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金月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莎士比亚作为世界文学史上最著名的戏剧家之一，其作品自问世后就不断受到各种各样的研究与评论，形成了以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以及20世纪的历史主义、文化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等各种批评方法阐释的莎士比亚评论。400多年来，反映着各个流派美学趣味、审美理想的评论构成了一部宏大的莎士比亚批评史。其中，18世纪的莎评作为一个重要阶段，在莎士比亚批评史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这一时期批评家的思想观念复杂，他们虽然遵循古典主义原则批评莎剧违背传统戏剧规则，但又以更加开放的态度灵活对待传统戏剧规则，肯定了莎士比亚的伟大创作，赞美了莎剧的艺术魅力。本文将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伏尔泰、约翰孙、赫尔德、莫尔根的莎评分析，将18世纪莎评的主要特征进行归纳和总结。

一、以伏尔泰、约翰孙为代表的古典主义莎评

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人物伏尔泰和英国古典主义学者约翰孙的莎评在莎评史中占据重要地位。

(一)伏尔泰莎评

法国是新古典主义的发源地，伏尔泰作为古典主义大师，自然以古典戏剧的标准批评莎士比亚作品。他同众多17世纪古典主义学者一样遵守古典主义审美原则，认为莎士比亚丝毫不懂戏剧艺术的规律，甚至断送了英国的戏剧[1]347。在《塞米拉米斯》序中，伏尔泰严厉批评《哈姆莱特》是个既粗俗又野蛮的剧本，甚至不会得到法国和意大利最卑微的贱民的支持[1]352。他认为剧中人物疯疯癫癫，语言插科打诨，情节粗俗荒诞，身份和语言完全不符合古典主义的得体原则。他还在《高乃依评论：〈贺拉斯〉》一文中指出，莎士比亚竟将二十年的事情堆砌在一起，场景从酒馆转换到战场，又从墓地转换到宫廷。可见伏尔泰以三一律为准则，认为莎士比亚的剧作是有损规律、有损典雅和有损真实的[1]355。但是，伏尔泰作为一位杰出作家，在以古典主义审美原则批评莎剧的同时，又凭借对艺术的敏感性看到了莎剧的艺术魅力。虽然莎剧不符合三一律，但是其摒除了千篇一律、格式化的手法反而更使受众感兴趣。即使荒唐的一无是处的《哈姆莱特》仍可以从中发现一些崇高的优点：在人物描写方面，以往涉及鬼魂的情节受众认为是恐怖的，哈姆莱特父亲的鬼魂却被认为写得十分真实，这是因为他是受害者，其存在就是为了揭示罪犯陷害无辜者的阴谋，相信每位受众都会同情他的遭遇，并希望将罪犯绳之以法。莎士比亚将人物赋予真实性，像普通人一样自然，不掺杂为艺术而艺术的修饰，从而使受众看到了引人入胜的作品。可以看出，伏尔泰对莎翁的态度十分矛盾，在以古典主义原则否定莎剧的同时，又不得不为莎翁所折服，赞赏他创作的真实性、生动性，称莎士比亚是“具有充沛的活力和自然而卓绝的天才”[1]347，从而将他的错误归于生活在粗野的时代[1]354。伏尔泰作为第一个将莎剧介绍到法国的人，虽然对莎剧没有遵守古典主义原则的形式颇有微词，但又看到了莎剧内容上的艺术特色，总体来看，他的莎评赞美大过批评。

(二)约翰孙莎评

约翰孙继承了17世纪英国莎评的开明派传统，与伏尔泰相比，是更为开明的新古典主义者。他以辩证的方法对莎剧的艺术性作出客观、全面的评价与总结，使其见解“成为18世纪莎评基调中的主旋律，也是后世莎学研究者必读的经典”[2]。

首先，约翰孙认为莎士比亚的剧作是经过时间检验的，它们经历了历代受众的评论及与其他作品的比较，经历了审美观念的数度变迁和风俗习惯的屡次更改[1]38，依然屹立在世界文学史上，并且在各个时代都大放异彩，像花岗岩一样不受时间洪流的任何损伤[1]46。在此基础上，他提出莎士比亚能够得到不同时代的普遍关注在于其“忠于普遍的人性”[1]42。其次，他还就古典主义学者常常指责莎剧不遵守三一律、得体说而且运用悲喜剧混合的形式等作出辩护。他认为剧中角色的言谈举止自然朴素，“国王也和普通人一样爱喝酒，酒在国王和普通人身上同样会作怪”[1]42。因为莎士比亚用凡人的语言表达出了凡人的思想感情[1]41。而且悲喜剧混合的创作手法更能表现人性的普遍状态，接近生活的真实面貌，更易引起受众的共鸣。另外，是否符合三一律并不影响受众看演出，他们追求的是艺术的真实，而不是现实的真实。剧情是为唤起受众内心的情感，设想自己的行为，感慨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因而演出过程允许幻想，就不可能把它限制在固定的范围内[1]53。但是，约翰孙也列举出了莎剧缺乏道德目的等一些缺点，虽某些批评有失公允，但他对莎剧详实的分析动摇了古典主义原则，使其莎评成为历代学者必读的莎评经典。

