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朝运 范丁水

(①厦门大学 ，福建 厦门 361005；②泉州经贸学院，福建 泉州 362000)

自2005年联合国提出发展普惠金融的倡议以来，世界各国各地区积极响应，并且快速发展普惠金融。在我国，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发展普惠金融，在《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中明确普惠金融的发展方向和总体发展规划，要求立足于“机会平等和商业可持续”两大原则，为有需求的群体或个人提供其可负担成本的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西部地区长期落后于东部地区，国家对此十分重视，近些年来推出了西部大开方等一系列政策措施，鼓励、扶持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了积极成效，特别是“三农”领域，又有中央连续多年的一号文件关注，进步更是显著。2020年我国将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全面小康、打赢脱贫攻坚的主要战场在农村地区，重点领域是农业发展、关注对象为农民收入。因此，农民收入历来就是广受关注的现实问题。

地处西南腹地的四川省一方面地域辽阔、土地富饶、资源丰富，自古就有“天府之国”的美誉，改革开放40年来各项建设均取得显著成就，但另一方面农村人口众多、各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也十分突出。本文旨在考察四川省及各地市普惠金融的发展情况，并分析其对农村居民收入带来的影响，这对于探索如何更好地发展普惠金融助力脱贫攻坚、让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相关文献

关于普惠金融发展，从理论解释、机制设计、影响因素乃至水平测度等方面已经有不少文献，但专门考察普惠金融发展之于农民收入影响的研究并不多。在国外，Beck & Demirguec-Kun发现基本金融机构和金融设施的数量越多，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越小，因为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率通常比城市居民更快[1]。Mahjabeen通过引入新型金融机构的变量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普惠金融水平越高，所有阶层的收入都会上升，农民阶层的收入上升更为明显[2]。Chibba通过研究普惠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金融的普惠性越高，农民收入也会越高，即普惠金融水平和农民收入呈正相关关系，并认为发展普惠金融有利于解决贫困问题，实现包容性和可持续发展[3]。Park & Mercado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金融包容性，即金融的普惠程度越高人均收入也会越高[4]。Saker et al.通过研究农业贷款数量与农民收入的关系，发现它们之间呈现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5]。Kumar & shreanshu基于银行视角从三个维度具体测度了印度各州的普惠金融水平，发现普惠金融对于经济发展、贫困减缓、农民增收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6]。

在国内，田杰和陶建平对东部地区进行考察，发现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有正向的影响作用[7]。董彦立和李季刚发现新疆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对农民收入的影响随时间长短而发生变化，在短期内普惠金融水平发展程度越高反而会降低农村居民收入，但是长期来看，普惠金融发展程度越高，农村居民收入也会相应得到提高[8]。徐敏和黄江同样对新疆的普惠金融进行研究，发现在一般情况下，普惠金融发展会正向影响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而且这种正向的影响作用南疆地区强于北疆地区，但在一些极其贫穷和极其富裕的地区，这种正向的促进作用消失了。甚至出现了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与农民收入呈反向变动关系[9]。何学松指出普惠金融的发展将大幅度地降低农民获得各种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成本，并在很大程度上普及了金融知识，推广了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调动了农民参与金融活动的积极性，并为农村居民资产的保值增值提供了机会，为农村居民抵抗未来的不确定性风险提供了保障，由此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10]。

国内外这些文献有的从金融机构设施、涉农贷款数量等普惠金融的某一方面切入研究，有的从宏观或中观的省际层面展开分析，研究对普惠金融发展之于农民收入的影响也存在不同结论，很多研究也没有考虑新兴的互联网金融因素。本文拟聚焦四川省，将互联网金融的因素纳入考虑，并用变异系数法对各指标进行客观赋权，从而构建普惠金融发展指数，评价四川省21个地市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同时考虑区域差异，运用2011-2017年的面板数据，量化分析四川省不同地市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方向和作用大小，以此明晰二者的关系，为拟定普惠金融和三农的相关政策举措提供参考。

二、四川省普惠金融发展程度的测算

(一)普惠金融测度指标体系的构成

如何衡量普惠金融的发展，不同组织、不同学者提出不同的测度体系，其中设置的标准也各不相同。虽然这些测量评价体系不尽相同，各有优劣，但基本上都考虑了三方面的因素：一是衡量人们获得某种金融服务的难易便利程度，即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二是衡量人们可获得金融服务的实际使用情况，即金融服务的使用度；三是衡量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品的多样性和创新性，即金融服务的深化度。互联网金融近年来发展迅猛，以移动支付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服务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给人们生活带来诸多便利的同时也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催生了一些新兴行业，故将互联网金融的因素纳入普惠金融测度体系符合普惠金融内涵。

