总之，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究竟谁是领导阶级？谁是被领导阶级？共产国际一直在起着主导作用。特别是在1926年—1927年间，共产国际一直强调国民党在资產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地位。

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之一，自然受共产国际的指示和纪律的严厉约束，因此，中共所犯的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错误，不应该由中共来承担。正如蔡和森所认为，五大前，中共主张同资产阶级联合，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由资产阶级来领导革命这一错误应该由共产国际来承担。“第二，以前共产国际建议我们同资产阶级合作，并命令我们帮助它进行北伐，由此在对待资产阶级政策上‘自然’产生了我们的一切错误;第三，从共产国际过去的指示中，我们理解民族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两个相互衔接的阶段;首先应当实行民族革命，而后再谈社会主义革命;因此决定，民族革命的主人，民族革命的领导者，应是资产阶级，而无产阶级要帮助它建立政权;第四，所犯一切错误的责任，不在于中共中央，而在于第三国际。”[3]P91同时也表明，在中国革命的性质上，共产国际犯了右倾错误。

同样，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会关于中国革命性质的争论，势必影响中共五大代表对中国革命的看法。托洛茨基提出：“我们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工人应该启开民众的眼睛，看清资产阶级的欺骗政策，教训他们不要相信资产阶级的空话，只有依赖自己的力量，自己的组织，自己的团结，自己的武装。”[17]P106他认为：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不在最近的将来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则工农代表苏维埃将要从舞台上退出而代以资本主义的制度。再等到世界革命在历史的路程上开一新阶段，则替资本主义制度以无产阶级专政方能实现。”[17]P104在这里，实际上，托洛茨基已指出中国的革命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无产阶级只有等待世界革命的爆发，才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

而斯大林认为中国革命存在两条道路的斗争。即民族资产阶级击败无产阶级，建立资产阶级统治的道路和无产阶级击败民族资产阶级，取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完全胜利并逐渐转移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轨道上来的道路。[17]P78他认为中国革命的目标和任务是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共产党人的基本任务就是为中国革命的第二条道路的胜利而奋斗。”[17]P78

布哈林与斯大林的观点基本相似。他认为：“这场在半殖民地国家发生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暂时还属于资产阶级性质的民族解放革命，有一种经过若干不同阶段和时期转化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趋向。它最终将中国的发展引上社会主义轨道的趋势。自然绝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认为这一场革命是这种转化的‘典型’范例。”[17]P38-39布哈林像斯大林一样，要求中国共产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但他又主张与汪精卫的国民党左派合作，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季诺维也夫的观点与布哈林又有所不同。他指出：“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不会被‘万里长城’隔开。但是，只有无产阶级也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占据不断加强的领导地位的时候，资产阶级革命才能发展和最终长入社会主义革命。”[17]P17“我们的口号暂时并不是退出国民党，而是立即宣布和实现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完全地和绝对地对国民党的独立性，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完全独立。”[17]P21他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是无间断的两个阶段，要加强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革命的独立性。

从上面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共产国际领导人在中国革命的性质上没有取得统一的意见。这种各自为政的观点，势必影响中共五大的决议。尽管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是按斯大林和布哈林的意见起草的，但同时也打上了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烙印。从某一方面来说，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是共产国际主要领导人相互斗争、相互妥协的结果。而且，在中国革命最紧要的关头，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的性质上和实现方式上没有明确的意见。这样，中共五大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实现方式，也不能作出正确的解答，这势必影响革命的成功与失败。可以说，中共五大没有解决中国革命最根本的问题，即中国的革命究竟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和革命的方式究竟怎样的问题。

三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的那一天起，就一直面临着中国革命性质一系列问题。即中国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和实现这两种革命的方式是什么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根本解决，是在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毛泽东的一系列文章特别是《新民主主义论》和《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出现，才画上句号。虽然，20世纪50年代初，有“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争论，但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进行，这一争论也基本上暂告一段落了。

