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红萍

(安徽文达信息工程学院， 安徽 合肥 231201)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进入21世纪的中国更是在科学、技术、经济、教育等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进程的加快，中国在诸多方面已经步入了从“输入型”转向“输出型”为主的阶段。翻译作为文化沟通的桥梁无疑在文化“走出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么，通过翻译的渠道把中国文化呈现出去是否就意味着“文化走出去”了？在国际舞台上，中国文化能否在保留本身特征的同时与他者文化求同存异、和谐相处呢？事实证明，文化外宣翻译的效果某种程度上取决于译文的质量，译文质量的好坏决定着译文能否被目的语读者理解和接受，进而影响文化交流的效果。而译文的质量很大程度上是由译者决定的。译者的文化态度决定着文化文本的选择及翻译策略的择取。林语堂(以下简称林)作为享誉中外的文化传播大师，其通过汉译英及英文“译创”的方法对外译介中国文化是值得借鉴和研究的。本文试从“和而不同”视角探究林语堂的中文文化的外宣翻译，以期为我国当前文化“走出去”提供有力的参考和借鉴。

一、“和而不同”的思想内涵及现实意义

(一)“和而不同”的思想内涵

“和而不同”最早出自史伯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意思是指“差异性是事物发展的基本条件，只有性质不同的事物才能够相济相成，并产生新鲜事物，而相同事物相堆积则变得毫无生机，无法继续发展下去。”[1]简而言之，各事物之间需要协调差异，既能够独立发展，又能够相互补充，进而达成和谐统一的状态。这一思想揭示了事物间的统一性和多样性，体现了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兼收并蓄的情怀和气度，包含“尚和”“包容”及“统一”的特点和内涵意义。诚如陈东成所言：“天地交通成和，万物以生；万物阴阳交感，生生不息。”[2]可见，不同事物间的相处需要在不断地交锋中寻求交合点，进而达到和谐统一的状态。正所谓“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取消矛盾)求团结则团结亡。”[3]基于史伯、晏婴的“和同之辩”，孔子提出了“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进而把“和而不同”思想提升到了人际关系领域，为解决人际间的矛盾提供了有效的参考标准。

(二)“和而不同”的现实意义

“天地之道美‘和’，天地之美莫大于‘和’。”[4]古往今来，“和而不同”始终作为中国人为人处世的指导思想。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正式地将“和而不同”思想推向了世界舞台，成为全人类的精神财富。在全球化和多元化的背景下，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进程的加快，这一哲学思想更加彰显了其广阔的包容精神和海纳百川的气度。习近平总书记2017年1月18日在日内瓦会议上曾提出：“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能够呈现出和谐繁荣的景象亦与中国人的“尚和”精神及“包容”的态度是分不开的。然而，在当今所谓的“地球村”里，各民族之间由于差异而引起的冲突、矛盾依然络绎不绝。习近平总书记亦曾指出：“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5]和平与发展依然是当今世界的主题，在当前国际环境下，“和而不同”不仅是一种哲学思想，更可以作为解决国际间矛盾和评价是非的标准，为建设和谐社会和维护世界和平提供了明确的思想路径。

二、“和而不同”思想在林语堂外宣翻译中的体现

翻译作为文化沟通的桥梁无疑对我国文化“走出去”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翻译质量的好坏将直接影响文化传播的效果。译者是翻译活动的直接参与者和决策者，某种程度上享有对原文操纵的自由。译者个人的生活经验、语言能力、政治立场、审美倾向、文化态度等因素都有可能对翻译活动和异域文化产生影响[6]21。一个民族文化地位的强弱既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也是一种主观的认定[7]。因此，译者的文化态度某种程度上具有一定的主观因素，是一个动态构建的多元认同，受生长环境、接受教育的程度等方面的影响。

(一)林语堂 “尚和”的文化态度

林作为一个享誉中外的文学家和翻译家，其独特的文化态度得益于其特殊的家庭背景和教育经历。林出生在一个基督教家庭，从小就同时接受中西方双语及双文化教育。后来，林先后在上海圣约翰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德国莱比锡大学进修学习，这更进一步提高了其对中西方文化的理解和英语语言的应用能力。如此丰富的学习经历使得林能够站在国际的高度来审视中西方文化的异同，能够以“尚和”的精神看待中西文化之间的碰撞和交流，能够以“包容”的态度处理中西文化间的差异，这种精神更体现于林对中国文化的译介上。