因此，笔者拟从4个维度，即金融服务的可得性，金融服务的使用度，金融服务的深化度以及金融数字化程度，构建四川省21个地市从2011年到2017年的普惠金融指数。各具体指标的数据来源于万德数据库、四川省统计年鉴、四川省各地市统计年鉴、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由于地市级数据相对不全面，所以笔者在构建普惠金融综合指数时根据数据可得性，从4个维度运用9个指标，计算普惠金融指数(Inclusive Financial Index，IFI)，见表1。

表1 普惠金融水平测度指标体系

(二)普惠金融指数计算

计算普惠金融指数需要对不同指标进行赋权，笔者选择变异系数法计算权重。变异系数法是一种客观赋权，一方面避免了采用主观赋权法过于依赖主观判断的问题，另一方面又避免了采用等权重赋权法忽略了各个因素的影响程度不相同的问题，因此能够较为客观地反映出各个指标对于普惠金融综合指数的贡献程度。笔者通过选取四川省21个地市(自治州)2011-2017年的各指标数据，具体计算各地市的普惠金融指数，如表2所示。

表2 2011-2017年四川省21地市普惠金融指数

三、四川省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

(一)变量选取

本文研究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但农民收入比较宽泛，笔者选择用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标作为农民收入的代理变量，该指标表示农村居民可以自由支配收入的多少，能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出人们实际生活状况。故笔者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具体的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则为前文计算得出的普惠金融指数。

考虑到教育水平、政府在农林牧渔类的财政支出、固定资产投资水平、就业水平、产业结构、营商环境等变量都是可能影响农村居民收入的因素，为了避免多重共线性问题，本文在控制变量的选择上采取逐步回归法，每一步进行F检验，保证每个变量的显著性，对每个变量进行逐一排除，最终将农林水类财政支出、固定资产投资水平、地区教育水平以及就业水平作为控制变量。

以上变量的描述和衡量见表3。为了保证平稳性和降低异方差影响，部分变量选择取对数。除了普惠金融指数前文已计算，其他数据均来源于四川省各地市统计年鉴。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4，可以看出，农民收入的标准差为0.314。表示农民收入波动不大。普惠金融指数值整体来讲波动也不大，其标准差为0.142。波动程度最大的是固定资产投资水平，最小的是教育水平。

表3 变量描述与衡量

表4 变量描述性统计

(二)模型设定

本文运用四川省21个地市2011-2017年共7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面板数据是由横截面维度和时间维度两个维度共同组合而成的数据序列，对面板数据的分析有混合模型、随机效应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笔者首先进行F检验和Hausman检验，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可以看出应接受固定效应模型。模型的设定形式见式，其中：i是横截面维度表示地市；t是时间维度表示年份；lnYi,t是被解释变量，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对数；IFIi,t是解释变量，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lnGEi,t为在农林水方面的人均财政支出的对数；FAIi,t为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水平；EDUi,t为教育水平；JOBi,t为就业水平；αi为只随个体变化不随时间变化的截距项；β1,β2,β3,β4,β5都为斜率；εi,t为随机误差项。

表5 相关检验结果

(三)回归分析

1.平稳性检验

表6 平稳性检验结果

虽然本文所选择的数据为短面板数据，为保证回归结果的真实有效，仍然对其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通过LLC和Fisher-ADF两种检验方法对所有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可以看出，lnY、IFI、lnGE、FAI、EDU、JOB在2种检验结果中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非平稳的原假设，说明这6个变量可以看作平稳序列。

2.整体回归结果

上述模型得出的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可以看出，整体拟合效果较好，普惠金融指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影响农民收入。普惠金融指数每变动一个单位，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对数的期望变动2.454个单位。另外，农林水方面的人均财政支出、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水平和教育水平在1%的水平上对农民收入有显著的影响。在农林水方面的财政支出对农民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该类财政支出每变动1%，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变动0.127%；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水平同样显著地正向影响农民收入水平，其每变动1个单位，就会引起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对数的期望变动0.138个单位；教育水平对农民收入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每变动1个单位，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对数的期望反向变动3.703个单位。就业水平的系数为1.071且在5%水平上显著，说明就业水平的提高对于农民收入水平有促进作用。

表7 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影响效应的回归结果

3.分区域回归结果

根据各地区资源禀赋差异和各地区实际情况，四川省可以划分为成都、川南、川东北、川西北和攀西五大经济区划。具体来说，成都经济区包括成都、德阳、绵阳、眉山、资阳五市；川南经济区包括自贡、宜宾、泸州、内江、乐山五市；川东北经济区包括南充、遂宁、达州、广安、巴中、广元六市；川西北经济区包括甘孜、阿坝两市；攀西经济区包括攀枝花市、凉山州、雅安市三市。考虑到川西北和攀西地区所包含地市较少，为了便于比较分析，故将二者合并到一起。本文按照经济区域的划分分别对成都经济区、川南经济区、川东北经济区、川西北和攀西经济区根据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以进一步探究普惠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水平的关系，回归结果见表8，可以看出，各经济区的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但各经济区影响程度不一，成都经济区的影响系数为1.051，而川南经济区、川东北经济区、川西北和攀西经济区IFI的系数分别为2.872、4.527、5.196。显然，在经济越欠发达的地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对农民收入的影响越大。