通过对伏尔泰和约翰孙的莎评梳理可以看出，18世纪的批评家在对古典主义原则的理解与运用方面更加灵活。伏尔泰虽然批评莎剧违背三一律和得体原则，但也从中感受到了莎剧别具一格的艺术魅力，他矛盾思想的背后，是对莎士比亚深深的赞许。约翰孙对莎剧是否遵守古典主义原则的形式不以为然，他反驳了以往批评家对莎剧的批评，详细分析了莎剧在内容方面为读者或观众所喜爱的原因，其客观的评价使他的观点具有极大的说服力。

二、以赫尔德、莫尔根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莎评转向

(一)赫尔德莎评

赫尔德是德国狂飙突进运动的领袖人物，他于1771年发表《莎士比亚》一文，对以往倒莎派提出的指责作出总结。

首先，他通过历史研究的方法追溯希腊戏剧的来源，说明三一律不适合莎士比亚的剧作。人们可以通过另一个事物看到某个事物的起源，同时也要看到它的变化[1]263。因为艺术是时代的产物，希腊戏剧原则也并非是一蹴而就的成果，它是那个时代经过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等诸多诗人的逐步革新才形成的。后世的戏剧家固然需要学习希腊戏剧原则，但是一味地照搬只会创作出没有灵魂的“雕像”。而莎士比亚的那些在过去看来不合规矩的作品恰恰展现出戏剧的张力与丰富性。

其次，赫尔德认为莎士比亚在处理戏剧事件时是一个天才。他通过对《李尔王》《奥赛罗》等剧本的分析发现，莎剧在时间、地点、事件上都有各自的特点；所有场面都是整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将时间、地点理想化，融入到事件进程中，通过构思将形形色色的场面揉成一个事件，以和希腊戏剧不同的途径达到与希腊戏剧同样的目的[1]271。

最后，赫尔德提到将莎士比亚的戏剧分为悲剧、喜剧、田园剧等剧种毫无意义，他的剧本都是历史剧，只不过有不同程度的喜剧、悲剧色彩，实际上都是为了造成中古时代的幻觉而上演的历史，多为英雄行动和国家大事，或者是一件世界大事里的、一个人命运里的一个完整的、有长度的事件[1]285。赫尔德称赞莎士比亚是自然和人生的创造者，他不是诗人，而是造物主，是世界历史[3]411。这样的评价与19世纪浪漫主义者对莎士比亚的高度赞扬不谋而合。

(二)莫尔根莎评

至18世纪后期，英国许多评论家逐渐不再执着于对莎剧是否符合古典主义形式进行批评，而是越来越关注莎剧的内容，分析剧中的人物性格，莫尔根就是其中的代表。他于1777年发表论文《论约翰·福斯塔夫爵士的戏剧性格》，引起了学界的关注。

莫尔根认为，分析人物性格应注意区分表面性格与真实性格，要从感官或印象出发，而不是从悟性或理性出发。悟性多是从角色的行动推断人物的动机和性格，这是非常表面化的。福斯塔夫胆小怕事、纵情声色、溜须拍马，甚至是战场上假死的投机者，他的种种行为给受众一种怯懦和耻辱的印象。“在戏剧作品中印象就是事实。”[1]89莫尔根“并不以为莎士比亚原来就想把怯懦作为他的天性的一个主要部分”[1]88，虽然从行动分析出来的福斯塔夫是一个负面人物，但从感觉上却觉得他十分真实，于是喜欢这个有点讨厌的角色，这是印象作用的结果。莫尔根看来，福斯塔夫以怯懦、机智、幽默的表面性格取悦受众，能够满足受众的期待；实际上勇气也是他性格的一个组成部分。莎士比亚故意淡化了福斯塔夫的正面形象[4]，福斯塔夫在具体行为方面表现出的勇敢和决心，并非真正懦夫的表现。福斯塔夫的性格丰富多样而又完整统一[5]，是由各种矛盾构成的立体人物。不论从主观的印象还是从客观的理性去理解，福斯塔夫都有着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6]，外表放荡不羁，内心坚强勇敢，不会被嘲笑与失败所打倒。莫尔根不仅分析了福斯塔夫的复杂性格，而且通过细致考察还展现了莎士比亚对艺术的高超驾驭力，称他是一个拥有一切戏剧技巧和天才的伟大人物[1]93。莫尔根奠定了莎士比亚剧作艺术评论的基础，其评论中强调主观感受和印象的批评方法已经具备19世纪初期浪漫主义特征，是莎评转入浪漫主义批评阶段的最后一个风向标[3]412。

从赫尔德和莫尔根的莎评可以看出，他们的研究内容更加深入。赫尔德以艺术反映时代的历史主义研究方法为莎士比亚辩护，成为彻底与新古典主义决裂的第一人。莫尔根在约翰孙的基础上，从印象、感觉等方面深入分析莎剧的人物性格，指出人们喜欢福斯塔夫这个有些令人讨厌的角色的原因。他们将莎学研究又向前推进了一步，流露出的浪漫主义思想也被19世纪学者们所继承。