中共一大虽然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口号，但在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中，是存在着意见分歧的。以张国焘、刘仁静为首的党员代表，主张与资产阶级直接进行斗争，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政权;而以李汉俊为首的党员代表，主张先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待条件成熟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他们主张合法斗争，不能进行非法活动。这样，在一大上就出现了“左”和“右”两种倾向。[18]P72蔡和森也认为：“我们知道党开始形成时，分子当然不完全是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同质的先进分子，纯粹的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奋斗。……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人俱乐部在汉俊看来都是多事了。我们应先组织学生，其次在政治上取得势力，然后组织工人就很容易了。”[3]P25-29这表明，在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上，早期中共领导人，由于各人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的方式、程度和路径不同，对中国革命的认识也是不同的。

中共二大把中国革命分为两个阶段：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即最低纲领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最高纲领为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表面上看，中国共产党对革命的性质和革命的手段的认知更成熟了，但实际上，在究竟是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内部并没有实现统一。在一部分早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间，还是主张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在他们看来，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势必会与国民党联合，势必会打上共产国际的烙印。与其这样，不如慢慢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以求“它所从事的革命就易于获致水到渠成的圆满结果”。而另一部分早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认为：“无产阶级去帮助民主主义革命，不是无产阶级降服资产阶级的意义，这是不使封建制度延长生命和养成无产阶级真实力量的必要步骤。”[16]P77基于这，中共二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和《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等，决定在中国“联合民主派”“援助民主派”，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在与国民党一起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过程中，谁是领导阶级？谁是被领导阶级？怎样进行合作？中共党内意见纷纭。据蔡和森记载，马林、陈独秀、瞿秋白、张太雷认为目前中国的革命仍然是资产阶级性的革命，因此，应与资产阶级联合，加入国民党进行国民革命，待国民革命成功后，再来谈党的独立问题。而张国焘、蔡和森、刘仁静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是不革命的，因阶级性使然，所以只应与小资产阶级联合，即是与国民党联合，因为它是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同时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3]P48中共三大代表赞成陈独秀国共合作意见的有21人，反对和弃权的有19人。[19]这就说明，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上，党内还是存在着不同的声音。尽管如此，中共三大还是通过了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案。该决议案指出：“依中国社会的现状，宜有一个势力集中的党为国民革命运动之大本营，中国现有的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党，同时依社会各阶级的现状，很难另造一个比国民党更大更革命的党，……因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议决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党员应加入国民党。”[16]P115-116这标志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道路在中国的开始。

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谁是领导者？谁是被领导者？中共四大直接指出：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者。“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16]P274也就是说，从中共四大起，中国共产党开启了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道路。

至于蔡和森指斥陈独秀重视资产阶级，轻视无产阶级和忽视农民：“对于民主革命联合战线的了解——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妥协，无产阶级隶属于资产阶级的领导之下;对于革命性质和前途的观念——看不见土地革命的份量，看不见工农民主独裁而更没有看见革命有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只有‘一心不乱的干国民革命’，只有‘自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自然资产阶级的握得政权’，待资本主义发展之后，将来再来社会革命。”[20]P809则误解了以陈独秀为首中共中央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路线方针。

从中共四大到中共五大，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一直没有放弃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地位。陈独秀给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信中写到：国民党口头上保持中立，“实际上，他们利用反动派施加的压力和他们的反共宣传来压制我们，目的在于把中国共产黨置于国民党的领导之下，或至少使中国共产党对它开放。我们必须反对这种行为”[14]P528。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在实际工作中，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一直致力于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一方面事业。由于他们的努力，才有了“五卅”运动和广州国民革命政府的成立，才有了北伐。而“封建的及资产阶级的分子，看见这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反帝国主义斗争，将走得太远，客观上危害了他们的阶级利益，于是他们也开始用全力使民族解放运动转移到他们的指挥之下”[1]P39。如果说在这一段，陈独秀放弃了无产阶级领导权，那么就间接否定了中共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艰苦努力。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初期，只有50多名党员，而大革命失败前，约有58万名党员、35万名共青团员，领导着280余万工人和970余万农民，建立了湖南、湖北、江浙、广东、北方、江西、河南、陕甘八个区委和山东、福建等六个地委。[12]P279这些数据充分揭示了中共在争夺无产阶级领导权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同时，也表明了陈独秀并没有放弃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地位。