林外宣翻译作品处处体现出其浓郁的中国文化情结，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崇尚的道家精神及处世之道。根据勒菲费尔所说，译者选择某一个作品进行翻译，首先要考虑目的语文学下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译者既可以顺应主流意识形态或诗学，也可以对其进行挑战。[8]20世纪初的中国以学习西方为主，而林却力排众议地反其道而行，致力于向世界译介中国文化，这是对源语文学和目的语文学下主流意识和诗学的双重挑战。林在其对外译介中对源语文化进行了个性化的重构，同时试图挑战世界霸权文化，以便纠正西方世界对中国的种种误解。林对外弘扬中国文化主要通过其英译作品及英文译创作品来实现的。他有意识地选择了《浮生六记》《〈子见南子〉及其他》《〈老残游记〉及其他》等含有浓厚中国文化的代表作品进行翻译。除此之外，林亦通过英文译创了《吾国与吾民》《生活的艺术》《瞬息京华》等优秀作品。林“对外讲中”的这种先见之明与他特殊的家庭背景和教育背景是分不开的。自幼的双语言、双文化环境造就了林从一开始就具有“尚和”的精神，对待中西文化之间的交流、中国文化的对外译介，通过协调两者之间的差异，最终使得中西文化能够平等相处，和谐统一。

(二)“和而不同”在林语堂译者文化态度中的体现

翻译既是文化间的交流，亦是译者与原作者及目的读者之间的互动行为。要做好翻译，译者不仅需要理解原文，更要以“和而不同”的处事原则与原作者和读者进行沟通，带着开放和包容的文化态度，来对待两者语言间的差异，以使译文达到文化平等交流的目的。外宣翻译中，译者在翻译前选择什么样的原文，翻译中采取什么样的翻译策略以及如何看待两种语言及文化间的关系等均受到其文化态度的影响。译者的文化态度具有三层意义，即译者对源语文化的态度、译者对目的语文化的态度、译者对源语和目的语之间关系的态度[6]21。20世纪初的中国主要以学习西方为主，外译中几乎占据了中国的整个翻译市场。相反，中国的社会文化却鲜为世人所知。然而，林本身一直以文化多元主义的视角来看待各国文化。在他看来，各国文化只不过是世界多元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各有优劣，需要和谐相处，取长补短。传播中国文化是林创作的主要目的，国外对中国有诸多偏见和误解，林希望通过翻译和英语创作向外国展现真实的中国形象。比如，林翻译《浮生六记》正是因为此作品是关于中国人简朴的生活方式、闲情逸趣、山水景色等代表性的中国社会现象。林在序言中提道：“在这个故事中，我仿佛看到了中国处世哲学的精华在一对夫妇的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另外，《浮生六记》中主人翁的性格气质和处世态度与林的人生态度和性情恰好相吻合。两者的处事态度中均含有“尚和”及“包容”的精神，这种精神上的“共鸣”使得林通过翻译此书使世人了解中国人恬淡的生活方式及“尚和”的处世态度。下面略举一例。

原文：“余笑曰：‘卿非解人，摸索在有意无意间耳。拥而狂探，田舍郎之所为也。’”

译文：“The beauty of caressing lies in doing it naturally and half unconsciously. Only a country bumpkin will hug and caress a woman roughly.”[9]

“田舍郎”在中文里意思是指“乡野村夫”，在原文中主要是借助其象征意义来比喻粗鲁的行为。众所周知，林对外译介中国文化一来是对外传播中国文化，二来是加强中国文化与世界他者文化之间的交流。因此，林在翻译的过程中并不是一味地要保留原文的异域特色，而是以目的语中意思对等或相近的词语为首选。因此，在此例中，林选择英文单词“bumpkin”来指代“田舍郎”是恰到好处，因为“bumpkin”的本意就是指“乡下人”，其内涵意义显而易见。 林的这种“拿来主义”能够使得译文更符合目的语的表达习惯，一则能够令目的语读者理解和接受，达到文化传播的目的，二则能够通过选用目的语中的文化词语使得两种文化相互交融，达到文化融合的目的。这足以体现了林文化外宣中本身带有的“尚和”精神及“包容”的态度。