三、18世纪莎评的主要特征

通过对18世纪以伏尔泰、约翰孙为代表的古典主义莎评以及以赫尔德、莫尔根为代表的早期浪漫主义莎评的分析可以看出，18世纪的批评家们对莎剧的批评愈来愈客观，研究愈来愈深入。经过时间的洗礼，莎剧以超越时空的永恒价值屹立在世界文学之林，其中18世纪对莎剧的批评或赞扬在百年莎士比亚批评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其主要特征如下。

(一)古典主义原则下的莎评从形式转向内容

在18世纪古典主义原则下莎评逐渐从形式转向内容。

伏尔泰和约翰孙与同时代的许多作家一样，接受过古典主义教育，身上带有些许古典主义思想。伏尔泰虽然严厉批评莎剧在形式上违背三一律和得体说，却从内容上看到了莎剧的闪光点：不得体的人物被写得十分自然、真实，很容易引起受众的喜爱，并称莎士比亚是伟大的天才。处于矛盾交织中的伏尔泰没有突破古典主义的桎梏，将莎士比亚无视规则的行为比作天才的特权，他的局限性是时代的结果，但对于一个法国古典主义者来讲已经是相当开明的了。

约翰孙作为18世纪莎评的里程碑式人物，对莎剧作出了客观的论断，对莎剧违背古典主义原则表现出极大的宽容。他为以往指责莎剧违反三一律、得体说及运用悲喜剧混合的形式等方面作了一一辩护。伏尔泰只看到了人物的真实，约翰孙比他更进一步，提出了莎士比亚忠于永恒的人性这一观点，认为莎士比亚在各个时代都具有影响力是因为他表现了人性的普遍状态，身份地位的高低不代表人性的善恶，因而以时间、地点以及悲喜剧混合的形式去服务情节，有利于表现最真实的人性。约翰孙在从内容上剖析莎剧艺术方法的过程中，阐释了其违背古典主义原则的合理性，这是莎学研究的一次重大突破。

至18世纪后期，赫尔德追踪希腊戏剧的起源，证明艺术根植于时代的土壤，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特色，不能将以往的形式强加给后世，从根本上否定了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莫尔根则不再谈论莎剧在形式上是否符合古典主义审美原则，而是从内容上分析莎剧的人物性格。

可以看出，从伏尔泰到莫尔根，学者们逐渐否定古典主义形式，把焦点转移到莎剧内容方面的艺术特色，渐渐使人们认识到莎剧的永恒魅力。

(二)在文艺批评标准方面莎评从古典主义向浪漫主义转变

18世纪莎评的另一特征是在文艺批评标准方面从古典主义向浪漫主义转变。

伏尔泰批评莎剧不遵守三一律及得体说，约翰孙为莎士比亚辩护的同时也指责莎剧缺乏道德目的。这是由于18世纪的社会环境普遍遵守这些原则，人们固守着传统观念不愿意有人打破它，学者们也大都以此为武器批评莎士比亚。学者们是古典主义批评者的同时也是受众，古典主义的束缚不能磨灭他们对莎剧的赞美。伏尔泰以说不清道不明的矛盾态度感觉到莎剧中人物的真实性、生动性，从作品中看到真实、自然流露、丝毫不掺杂艺术修饰的本性[1]356。约翰孙赞美角色的对话自然、朴素，表现着人类的真实生活以及人性的真实状态，这种真实产生了巨大的戏剧感染力，使受众感受到剧中人物的感情，感慨不幸事件发生的可能性，设想他们自己在同样的情况下会做出何种行动。约翰孙的这一评论显示出他已逐渐突破古典主义的束缚，不知不觉向浪漫主义莎评靠近。

赫尔德提出莎士比亚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界，通过营造空间和时间的内在主观感知秩序来左右人的心灵[7]，称他是自然和人生的伟大创造者。莫尔根对福斯塔夫的分析提出要从印象、感觉出发深入揭示人物性格，强调受众的内心感受，开创了浪漫派解释莎剧人物的先河[8]。

可以看出，从约翰孙到莫尔根，对莎士比亚的理解愈加偏离古典的趣味，让“莎士比亚”愈加抒情化、“意欲”化[7]，不仅为19世纪浪漫主义莎评奠定了基础，也为今后不同流派的莎士比亚评论起到了带头作用，让莎剧的价值在各个时代大放光彩。

综上所述，18世纪，从伏尔泰、约翰孙、赫尔德到莫尔根，对莎剧的评论也从17世纪的定性分析转向对具体问题的探讨，越来越丰富多彩。虽然早期学者仍受古典主义的束缚，批评莎剧违背传统原则，但他们也逐渐克服思想局限性，使得18世纪莎评摆脱古典主义原则的束缚，开始关注莎剧内容上的艺术特色；同时在文艺批评标准方面开始由古典主义向浪漫主义审美批评转变。这一时代的学者从更高的角度分析莎士比亚的作品，作出开放、包容、客观的评论，可以说为今后几百年的莎士比亚批评史奠定了基础，让无数受众感知了莎剧的艺术魅力。