由于陈独秀曾在《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曾指出过：“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若失了资产阶级的援助，在革命事业中便没有阶级的意义和社会的基础。”“中国国民党目前的使命及进行的正轨应该是：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22]P449-452又由于陈独秀是共产国际指示的主要执行者和具体负责人，因此，在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讨论上和中共五大上，许多中共领导人指责陈独秀放弃了无产阶级领导权，是孟什维克主义，即机会主义。

李维汉回忆：“全党这次对国际决议的讨论，为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召开作了思想上的准备，它对肃清以陈独秀、彭述之为代表的在党内普遍存在的‘二次革命论’的思想，增强全党在国民革命运动中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斗争的自觉性，确有一定作用，缺点是在批判‘二次革命论’的同时，又出现了所谓‘一次革命论’的偏差。它支持了在工农运动中存在的某些‘左’的情绪。”[10]P112间接地表明：许多党员对陈独秀按照共产国际的意见，屈服于国民党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是有意见的。

瞿秋白在五大会议上指出：“那彭述之主义是：在中国国民革命之中，表面上只求工人阶级的独立，甚至于高叫领导权天然在工人阶级手里，同时又说还有准备第二次的‘永续革命’，实际上是忽视农民、兵士及革命军之作用，抛弃小资产阶级群众，其势不得不与民族资产阶级妥协，而资产阶级向我们进攻时，又误认他是买办阶级，因此不能辨明軍阀卖国主义与民族改良主义之区别，只知道谁不向我进攻，即认为革命派而与之联合，其结果纯为资产阶级联盟之战术计划，于是一切策略错误随之而来，直到卖阶级卖革命而后止。”[23]P338-339这表面上是针对彭述之的无产阶级天然领导权，实际是针对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也就是说，在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的讨论中和中共五大上，许多中共领导人都不满陈独秀对资产阶级妥协，放弃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

正如罗易所说：“讨论曾经主要集中在党的错误和缺点上。然而这个讨论有很大价值，党将获得极大教益。批判右倾，谴责失败主义理论和警告投降主义倾向——所有这些，都只是为了增强党的力量，以便在代表大会结束后，为迎接伟大斗争的到来作好准备。”[2]P391批判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是“为了增强党的力量”，问题是，在中共五大上，不仅没有造成全党的思想上的一致，相反意见越来越大，进而分散了中共的领导力量。

在彭述之、罗亦农看来，中共过去实行的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存在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据蔡和森回忆，当彭述之报告的最后部分谈到“共产国际的指示同中央的政策，一般来说区别不大！”时，“在当时引起了中央委员和瞿秋白同志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共产国际的指示和中央的活动根本不同”[24]P28。言下之意，中共过去实行的就是共产国际的政策。彭、罗的观点，代表了中共党内一大部分人的看法。而这一看法，被斥为“机会主义的论调”，对于彭、罗这批陈独秀的拥护者来说，心里上是很不服气的。