表8 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效应的分区域回归结果

(四)稳健性检验

1.取对数的稳健性检验

为了减小异方差影响以及检验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对解释变量IFI取对数以后进行回归分析，看回归结果是否发生显著变化，回归结果见表9第(1)列。从回归结果看，普惠金融指数对农民收入回归结果依然在1%的水平上显著，而且，由于取了对数能够更好地进行经济学意义上的解释，普惠金融指数每提高1%，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期望会提高0.576%。

2.合并年份的稳健性检验

将2011至2017年的数据分成三组，每两年一组取均值，最后三年一组取均值，由于分组取均值以后导致样本数据观测值的减少导致普惠金融指数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效果减弱，如表9第(2)列所示，系数为1.121。由于观测值的减少使得显著性水平降低但仍在10%的水平上显著，系数的符号也与整体回归结果一致，各变量在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方向上都与整体回归结果一致，只是因为观测值减小导致其余个变量显著性水平发生了变化。

3.替换变量的稳健性检验

前文在考虑政府财政支出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时，选择的变量是人均农林水类财政支出，为检验回归结果的稳健性，这里将人均农林水类财政支出替换为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支出与地区GDP的比值进行回归，看普惠金融指数是否仍然对农民收入有显著影响。回归结果如表9第(3)列所示。可以看出当用一般公共支出与GDP的比值来替代人均农林水类财政支出以后，IFI的系数为2.905，且仍在1%的水平上显著，其余各变量也均显著，表明回归结果稳健。

表9 稳健性检验结果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研究表明，从整体上看，四川省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分区域看，四川省各地市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虽然都有正向影响，但影响程度不一，成都地区相对于其他地区影响效果较弱。因此，需要重视各地区在推进普惠金融与农民增收协同发展的问题，防止出现发展普惠金融反而抑制农民增收、拉大城乡收入差距的情况。具体建议如下：

(一)实行差异化的区域金融政策

从上文分区域回归结果来看，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效果不一，在经济水平相对较发达的地区影响较弱，经济水平相对较不发达的地区影响较强。因此在推进普惠金融建设的过程中不应该一刀切，而应该具体考虑到各地不同的经济金融水平、不同的产业结构情况、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念等施行因地制宜差异化的区域金融政策。具体而言，像成都经济区在推动普惠金融发展时应该立足于提供更加均等的金融服务机会，一方面有助于提高弱势群体、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另一方面也防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若在进行普惠金融建设过程中使得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富人借此机会变得更富，穷人更穷的话，就违背了发展普惠金融的初衷。对于像川东北、川西北、攀西这些经济区来说，应当鼓励各金融机构将金融服务延伸到贫困偏远地区，扩大金融服务范围，提高金融服务质量，大力扶持民营、小微企业的发展，支持各地支柱性产业和结合地区实际发展特色旅游业、特色农业等，尽力满足其融资需求。而对于像川南地区来说，地理区位处于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的成渝双城经济圈的中间，应当利用好这一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借助两地各自禀赋优势尤其是金融实力大力发展本地区普惠金融，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推进经济结构调整，鼓励创业创新扶持发展前景良好的中小企业，加快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二)将普惠金融建设与脱贫攻坚工作协同发展

2020年是完成脱贫攻坚工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之年，各地市应当结合脱贫攻坚工作推进普惠金融发展。发展普惠金融是进行扶贫反贫的重要举措，脱贫攻坚又可以为普惠金融建设助力，二者相互促进、协同推进、相得益彰。尤其是在贫困偏远的地市和少数民族自治州作为脱贫攻坚，决战全面小康的主战场，更应该发挥其拥有的政策优势、制度优势适时适当地进行普惠金融建设，将普惠金融建设与脱贫工作融合发展，发挥事半功倍的效果，实现脱真贫、真脱贫的目标要求，建立农民收入能够稳步增长的长效机制，使得已经脱贫的地区和群众不会再次返贫，通过借助普惠金融的力量捍卫扶贫攻坚成果，让陷入危机的企业和步入困境的群众能够借助普惠金融的力量实现自我解救和不再返贫。

(三)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

普惠金融发展在未来的发展形态就是数字普惠金融，从长期来看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是实现普惠金融向更高水平发展的必由之路，数字普惠金融也是实现普惠金融帮助民营、小微企业，低收入者，弱势群体获取平等金融服务的初衷的不二选择。以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为代表的各种现代化数字技术使得普惠金融的发展迈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各地市要充分依托技术变革的力量使得普惠建设迈上新台阶，实现跨越式发展。进行数字普惠金融建设可能从短期来看收效甚微，尤其是在一些偏远贫困地区进行数字普惠金融建设困难更大，但时代发展的潮流不可阻挡，长远来看数字技术必将使得普惠金融发展发生质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