(三)“和而不同”在林语堂外宣翻译策略中的体现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翻译行为无疑离不开对隐藏于语言背后的文化元素的处理。对于译者来说，源语文化的不可读性是跨文化翻译活动的最大障碍，而不可译性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对跨文化的不可读性[10]。这就要求译者不仅要熟练掌握两种语言，更要了解这两种语言背后的文化。尽管有“不可译性”的存在，但是文化间的交流又不得不借助翻译实现，“不可译而为之”已经成了翻译活动的常态。那么，如何某种程度上解决不可译问题将取决于译者采用何种策略进行处理。译者想要译出满意的作品，就不能带有民族中心主义的偏见拘泥于一种翻译策略，而需带着“包容”及“尚和”的态度来平等地对待两种语言及文化间的差异，进而采取多元的翻译策略来解决翻译中的种种问题，使得译文既符合译语的表达习惯又能起到文化交流的作用。林深谙东西方文化，使得他能够游刃有余地游离于两种语言文字之间，尤其是他用英文讲述中国文化时引证据典来支撑其观点。林自幼所形成的“尚和”精神及“包容”的态度使得他能够采用灵活的翻译方法来处理诸如成语、习语、诗文、古文等文化信息。林在英译中国文化信息是多采用“音译”的方法，比如“音译+注释”“音译+意译”“音译+直译”。此外，为保留文化的原汁原味及考虑目的语读者的接受效果，林亦常采用“直译+阐释”、编译等翻译策略。他在翻译中能够同时集多种策略于一体来处理翻译中的不可译性，并以求同存异的态度面对文化间的交流，这种“和而不同”的翻译态度足以体现出林海纳百川的气度和情怀。下面略具几例来进一步感受其多元的翻译方法。

1.“音译+注释”

原文：居士

译文：Chussu (which means a Confucian scholar living in Buddhistic retirement without becoming a monk, a most peculiarly Chinese which allowed a follower of Buddhism to live in married life and become a vegetarian for periods at leisure)[11]189

2.“音译+直译”

原文：孝经

译文：Hsiaoking (Classic of Filial Piety)[11]262

3.“音译+意译”

原文：他们坐在棉垫发硬了的木椅上。前面摆着一张摇晃的方桌，上面放着几碟瓜子、花生、榛果和五香豆干[12]。

译文：They sat on bare wooden chairs with hard cotton cushions and square shaky table on which stood dishes of melon seeds, peanuts, hazelnuts and hardened wushiang toufu-a bean product[13].

“五香豆干”是属于中国的特产，英文中没有相对应的词语，如果只采用音译或只采用直译的方法进行处理都显得晦涩难懂。林在此采用“音译+意译”的方法既保留了中国文化的异域特色，又通过给出大致意思(a bean product：一种豆制品)来让读者一目了然。

4.“直译+阐释”

原文：坐吃山空

译文：Sit eat mountain empty (if you only sit and eat and do nothing, even a fortune as big as a mountain will vanish)[11]192.

5.编译

原文： 礼乐所以“教民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业”，然后“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社会之不安，政治之纷乱，皆起于“血气”心术无所制防，喂得其正[14]98。

译文：Rituals and music help to achieve this social harmony by establishing the right likes and dislikes, or what we call good taste in the people. Social and political chaos comes from certain unregulated desires[14]98.

从以上几个例子可以看出，林采用了多元的翻译方法来处理中国文化负载词的英译，他能够灵活地交替使用或结合不同的翻译方法，这足以体现了其“尚和”及“包容”的精神。比如，林在例5中首先展示给读者的是对原文逐字对应的翻译，目的是保留中国文化成语的异域特色，但是考虑到读者的接受效果，他又用通俗的目的语作了进一步解释，这样既起到文化宣传的作用，又能为目的语读者所理解和接受。在例6中可以看出，译文较为简单，和原文不是完全对应的。原文中所描述的中国文化是目的语读者所不熟悉的，通过简单的阐释来表达其大意足以让目的语读者所理解，这亦是林翻译中编译手段的典型体现。

对待中国文化“走出去”，林始终保持着文化自信的态度及文化平等的原则来审视中西文化间的交流。由以上例子可以看出，林在从事文化外宣翻译时，能够站在国际多元化的高度，带着“包容”的态度面对两种文化及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异，以“尚和”的精神对外传播中国文化，通过灵活运用多元的翻译方法，来确保译文既能保留异域特色又能和他者文化相互融通，达到文化融通及建构多元文化体系的目的，最终使得世界多元文化走向“和谐统一”的局面。这正是“和而不同”思想内涵的完美体现。

结 语

文化的不可通约性给翻译带来重重挑战。在不可译而又不得不译的情况下，文化外宣译者需要持有“和而不同”的态度择取多元的翻译方法对不可译现象进行各种干预，使译文既保留异域文化特色又能为目的语读者所理解和接受，让世人了解真正的中国文化和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本文通过从“和而不同”的角度探讨林翻译的文化态度及灵活的翻译方法，指出“和而不同”哲学思想能为中国文化外宣翻译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能够影响译者文化态度和辩证思维的形成，进而影响翻译策略的择取和译文的质量，使译者在求同存异的前提下译出理想的译文，对外展现真实的中国形象，以实现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