在中共五大上，罗易认为：“因为现阶段的革命，是由几个阶级的联盟领导的（无产阶级准备联合其他阶级一起领导革命），所以无产阶级不能提出立即消灭私有财产的纲领。无产阶级不希望也不要求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只是按无产阶级规定的条件参加这个革命联盟。如果无产阶级想把立即废除一切私有制形式的纲领强加于它，这个联盟的大厦就将崩溃。共产党不打算引导无产阶级走这条路。弄清这一点，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相互关系就会十分明确了。实际上，国共之间的关系在革命的现阶段是很清楚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是国民党的也即是革命民主联盟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现在的问题不是调整两党关系的问题，而是通过一个国民革命纲领的问题，这个纲领要符合于参加这个革命联盟的三个阶级的利益。……无产阶级的利益与国民党的利益不是对立的，无产阶级参加了国民党，不如此就不能完成它的历史使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如果不了解革命同盟者的利益、态度和愿望，他们就不能留在国民党内和执行正确的政策。”[2]P406、407蔡和森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肯定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和工农小资产阶级民主独裁制是正确的，注意取得小资产阶级的领导也是对的。”[2]P511这也引起了彭述之、罗亦农等人的不满，他们认为“五次大会充满了小资产阶级空气”[2]P511。共产国际和蔡和森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领导权由资产阶级置换为小资产阶级，同样与鲍罗廷和陈独秀等人的右倾没有什么两样。从某一种角度来讲，罗易和蔡和森等人在五大会议上把领导权寄托于代表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汪精卫国民党身上，同样也是放弃了无产阶级领导权，从这点来说，罗易、蔡和森在领导权上只是把它从左手放到了右手。而以汪精卫为首的所谓小资产阶级性质的国民党，又如此排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紧要关头，中共五大不可能挽救中国大革命的失败。

同样，在中共五大上，罗易提出中国革命的非资产阶级前途，也引起了中共党内一部分人不满。张太雷指出：“因为共产国际指责我们有右的倾向，我们（没有理由为什么）必须立即投入另一极端。”张太雷认为：“共产国际代表团提出的路线同客观情况不符，太左了;党投入这样的极端是危险的。[2]P385-386尤其是当罗易等说到小资产阶级或者参加革命或者转向蒋介石一边时，他说我们提出了一个完全机械的公式。”在土地问题上，他认为：“提出的国民革命的土地纲领太左了，小资产阶级将不能接受，革命联盟将因此而瓦解。”[2]P387从张太雷的话来看，他不主张实行激进的社会主义革命措施，他主张与小资产阶级联合，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这点上，谭平山亦是如此，他说：“我们是无产阶级的政党，而国民党可以在农民中间进行工作。”[2]P390言下之意，共产党可以同国民党协商进行土地革命。这就需要与汪精卫的国民党联合。

从张太雷、谭平山的观点来看，与陈独秀、蔡和森、罗易、鲍罗廷等人的观点没有什么不同。他们都是主张与汪精卫的国民党继续合作，继续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中共五大的方针和政策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我们可以从《国民革命中的农民政纲》略见一斑：“（一）没收一切所谓公有的田地以及祠堂、学校、寺庙、外国教堂及农业公司的土地，交诸耕种的农民，此等没收的土地之管理，应付诸土地委员会。此等土地的管理形式，是否采用公有制度或分配于耕种者的农民，皆由土地委员会决定之。（二）（甲）无代价的没收地主租与农民的土地，经过土地委员会，将此等土地交诸耕种的农民。（乙）属于小地主的土地不没收。（丙）革命军人现时已有的土地可不没收。（丁）革命军兵士中没有土地者，于革命战役完终后，可领得土地耕种。……（六）建立国家农业银行及农民的消费、生产、信用合作社，改良水利。”[1]P55这样，中共五大在方针、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中，出现了两难境地。一方面是理论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另一方面是实际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如肖甡所认为：“党一方面把蒋介石的叛变看作是整个资产阶级的叛变，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革命的对象，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另一方面，又把对蒋介石的希望转移到汪精卫、冯玉祥、唐生智等人的身上，视他们为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者，寄希望于他们来领导军队、政权、土地改革等，对汪精卫等人背叛革命的危险性也缺乏思想准备。”[25]也就是说，中共五大存在重大的缺陷，它虽然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张，但在实际中并没有解决好究竟是社会主义革命，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问题。由于没有解决好，这样就不可能引导革命向正确的方向前进。

而造成这种缺陷，一方面应该由共产国际来承担。无论在中共五大前、还是五大中和五大后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的性质上，意见分歧很大，这势必会影响中共对革命问题的看法。瞿秋白曾指出：“在魯易及莫斯科的同志们以为中国农工小资产阶级联盟业已成功，国民政府内已经完全没有资产阶级的成分，所以认为土地革命可以尽量实行。老鲍则认为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还未成功，因国民政府内还保留许多资产阶级成分，所以土地革命不能实行。我也觉五次大会决议关于这一点没有指明，太把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说完成了一点，仿佛此联盟完全成功了，没有资产阶级成分在内了，这是一个缺点。”[3]P114-115共产国际的内部分歧，已影响到中共的革命政策了。因此，大革命的失败，应该由共产国际来承担重要责任。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自身也存在缺陷。中共从成立到五大，只有短短六年的时间。在这么少的时间内来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显然是不够的。特别是三·二○事件以后，面对蒋介石的进攻，“本党没有懂得资产阶级已经重新得到民族革命的领导，并想消灭革命。因为本党对于大资产阶级在此后革命阶段中的作用，没有很清楚的认识，所以在讲联合战线时，没有致力于给劳苦群众的利益以足够的保障”[1]P40。而在中共五大上，当“汪精卫和所有国民党领袖都在高谈阔论中国的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他们都赞成建立一个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国家，而不提资本主义。中共领袖们把国民党的这种言论看作是真心诚意合作的基础。他们如此沉湎于这种幻觉，以至在土地革命问题上完全赞成国民党的政策”[2]P428。显然，中共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存有幻想，把他们看作革命的领导力量。从路线来讲，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而这一错误，与党自身理论不成熟和对革命性质的理解不深入有密切的关系。只有通过革命的洗礼和对“左”、右倾路线的斗争，中国共产党才找到了一条正确的，由无产阶级领导的、由各个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从这一点来说，中共五大为探索这一道路提供了理论和实践基础。重构中共五大，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列宁曾指出，各国共产党人“都必须考察、研究、探索、揣测和把握民族的特点和特征”，特别是“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的革命带有更多的特色”[26]P246、692。中国作为与俄国国情不同的东方大国，自然与俄国的革命不同。但中国共产党听从共产国际的指示，在五大上，实行俄国式的社会主义革命，无疑没有正确把握本国革命的性质和特点。因此，要获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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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Fifth National Congress was a very important conference in the history of the CPC.The congress brought forward a non-capitalist future and the slogan of socialist revolution，and required cooperation with the petty bourgeoisie government headed by Wang Jingwei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capitalist democratic revolution under its leadership.Hence，a dilemma occurred in both theory and practice.The dilemma arose from two reasons.First，disputes on the nature of Chinese revolution existed within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That is to say，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Soviet Union（Bolshevik）headed by Stalin and Bukharin claimed socialist revolution，while Trotsky，Zinoviev and Borotin proposed capitalist democratic revolution.Second，the CPC’s cognition of the nature of Chinese revolution wasn’t clear enough in the early days.Chen Duxiu and others insisted on cooperating with Wang Jingwei and going on with the capitalist democratic revolution，while Qu Qiubai，Cai Hesen，Luo Yinong and others advocated transition to socialist revolution.The Fif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did not define the nature of Chinese revolution well，and it was not clear enough that Chinese revolution was capitalist democratic revolution or socialist revolution.Therefore，it was impossible for the Fifth National Congress to avoid the failure of the Great Revolution of China.To acquire the victory of Chinese revolution，the general principle of Marxism must be combined with the specific practice of Chinese revolution，and this combination calls for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class.

Key words：capitalist democratic revolution;socialist revolution;the Fif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責任编辑：邱 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